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滋培：看陶行知写文章

作者 | 邱滋培（《时代教育·行知纵横》杂志副主编）

熟悉陶行知的人知道，他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有七十五载。七十多年过去，社会各界对他的关注日益高升，对他的评价积极正向。尽管各地对他倡导的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与效仿，但对他在教育写作与教育文章上的研究还不够，这座被人遗忘的矿藏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躬身挖掘，多一人知晓注意，便多一人受益进步。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演讲与写作几乎贯穿了他的大半生。办平民教育、倡“小先生制”、兴晓庄孕育才、唤民众觉醒、应抗战运动等。他的笔杆子未曾离手，他的语言风格、话语体系、行事做派都透着“真”，显着“实”。他的话语与中国大众没有间隙，没有书呆子般的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篇篇通俗易懂，针砭时弊，就连他自己都说“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由此可见，陶行知先生的讲话与文章是为大众作的。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成果，陶行知的文章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陶行知的学生是服务中国图强的，陶行知的思想更有着中国传统历史精神与道德精神深刻的印记，等等，都体现在陶行知的文章中，学习研究陶行知的文章对我们的文风、与出世入世都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语言思想、文章内容应该是映射现实、实事求是、启人思考、导人进步，是清醒之言。俗话说：“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无论何时何地，好文章应该也必须在思想上开导人，唤醒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催生人的行动力，使人为社会美好愿景而做出力所能及地改变。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国家贫弱，列强铁蹄肆虐，可谓是内外交困，在形势逼人的境况下讲真话，讲当局者不愿入耳的真话尤其需要勇气与魄力。我们知道，那时候大多数文人志士是靠着手里的笔和一张嘴在战斗，为了唤起人们积极抗战他们顶着被国民政府特务暗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围剿屠杀的风险公开演讲、发表言论。像鲁迅、闻一多、李公朴、陶行知等爱国人士时常在大型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呼吁民众齐御外辱，他们靠一张嘴作战，更靠笔杆子作战。

本文主要从陶行知先生的讲话与教育论述理论文章为切入口，分析他怎样写讲话与教育论述理论文章及各自特点。

一、陶行知如何写“讲话文章”

1.观点鲜明，风格迥然，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陶行知的讲话联系实际，分析得当。

演讲需要讲话者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观点，完整地表达个人对人、对事的见解与思考，而后强调如何做，及做的目的与本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会直接影响他的文章风格，是诙谐幽默，是气宇轩昂，是慷慨激昂，还是缓缓道来，或疾如流星，都会影响讲话时的艺术发挥，尽管表达方式风格各异，但好与不好听者是会仔细掂量的，讲稿的品质（结构、逻辑、语言）、思想、价值观就是一篇文章的气质，好的演讲稿能牵动人心，引导听众。

1918年5月，陶行知在向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和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师生所讲的《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讲稿中指出：

教育为改造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

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读书要当作教书读，求学要当作教学求。蚕食桑叶，消化而吐出能为锦绣之丝；师范生求学，亦当融会贯通而吐出有益于人之事业也。

1921年夏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暑假学校演讲的《活的教育》讲稿中指出：

教育可分为三部：A.死的教育；B.不死不活的教育；C.活的教育。死的教育，我们索性把它埋下去，没有指望了！不死不活的，我们希望它渐渐地趋于活。活的教育，我们希望它更活。

1932年8月30日，陶行知在上海沪江大学演讲的《国难与教育》讲稿中指出：

我们知道，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不能解决国难问题的，尤其不是真教育。我们一定要有了真教育，才能对付国难。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力的表现，力的变化。

1936年5月16日，陶行知在南宁市中学演讲的《中国的出路》讲稿中指出：

“九·一八”以来所失之土地中，有两个宝贝，一是辽宁铁，二是华北的煤。这两个宝贝是发展民族工业不可少的。现在失掉了，我们的工业就不能发展，我们的工厂就为日本鬼打碎，以后只能永远靠着种田过日子，作他的农奴，供给他们原料，做他们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之收复失地，又可以说：是收回华北的煤、辽宁的铁，来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

陶行知先生的讲话语言有新意，有态度，有感情，他讲他自己的观察，发现与思考，联系当下与未来，既有创造，又有个性。1936年他在南宁的演讲，他将帝国主义掠夺的土地与民族工业发展联系起来，再说到殖民地与农奴问题，他深知“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扎根千年，首先重新唤起人们对“大一统”思想的重视，接着直言告知，要实现祖国的“大一统”就必须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重要性，须发展民族工业，以民族工业为守土安民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简短几句话就言简意赅说清楚了“收回华北的煤、辽宁的铁”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利害关系。

好的讲话与文章为什么能穿越历史长河抵达我们跟前？因为它总能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而历久弥新，其背后传达的精神道义正是它顽强的生命力，让它不论经历多少时间的洗礼，总能留存下来，为人引用，且在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解读以及内涵。

2.深入人心，印象深刻，讲大众能听懂的话。陶行知的讲话善用说理，语言质朴。

讲话越是生活化，表达越是具有趣味，愈能广为流传，生活中的口语表达通常不那么讲究语法规范与遣词造句，往往越引大众讨论的越招人喜欢，因为它具备勾连现实，讽刺现实的能效，其表达方式通常说者与传者朗朗上口，听者牢记于心，既达到了指导现实的作用，还有促进现实的作用，让你听后乐了，潜意思中还要思考言辞要害。生活化的语言形象生动，哲理性强，能经得起反复推敲，实在考验讲者的生活智慧。

1927年6月3日，陶行知在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寅会演讲的《行是知之始》讲稿中指出：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了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了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陶行知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

这是陶行知讲话风格的有一个显著特点，通俗典雅，用韩愈的话讲就是“雄深雅健”。初看这两段例话，你会觉得平常普通，再看，你会觉得新鲜，甚至眼前一亮，你看，“火是热的”“糖是甜的”“石头是硬的”“书呆子读死书”……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甚至是没有什么文化，没上过学堂的小孩都知道，而陶行知将“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与黄连放一块，将铁、铜、木头与棉花放一块，让你去尝去触去比较，然后再告诉你这是 “行之始”“知之成”，即很多事情是在你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结果的。可世间万物博广，怎可一一亲身历遍，不现实也不可能，陶行知接着又借用《墨辩》的话告诉你知识有三种“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很多不可能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推想得出，而推想的基础首先是自身经历，再是从书本，从长辈，从其他各处学得的，一个小小的生活经历，经过陶行知先生这么一番演绎，众人方才明白见惯不怪的事情表象后是这样的关系与本质，而这一点也印证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特质。

再说“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一词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工呆子”“钱呆子”则较为少见，或许，很多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借事说理，他抓住了“书呆子”这一形象，深入浅出的阐明了不思变的要害，告诉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书呆子”，故用生活中学校里的“书呆子”这一活教材警示我们不要做各自行业里的“书呆子”。

二、陶行知如何写教育论述理论文章

成都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著名基础教育专家，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副会长姚文忠对陶行知的教育话语用了四个字做评价——“亲切质朴”。他认为，陶行知的语言和文章风格，一贯是亲切质朴、明白易懂，属于大众。确实，翻开《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全集》，陶行知的话语风格没有象牙塔里那种所谓的“专业化”“学术化”，没有标新立异，没有空洞概念，没有为解释现实而理论，也没有为解释理论而造新说法，用的仍然还是普罗大众所熟悉的话语，这一点也契合了当时诸多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特质。一则，当时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二则，只有用人民的话才能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才能够达到唤醒大众，改造社会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的精神，也为陶行知先生的一言一行铺就了底色。

今天，当我们再次捧读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时，我们会发现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有着他特有的节奏与调性。

1.有思想有温度，用教育家与知识分子的眼光写教育论述理论文章。

关于陶行知的身份界定有很多，教育家、思想家、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无论是将陶行知放到哪一个角色与身份界定上，陶行知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甚至还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与典范人物。

说陶行知是教育家，他一生兴学为民，办社会大学，办函授大学，惠泽学生遍布整个华夏大地；说陶行知是思想家，他一生恪守理性，坚守真理与良知，关心中国贫苦大众的未来，更关注中国民族的未来；说陶行知是知识分子，他一生著书立言，很多教育论述理论文章就为当时中国呈现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直到今天，他开出的良方我们都还在饮用，也的的确确起到了药到病除的作用。著名作家梁衡认讲：“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陶行知教育论述理论文章既分析教育时弊，又痛陈教育改革要点，同时还高瞻远瞩，能够看到独立事件的深刻影响，所以，他的文章既能直抵人心，撼动人心，让人实在不能不为之所动。再一点，陶行知倡导“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这种思想，几乎在陶行知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贯彻与体现，他的社会实践与经验思考总能相互结合、环环相扣，让人不得不叹为观止，从而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印证与检验。

当下社会，科技昌达，物欲横流，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达到了极致，实在很难让人静下心来，潜下心来。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教育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读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阅读通畅，容易理解，生动活泼，不但能调动读者兴趣，引起广泛讨论，这是因为，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既有术，更有道，不经意之间就把他对教育理解的道抛出来，且具有逻辑与深度、思想与温度。

1926年11月21日，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育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信条》一文，他呼吁众人要向着农民“烧心香”，要把农民的甘苦装在心里。95年后的今天，“乡村振兴”的这篇文章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成立了国家乡村振兴局，越来越多的力量将汇入乡村，改造乡村，为乡村换新颜。在《我们的信条》中的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他都对乡村教育发出了呼吁，指明了方向：

十二、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的中心。

十三、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十四、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十五、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用）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十六、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十七、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

在这短短的百余字中，我们看到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胸怀，看到了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师者精神，还有他一心为贫苦大众的人文关怀，更看到了他对贫苦农民饱含的悲悯。陶行知的一贯作风是与大众同甘共苦，他睡过牛棚，下过田，种过地，长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的语言与大众声息相通，亲如一家。在简短的话语中，他就直接言明了乡村教师与乡村改造的重要性，“用科学的方法”为民造，“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这些都是今天的乡村教育面对的问题，他的话语朴实，语重心长，仿若一位智者淌过时间这条历史长河鼓励你无论何时都不要被现实困境打倒，要始终深信我们的坚信是正确的，是会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地努力越来越好，最终实现。

1928年，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详尽的教会了我们区别“伪的知识”的方法，他告诉我们：

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

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他一辈子，不能辨别他的真伪；可是用他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的出去，伪的便用不出去，也如同真的锯子才能锯木头，真的锄头才能锄泥土，假的锯子、锄头一用到木头、泥土上就知道他不行了。

从上面所举的教育论述中，能看出陶行知对于自己的事业充满了自己的思考与认识，没有官样话、没有学究话，也没有阶级派头。在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中，处处都体现着他的个性思想与人格魅力，他的文章就如同涓涓细流，一点一点的滋养你，影响你，改造你。

2.有用典有情理，用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妙趣横生的手法写教育论述理论文章。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新旧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对抗，他一方面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这一点几乎也是那时有学习机会人士的显著特征。到今天，我们的教育也有这样的影子，一面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面学习西方文化，既读孔孟，也读苏格拉底与卢梭，在这东西文化的交汇中，文化的熏染是主导一个人思想的主要内容。那时，陶行知从海外归来，想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引渡到国内，使其服务国内民众。如何让未出国门的人懂得他的主张与思想，还得引用国人人尽皆知的本土知识去说道，结合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陶行知在他很多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中都有用到用典这一方法。

在《创造的教育》一文中，陶行知讲到了“创造”二字的含义，他分别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鲁滨逊，一个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游大观园。前者是鲁滨逊到了孤岛上想喝水，他知道可以用双手捧着喝，可这并不是很方便，后来他偶然在火烧过的地方发现泥土会变硬，他就把土做成了三个瓶子用以盛水，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后者是在游园中，贾母同媳妇在前船先行，宝玉同姊妹其后，行船中，因河内遍是破残荷叶，宝玉划船费力，且要跟丢前船，遂心生愤懑，扬言要叫人除了这些荷叶，此时的黛玉在旁说：“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样，宝玉厌恶的荷叶变成了天然乐器，使得宝玉重新看到了旧物的新价值，这是从有到新的创造。陶行知以两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来为自己所讲的“创造”服务，叫人在欲求创造时，要合理利用身边资源，或换个角度想问题，赋予原本事物新内涵，可取可用。

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效果，陶行知不仅将典籍中的经典拿来所用，还将生活中的俗语拿来用，同样也是妙趣横生，精彩绝伦。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为论述“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写道：

从前的秀才以为“不能出门能知天下事”，久而久之，“不出门”就变成了“不敢出门”了。……一般有志办学的人，也专门在有学校的地方凑热闹，把边疆和内地教育，都置在度外。推起原故，只有一个病根，这病根就是怕。怕难，怕苦，怕顾，怕死，就好好的埋了一生。

这种“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精神与国人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精神被重新重视，犹如一剂猛药，叫人不断往外跑，不断寻找新力量，同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精神一样，极大的丰富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涵。

陶行知的教育论述理论文章全面而系统，关于教育优先发展，他说：“教育是立国之本。”关于立德树人，他说：“培养国家观念、爱国实力与大国民之气概。”关于教育改革，他说：“改进教育者必须明白自己之问题，又必须明白他人解决问题之方法。于是调查、参观，实为改进教育之入手办法。”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他说：“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四有”教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就直接或间接引用了陶行知的重要教育观点，我们应该践行，弘扬，把这位“万世师表”的师者精神用以为国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陶行知不仅身处人民中，更扎根人民中，所以他能写出《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文章他都极力团结了人民的力量熔铸成伟大的民族力量，这是伟大的人格与国格思想的统一，利济苍生，为国为民。

当下，社交媒体影响着近10亿国人，在教育板块中各种教育文章层出不穷，在网民求新、求变的要求下，各类文章换着花样轮番登场。事实证明，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内容中始终都有陶行知话语，要么是整篇，要么是句段。放眼四海，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史中有很多经典，经过了时间洗礼他们都成了一座座高峰，陶行知的讲话与文章就是离我们较近的高峰，若我们及时回过头来看这座高峰，裨益定会大于日后。

在陶行知130周年诞辰之际，学习陶行知如何写文章，再对照自身如何写文章，让自己的文章在具有社会价值与传播价值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就是我们对陶行知最认真的学习与最好的纪念。

·摘自 | 《时代教育·行知纵横》2021年4月刊/栏目：师陶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