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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中国摩根”陈光甫在解放前后的去留抉择

杨康书源

2017-05-29 10:43

来源：澎湃新闻

陈光甫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金融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中国摩根”之称。他白手起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抗日战争中，陈光甫积极投身民族救亡事业，以私人银行家的身份代表中国几度赴美谈判，与美国政府达成了桐油贷款、滇锡贷款等重要美援协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前后，在国共双方进行生死角逐的关键时刻，陈光甫也自然成为两党积极争取的对象。然而，陈光甫最终并没有选择留在大陆。

陈光甫赴美谈判时与驻美大使胡适（右）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中）合影

辗转反侧的思想斗争

1948年11、12月，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胜利的天平已逐渐偏向中共，北中国即将全面解放。而此时的陈光甫却离开了时局的中心，飞赴重庆、成都、昆明、香港、澳门等地考察，一来遍访风景名胜，流连于山明水秀；二来从报纸中观察时局变化，思考今后的出路。

此时，中共在《南华早报》上发文，宣传建政后允许私人经营。陈光甫对此评价甚好，认为照此发展就可以不再搬家，“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

但陈光甫却一直踌躇不定，原因有三：第一，他担忧工人主政后，会组织工会，驱逐经理，搞清算斗争。

第二，陈光甫对于《大公报》将其称为“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说，“江浙财阀”名称乃日本人所创造，而仅以这一名称有刺激性，就直接沿用，一般记者更是毫不探究，直接用来刺激人心。这令他十分不悦。

第三，陈光甫身为银行企业家，长期接受西式教育，对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心中，中国的未来只有西式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他坚持认为：“中国生产政策，试办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办法。”并且提出十二条建议，提倡鼓励保护投资、全境航运开放、各省自治、币制独立、裁军等。但这样的观点与中共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无疑存在重大的分歧，要他轻易放弃坚持了一辈子的观点显然是不现实的。

陈光甫的护照

国共双方的争取

1949年1月21日, 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次日，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并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试探中共反应，并再三邀请陈光甫加入代表团。

陈光甫与李宗仁是多年的老友，关系密切。陈光甫曾说：“李君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早在北伐时, 李宗仁就很看重陈光甫，与他结交，成为知己。陈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可是, 当李宗仁真的当上“一国之元首”时，陈却婉言谢绝，称：“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当时，蒋介石一方反对国共和谈，蒋身边的顽固分子竭力劝阻陈参加和平代表团；而共产党一方则殷切希望陈能够参加代表团。2月8日章士钊单独告知陈光甫，他已经收到北平电报，大意是，共产党人渴望陈参加代表团。此时，他也看到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并敏锐地指出：“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陈光甫虽然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诚意，但他担忧赴北平参观会让自己再次被裹挟进政治中去，从而中断退休计划。经过长期思想斗争，几经反复，他开始郑重地考虑离开。

陈光甫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在于他看不清大势，而正如他所言，“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从上海经香港前往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陈光甫回到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由于大批著名银行家都先后到此避难，彼时的香港便成为了国共双方搞统战工作的“隐形战场”。1949年6月底，蒋介石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亲笔信到港“慰问”，大谈中共战线长、占领上海问题甚多、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云云。但陈毫不为之所动，对这套空洞说辞颇为反感，觉得这不过是国民党人的幻想和期望而已。

就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共方面也加强了对陈光甫的争取。国共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章士钊，就奉周恩来之命来香港。他告诉陈光甫,毛主席正等待他们三人能否北上的电报，但陈还是以担忧被蒋介石报复为由而拒绝了。7月4日晨，陈光甫又接到留守上海的上海银行总经理伍克家打来的电报，其中包含黄炎培的电报，转述了周恩来的劝告，“临行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陈光甫复电伍克家，请他代为说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北返。

1949年9月，北平正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此盛事，自然希望能邀请陈光甫参加。9月12日，李济深派李绍程携亲笔信赴港，面见陈光甫，邀请他参加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并规划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案”，并向陈光甫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誊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

尽管陈光甫依然称病谢绝北上，但这封信无疑对陈光甫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不再一口回绝，而是留有余地，表示“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原稿中还有“自维虽届衰年，顾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此志不懈，自当为新中国效微劳以竭余力”这样的话。但在正式复函中，这几句话还是删掉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最后的抉择

在陈光甫摇摆不定之时，一场不大不小的“电汇风波”使其彻底断绝回国的念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把外汇业务委托给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国家商业银行三家。1949年9月15日，上海中国银行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一笔950万港币的款项从上海汇到香港。通常一份电汇只要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笔汇兑业务未能在本日完成。9月16日、17日又恰逢周末，按银行惯例停办汇兑业务。然而，9月18日（周一）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盯住美元的模式，但战后英国对美国的沉重债务使英镑面临着巨大压力。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将英镑对美元汇率从1:4.03大幅贬值30.5％至1：2.8。

英镑贬值影响到了这笔外汇业务。上海中国银行遂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赔偿损失95万港币，并要求迅速解决，甚至暗示如不照办，有可能将其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考虑到上海中国银行隶属上海人民政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许多人都主张赔款了事，免得节外生枝。但陈光甫则认为，“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此后的几个月间，陈光甫为此事书电往复，辗转斡旋。最终以交付6万港币的赔偿金而告终。

对于这次汇款事件，陈光甫在日记中表示：“这次经历让我对共产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有受压迫情形”，新政府的某些部门利用“不合理和欺压的手段”来对待私营银行。

1949年10月4日，陈光甫在香港读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四份。陈认为刊物内容涉及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业务方针，已超出了职工会的职能范围，对此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职工会的职能，在于谋取职工的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而不能主动干涉管理，这增加了管理层的管理困难。他认为，管理人员经营企业，必须具备熟练的技能、高深的学理和丰富的经验，而职工会学习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等内容并不能帮助员工熟悉业务。大约从这时起，他隐约感觉到大陆的上海银行已经和自己渐行渐远。

1950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仍推陈光甫为董事长。陈光甫感到十分意外，他要求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立即来香港见他，资未去。陈光甫感慨地说，他从前不听庄得之的话，现在轮着他自己当“庄得之”了。弦外之音，就是从此起，大陆上的上海银行，他再也不能遥控了。资耀华因故推迟了四个月才去香港见陈光甫，在谈话中陈光甫发现这位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部下“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并完全支持共产主义那一边了”。

1951年1月1日，陈光甫改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重新以“上海商业银行”名义向香港当局注册，并对外营业，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彻底脱离了关系。1965 年台北上海银行总行开业，陈光甫从此定居台湾，直到1976 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