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李庄“何以煌煌”：四川小镇与一个时代的大师

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迁至四川李庄。为什么这些顶尖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要在彼时迁到这个四川省偏僻的小镇？李庄又为何能使来到此地的学子、学者们创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胡文怡上周末在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上的专题演讲，试图厘清“何以迁李庄”与“李庄何煌煌”这两个问题。

李庄的故事，一言以蔽之，便是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迁至李庄，并于此处，在学术科研、教育、文学、抗战等多方面，创造出了辉煌的成果。

而就是这短短几十个字所蕴含的故事，若想全部细细道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90本书肯定都是不够的。因此，现在关于李庄的著作是非常多的，而每一部曾在李庄生活过的外乡人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又必然会提到李庄一笔。所以，我就不赘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了。

我在阅读了李庄的故事之后，我心中有两个疑问。

第一，“何以迁李庄”？为什么这些顶尖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要在彼时迁到这个偏僻小镇？李庄，虽然和成都、重庆、昆明并称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但另三个都是省会城市，重庆更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陪都”，而李庄当时连个县都不是，只是一个小镇而已。

第二，李庄何煌煌？那些学子、学者们，为何能在这个当时的“穷乡僻壤”中，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果？当时不比今日，现在中国的一个村可能都有自己的飞机场，还通网通电。而当时的李庄，用“穷乡僻壤”来形容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为何能使来到此地的学子、学者们，创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何以李庄？

何以迁李庄的原因很多，但我想，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生存。人要生存，民族文化也要生存。

1940年夏，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了两年多，中华大地几乎半壁江山尽失，全靠太行山脉、秦岭、巫山和云贵高原这一片，挡在西部大后方之东，暂未被蚕食。而原先在北平的营造学社、南京的中研院、上海的同济大学等，全都已经被战争撵着搬了好几回了。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个脊椎受了重伤，一个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带着两个小孩、一个老人、一大堆资料，千里迢迢地先赴长沙，再转昆明。史语所呢，人好动，问题是所长傅斯年先生宏图伟略，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还有众多遗物资料，所以史语所但凡要搬，都得带着1000多个木箱子搬，箱子里还都是价值连城的图书和文物，动辄几十艘小木船，几十辆大卡车，提心吊胆、浩浩荡荡地先搬到长沙，再搬到昆明，所以我们不免可以得知，后来搬往台湾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同济是最惨的，据说自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日军就追着他们炸，他们一千多号师生，颠沛流离，带着一大堆东西，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连越南都去了，整整搬了五次，才搬到了昆明。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按说日军很难打进来，但这么多顶尖学府、机构，全拥在一处，密度如此之高，他可以用飞机轰炸呀。1939年至1941年，日军就是对准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心，疯狂轰炸，重庆在这期间被炸了124次。因此，最后能到李庄、能活下来的学府和机构，其实都是在昆明没被炸死的。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对彼时的中国来说，一点都没唱错。但事已至此，“回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继续向前走，才有可能为我带来希望”。既然昆明不能待了，便另寻他处吧。只有搬到敌人找不见、能存活下去的地方，只有在战乱中将文化的火种延续下去，我辈方能得到些许慰藉。我想，这大概是当时大部分在昆明的学子与学者，心中所想。

该搬到哪儿呢？最有经验的同济首先开始想招。这一看可不要紧，离云南最近的四川宜宾地区，但凡能从地图上找到的点儿，都已被其他机构占据了。而他们这浩浩荡荡几千人，没有“较大庙宇”，如何容得下呢？此时就要说到每逢谈论同大迁川，必谈的“茶馆会谈”，当然，这个专有名词是我生造的。中元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为同济找地方，正找得灰心丧气，南溪县李庄镇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正好来茶馆喝茶，一听这事，感觉李庄兴许能办到，便为钱子宁，和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牵上了线。懂得“国家危难之际，文教机构一定要保住”的高级知识分子罗南陔，在其中大力推动，全力张罗，最终，让“柳暗花明”的李庄镇，向烽火中的同济人张开了怀抱，而中研院史语所、营造学社等，便也随之而来。

现在看来，当时的李庄不偏不倚地满足了上述机构的最基本需求。

首先，远离战火。传说游历甚广的傅斯年先生都不曾听闻李庄镇这一地点，“地图上找不到”，很完美。且李庄地处沿江的特殊位置，常年为大雾所笼罩，被进攻、轰炸的机会相对来说便很少。在抵达李庄之前，梁思成先生曾说“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林徽因先生则描述生活在轰炸中，“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尤其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东西，而且今天很久都不会再吃任何东西，就是那种感觉”。在这种异常的生活和感受之中，人和学术科研怕是皆难以为继。而基本远离战火的李庄，则让人得以喘息，亦有了时间和心情来恢复生活与工作。

其次，李庄有“一片大好房子”，如表所示，“九宫十八庙”，大片庄园，可容数千人。

再者，李庄人民倾情支持，腾房子给“下江人”住。据说川南一带，当时都对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颇有偏见，认为他们会哄抬物价，败坏民风。而南京、上海来的学子、学者，那可不就是“下江人”嘛，我也是一名正宗的下江人。但李庄人民，在罗南陔等领袖的领导下，对迁来的下江人，可以说，在自己的人生经验内，达到了友善的极致。而且，他们还卖吃的给“下江人”。古往今来，只要给吃的就是衣食父母，还能怎么更好呢？

最后，李庄虽然偏僻至极，交通不便，但跋山涉水，总算是能到达；它又被渝、黔、滇三面环绕，尚能与大城市联络。总之，李庄的地理交通位置，正好处于一个“很难到达，但也不是到不了”的情况，再偏僻一分，则外界死活到达不了，再明显一分，又容易被轰炸。这可是个技术活，用一句大俗话来说，这是命运所赠予的李庄啊。

然而，李庄在当时在这些学子学者们眼中还是有不少的缺点。

正因为当时的李庄，恰好处在这么一个平衡点上，所以，除了勉强保证“下江人”的基本生存，其他真是再多没有了。

于是，没有钱的学生、学者们便经常处于一个“饿是饿不死”的状态。据现在的中科院院士、同济校友吴旻说，当时7、8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一个月就发二十斤米票，所有油盐酱醋都包含在内，米的质量又不好，根本吃不饱，只好吃蚕豆。蚕豆呢，每个月每人十几粒，想方设法让它涨大，变多一些，一粒一粒数着吃。而大家要知道，以节俭著称的范仲淹，每两天还喝一锅粥呢。学者们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梁思成一家，最后衣服、派克笔、表什么的都典当掉了，就为了换几条鱼。

物资短缺。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肥皂，没有；连好一点的白报纸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高精尖端的仪器了。

同时，李庄环境如此优美、原生态，蛇虫鼠蚁自然少不了。据梁再冰先生说，那时，她们的床上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这也就难怪，在傅斯年先生觉得李庄风景优美、地大房多的时候，林徽因先生，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了。

而最严重的，便是缺医少药。一堆得肺结核的学者完全没法治，比如营造学社的林徽因先生、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先生，还有在李庄死于肺结核的沈性仁女士——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夫人，一代名媛哪。而最令人悲伤的莫过于李济先生，小女儿已在昆明去世，大女儿只是在李庄偶感伤寒，竟也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离开了人世。这些残忍的事实，无疑让不被战争、却被疾病夺走生命的恐慌，始终弥漫在李庄上空。

此外，还有一个不算缺点的缺点。李庄如斯偏远，风气、人民虽然淳朴，但也十分保守。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吃人”的故事，几乎每本提到李庄的书里都要说一遍，可见这一事件之深入人心。我可以再说个别的，在同济大学到来之前，李庄的女性和男性是不可以在同一条河里游泳的。同济大学来了以后，不仅男女可以同游了，女性都能自己下河洗澡了，造福李庄。当然，这算时代局限性，不算缺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同济、史语所等的学子、学者们，硬是以他们无限的拼搏与坚忍精神，比在南京、北平、上海干得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梁家兄弟为例。

梁思成先生个人的鸿篇巨制《中国建筑史》，从无到有的里程碑式作品，无需多言其重要性。而营造学社众人，秉持着“只要梁思成活下来了，营造学社就活下来了”的信念，在梁的带领下，在完全没有任何印刷设备的情况下，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连照片都一笔一笔描绘出来，硬生生手工制作了七卷两期的土纸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只因学术刊物是一个学术机构的生命线。

而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先生，因种种原因，身体超级差。年轻的时候因工作太劳累得过两年肋膜炎，到了李庄之后又开始闹胃病；胃病刚好，上文提到，竟然也得了肺结核。要不是傅斯年先生连连写信拼命为梁家争取支援，让直升机把药品带进来；要不是家人朋友尽力照顾，梁思永先生可能也要交待在李庄了。但他就是拖着那样的身体，写出了殷墟侯家庄西北岗发掘报告的纲领，为这一鸿篇巨制的发掘报告（对，又是鸿篇巨制）构建了良好的框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同济师生如此之多，成果自然亦如繁星闪耀，不仅为李庄通上了当时大城市都没有的电，更为川南人民治好了顽疾“麻脚瘟”，精力蓬勃，生机无限。

而这些成果，无疑向当时的世界传达着这样一种声音：你可以折磨中华人民的肉体，但你永远无法击溃中华民族的文明！

何以煌煌？

可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们究竟为何能成果煌煌呢？总结下来，似乎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李庄的学子、学者们，是无法未卜先知的，他们知道李庄就此安全了吗？他们知道五、六年后抗战就会结束吗？他们不知道啊，没有炸弹的一天，就是完美的一天，他们仍然笼罩在随时可能会到来的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之中，此种心情下，众人必然非常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第二，在李庄能干的事儿比较少，但这群人可是当时全国兴趣最广泛、好奇心最重的一部分人。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同学应该有这种感觉，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网，下河摸鱼、上树抓蝉，哪怕是跟邻居家的小朋友疯跑，也是很好玩的一天。而来到李庄的学子、学者们，便是骤然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之中。那必然要找点事情来干。现成的，可以学习，研究，简单的环境中，这些事物更显出了它们原原本本的趣味性。延伸的，可以爬树、游泳，此时此刻，简直妙趣横生。就这样，他们过上了每天健身、看书、学习的健康生活。

第三，氛围好，干扰少。譬如梁思成先生以前在北平，高高兴兴在家画图，突然，“东亚共荣协会”给你一封请柬，硬要你去吃饭，你不去，可能会被抓；去了吧，恶心自己，横竖都是恶心，图也画不下去了。比如同济的同学们，以前在上海，今晚看个电影，明晚打个牌，时间就溜走了，哎呀，又没学习。而在李庄，不仅没有这些社交上的打扰，反而，你本来学习了一天，想出门散个步，一抬头看见你的导师和你的班主任，一边讨论学术问题，一边向你走来，你赶紧打个招呼，回去学习去了。你在大学食堂突然说德语，可能会招致异样的眼神，但李庄人民听见你在茶馆说德语，会纷纷露出崇拜的表情。这整个氛围就是一种鼓励学术、鼓励科研的氛围。

有了珍惜的心情、健康的生活、良好的氛围，再加上第四点，前期的积累，“李庄煌煌”的必然性似乎正在显现。学子、学者们是被打断了正常的学习、工作而来的，这便意味着他们手里带着很多前期工作，只是被战争逼得奔波来去，没有时间分析、总结。同时，做研究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就是明知材料是永远收不完的，却仍然停不下来。此刻，便需要一个机缘，灭了他们搜集材料、无限准备的念想，成果便呼之欲出。而李庄，就是这种机缘的提供者。

第五，苦难当然能激发一部分人的斗志。大家都看过《鲁滨逊漂流记》吧？正因那个岛上啥也没有，鲁滨逊为生存所迫，最后才成为了野外生存的超级达人。学子、学者们亦是同理。天时地利人和，安安静静、开开心心地做着研究，岂能被一个显微镜、一台印刷机器绊住不成？攻克无数难题抵达终点、从无中创造出有的这种事儿，应是大部分好奇心重、尊崇知识的人都非常喜欢的。

第六，我相信，以知识造福李庄人民，也是当年这批顶尖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最好动力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庄的“下江人”都回到了原先所在的地方，还在世的人少不了常回李庄看看。思想的火花来自于不同思维的碰撞，小小的李庄将几千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骤然拉近，它们的碰撞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照亮了抗战时期中国的西南大后方。希望那盼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李庄时代，至今仍激励着你我，追随先贤不屈、拼搏、乐观的脚步，在中华崛起之今日，仍不忘却，那穿破战火的李庄精神。

【参考文献除文中所提到的著作外，尚有《傅斯年全集》（傅斯年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李庄往事》（岳南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梁思成传》（窦忠如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等。】

本文系作者在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的发言整理稿，经作者审订，澎湃新闻获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