《燕山楚水》：内藤湖南眼中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

《燕山楚水》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年）在1899年9月22日以来游历中国所作的游记和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现状的杂感之合集。作者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游览与考察，途经天津、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书中既有对中国名山大川的描绘，也收录有他与当时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会面时的谈话记录，从中可以一窥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夕，受过传统汉文训练的日本学者怎样看待昔日之文化母国。

游历南北中国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内藤家原是日本德川时代后期南部藩（相当于现今岩手县中北部及青森县东部）的武士，他的祖父和父亲汉学素养很高，所以内藤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教育，六岁时就能读汉字书籍，九岁时能写诗和词，十多岁的时候，汉文的写作水平就在家乡己经小有名气。他读的是师范类学院，毕业后，在家乡的小学当了两年多的小学教师，在1887年的时候，他选择去了当时己经成为日本首都的东京，开始了记者工作的生涯。以他从小到大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通和不错的文笔，内藤湖南很快就成为媒体新闻界和出名的评论家。他于1893年离开了东京到了大阪，成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的重要执笔者。1897年内藤担任《台湾日报》主笔，为此4月前往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赴任，仅仅一年便辞职，回到日本后成为《万朝报》记者。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到中国，翌年回国后便出版了这次旅游的见闻录《燕山楚水》。

内藤湖南见到的绝不是一个有着汉唐气象的泱泱大国，而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政界晦暗，民生凋敝的清王朝。1899年9月9日，首先映入坐船西来的内藤眼帘的便是山东半岛荣成湾，“不思山皆荒秃，山脚下土壤呈赫色，山坡倾斜，海岸上危岩触目，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掩，似南画常见之构图，国家衰旧，如此荒凉”。这时的昔日北洋舰队基地已被英国海军据为己用，但作者也看到了清王朝重整海军的努力，从德国新购入的两艘防护巡洋舰 “海容”与“海筹”号（排水量均为2950吨）。

随后，内藤坐船经大沽口上岸，坐铁路前往天津。大沽口的炮台在其眼中“罗列于河口海岸，以土筑成，然所见之处薄弱，其形状之细弱，恐其实用等于儿戏矣”；而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驻地，大清帝国的第二首都天津，内藤也目睹了令人极不愉快的“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场景：“天津紫竹林外国人租界设有公园，一星期有两晚演奏音乐，四周景物萧索，惟此处绿树苍郁，赏心悦目。不能进入此公园者有二，一为中国人，一为狗。中国人巡查威风凛凛，守护园门，阻挡其同胞进入园内。”

在北京，内藤感慨，“从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都……不过看了郊外的土地，我觉得地力已经枯竭，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随后他坐船南下江南。对于上海租界，作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今日乃东洋第一埠头”，“位为东西商利与物质文明之交会点……决不可以通常中国都会视之也”，另一方面却因东洋人在上海的势力远不成气候，使得“胜战（指甲午战争）余威至此已荡然无存，上海并非令人眷恋之地”。而在苏州，内藤特意前去参拜因《枫桥夜泊》闻名的寒山寺，只见“寺堂已全荒废，……文衡山草书、张继夜泊诗碑颓然嵌于壁间，大半剥落，埋没于尘埃污秽之间。凡来此处访问者，几乎我邦（指日本）人，苏州虽称文士汇集之地，却无凭吊古迹之人”。到了南京，内藤湖南发现这座明代古都“周长九十六清里，其规模之大，甚于北京，而现在人口不过十五六万，其荒凉可想而知”。当时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创伤酷烈，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金陵平定已经三十余年，元气至今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作者还游历了杭州及长江沿岸的武汉、镇江等地，最后坐船回到日本。

与中国人的笔谈

作为汉学家，内藤湖南谙熟汉文文言，因此可以与中国士人做“笔谈”交流——这也是中世纪东亚“书同文”时代的最后余晖。

初来乍到，在天津，内藤就与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交流了思想。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严复。严复当时是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他出版的《天演论》当时已经出版，内藤读后大加赞赏，“文字雄伟，不似翻译，真见大手笔”。内藤还夸奖严复“眉目之间有英爽之气……盖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也”。当时距离戊戌变法失败不过一年，慈禧老佛爷正在全国追缉“康党”，士大夫们钳口结舌，噤若寒蝉。但严复照样“议论纵横”，不避忌讳。在笔谈中，内藤对日清两国的财政状态做了比较，“敝邦（日本）岁人，现二亿五千万圆，以贵邦十倍之土，政府所人，不过一亿余万”，认为这“盖由中饱（贪污）之弊”，结果严复回答，“枵腹从公，人情所必不能者，故欲无中饱，必先由增俸始，不增俸而欲无中饱，则以欺相率应耳”，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威海，内藤湖南与日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的陈锦涛以及另外一位浙江籍知识分子做了笔谈。内藤频繁提及北京周围地力已尽，所谓“贵国京畿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这当然不是因为内藤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他在为自己发明的理论背书而已。早在1894年，内藤在《地势臆说》就断言，中国的地势发于冀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却移至江南，当下地势则在岭南。而这个“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最终落脚点是日本，日本将代替中国实现“东洋文化圈”的复兴，这是所谓日本的“天职”。

在上海，内藤碰到了文廷式与张元济。前者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后者日后投资了著名的商务印书馆。文廷式在笔谈中提到，“近人有议与贵国联合者，欲借贵国兵力”，对于这种隐然出现的维新派、革命派的亲日倾向，内藤湖南倒是比较冷静，“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贵国，恐柄凿不容，殷鉴已在台湾”，这当然指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强行割占台湾，引发台湾同胞的剧烈反抗。而张元济则在笔谈中感慨，“鄙国自四十年前起，已有变法之说，仿效西人者其事亦不少，而成效茫然。且今所谓洋务人才，亦只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因舍本逐末，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也”，这大概也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初衷了。

矛盾的中国观

在《燕山楚水》里，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即便是风景，在内藤湖南心中也已经比不上日本。燕赵的北京、天津自不待言，即便是江南秀丽之地，也没轮到几句好话。在沪上，“上海郊外，草树茂盛，禾谷丛生，青葱芊绵，全与我邦无异，但其缺乏修整而已”。在嘉兴，“南国沃土，放眼望去，草树葱郁，带雨色更浓也。民俗逸惰，阡陌不为修理，听任河渠纵横，冲刷树根，浸淹田圃”，这实在是对保持当时中国最高亩产率的浙江农民的污蔑之词了。到了杭州，岳王庙“安置于庙内之像戏剧般夸张俗套，令人生厌”，内藤甚至对庙外放置秦桧等四奸人像大不以为然，“千载之下，恩仇应已似逝水，何为留此鞭尸一般残酷儿戏，纵人唾骂乎?此国人耿耿于怀之性，可想而知”，这大概就是所谓民族性的差异吧。话说回来，内藤湖南对于杭州风景的评价，可以说还是最高的，“独杭州地方，山环海绕，地方逼仄，颇似我邦。城壁女萝蔓延，青翠欲滴，不比北方枯燥。如西湖，其景致殆类似于我京畿中国（日本关西等地），在中国乃最明媚秀丽者，而比之我邦则犹不免暗淡，若我濑户内海之澄莹秀朗风光于中国殆难求也。其山皆由断层而成，土瘦石秀，是以西湖之软媚犹然，未见若我邦土壤坟起，为细波起伏之状之温粹雅丽山容”。

这样“不如人意”的景色是谁造成的呢？内藤湖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对于日本在“大化改新”后曾经模仿但终于没有成功的中央集权制度，内藤湖南不吝言辞地加以抨击，“我个人认为，贵国的积弊，并不是从本朝开始，从远处究根本，则在商鞅的废井田而开阡陌上；从近处寻找原因，则在科举取士的有美名而无实效上。再加上郡县制度以来，（朝廷任命的）地方官不把（本地）老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 批判的矛头直指构成二千年帝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土地私有制、科举制及郡县制，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另外他还指出：“所谓千年的弊端，即便是在康熙、乾隆的盛世。也未曾得到缓解。特别是当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才得以粉饰一时的太平。现在要革除掉这些顽固的弊端，谈何容易。”寥寥数语展现的是内藤湖南心目中积弊已深、深陷受封建制度泥沼而积重难返、无法自救的萎靡大国形象。

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出路在哪里？内藤湖南给出的答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扬言为我势力范围，乃贵国士大夫之耻”，而“其维新之机须由贵国人士先作之”；另一方面，却也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想法，所谓“贵国南人北人，余意必非同一种族”，又如“以弟看来，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不周，此亦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殷富，为自卫之计，数年可以财足兵精，此形势之谈”，言语之间竟有些倡导“东南互保”的含义在内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也提到了中国东北（“满洲”），“据闻满洲地力尚未尽，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其地为俄国之便，非利于贵国”，中国的衰落与任人宰割就这样反映在外国人的笔下。 他的注意力就此转向东北，二十世纪开始后，内藤湖南七次前往中国东北。为配合伪满洲国的成立，1933年日本外务省作为对华文化事业部工作的一部分，筹划所谓“满蒙的文化事业”，内藤以他的学术声望参与了由东京帝大、京都帝大联合组成的《李朝实录》、《明实录》中“满蒙”史料的摘编工作。当年又为成立“旧满文化协会”，抱病赴中国东北，出任“旧满文化协会”理事。这段并不光彩的经历，也使得这位因提出“唐宋变革论”而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汉学家，终于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