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混血诗人黄瀛的光荣与奇观

在这个后殖民与全球化的时代，旅居他国、用他国语言写作，已不再是罕事。然而，黄瀛是唯一曾活跃在20世纪日本诗坛的中国诗人。身为中日混血儿而用日语写诗，备受同时代日本诗人、小说家们的揄扬，不能不肯定其才华；而他终于在30年代选择了中国军人身份而中辍了日语诗歌写作，又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惋。每个独特的个人，最终都被历史所书写；在被历史书写的同时，又在创造历史。

与生俱来的诗人

黄瀛1906年出生于重庆。父亲曾赴日留学，任重庆某师范学校校长，母亲则是从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日本小学教师，交换至“清国”担任日语教习。父亲早逝后，母亲将8岁的黄瀛带回老家日本千叶县上小学，但坚持他保留原有的中国国籍。黄瀛因中国人身份未能获准升入公立中学，并在同龄人中遭到欺凌，这些都唤醒了他的混血儿意识。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中学生黄瀛正在天津探亲，因地震后东京学校均已停办，遂就近在青岛的日本中学就读。这所学校在当时被誉为设备条件甚至超越日本本土的中学。根据黄瀛回忆，他的同学中有小说家南条范夫，有后来成为日本左翼文学家鹿地亘的夫人的池田幸子。在青岛日本中学就读的两年，是黄瀛一生中创作灵感最丰沛的时期之一，据称每天写诗达20首以上。

1925年，黄瀛描写青岛晨景的抒情诗《清晨的展望》一举夺得《日本诗人》（北原白秋、荻原朔太郎等主编）“新诗人号”头魁，19岁扬名日本诗坛。他不仅迅速结识了高村光太郎等诗坛名宿，也立刻投入到与诗友草野心平等创建诗刊《铜锣》的工作中来。《铜锣》从第4期开始，加入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宫泽贤治。

1926年黄瀛由高村光太郎推荐进入东京文化学院。在这所男女同校、气氛活跃的学校里，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担任校长助理，同学中也有许多未来的艺术家。黄瀛与导演龟井文夫（后拍摄了反战色彩的战时纪录片《战斗中的士兵》）等人曾是合住的室友，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1930年他在小范围内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景星》，以短诗为主，“收录的主要是在青岛、北平、天津、南京的作品”。因妹妹将嫁为国民党高官何应钦的侄媳等原因，他最终选择了军旅生涯，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他返回中国，正式加入中国军队。

黄瀛与日本友人们的往来并未就此中辍。1934年日本友人们为他精心整理出版了被誉为具“丰茂之美”的第二部诗集《瑞枝》。然而，或是由于日本侵华加剧所引发的内心矛盾，或是由于与日本文化环境的隔绝，归国后的黄瀛停止了日语诗歌写作。在诗人黄瀛渐告灰灭的同时，归国后的军人黄瀛可说是仕途顺利，历年升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别高参之职。作为中方的少将级翻译，他在日本战败时参加了南京受降仪式，翻译了中国致日本的文件和日本的投降书。这一时期，他还援助过无法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李香兰。

1949年，黄瀛率部在贵州起义，后因间谍嫌疑两度入狱。“文革”时的入狱，据黄瀛回忆，反而使他免遭“武斗”的性命之忧。80年代起他担任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在暮年走上了当年父母的育人之路。黄瀛的诗集《瑞枝》1982年在日本再版，他本人则于1984年重访日本，与日本文艺界的一众旧友重逢，此时高村光太郎等前辈诗人都已过世，而草野心平、井伏鳟二等友人依然健在。2005年，黄瀛在重庆去世。

从晚年的随笔与自述中透露出来的黄瀛其人，宛如他青年时代的诗歌一般豁达、明朗。诗人高村光太郎曾将其誉为“一个生来就无法罢休的诗人”。而黄瀛这股令高村光太郎动容的、无法罢休的力量，最终也被充斥着战争的历史所“休止”了。

从青岛吹拂到东京的“晚风”

黄瀛晚年在自述中称：“青岛是个好地方，于是以青岛为原型，我创作了大量诗歌……”黄瀛前半生对出生地重庆仅具模糊记忆，童年又一直身处日本，17-19岁两年的青岛中学生活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他对中国是何等国度、身为中国人是何种意义的最初最新鲜的感触。

在某个山丘上

耸立着一座教堂，它很有点南蛮的风尚

充满了长崎那种荷兰风情，绿色的屋瓦熠熠发光

傍晚，从市街外出归来

急匆匆地爬上那道懒洋洋的山坡时

在我的眼里

总是会回旋着温柔的风琴曲

从看得见大海的山丘上

密布的古典建筑里

风琴声响彻在夕阳映照的天际

就像耶路撒冷的神圣音乐

在××礼拜堂、△△天主堂、明德学校、圣功女学校

那围着长长石墙的

绿树掩映的西式建筑里

常常可以看见中国学生进出的光景

看起来是那么快乐而幸福

一边感受着宗教的喜悦

一边沿着石砌的小道漫然前行

有时会因为觉得自己很寒碜，而踢着沙砾来撒气……

——黄瀛《有教堂的山丘——青岛回想诗》（1925年）

诗从青岛的标志性风景“有教堂的山丘”开篇，那“绿色屋瓦熠熠发光”的教堂应是今天的江苏路基督教堂。会将这种建筑风格形容为“南蛮的风尚”“长崎那种荷兰风情”，应是出自日本人才会有的观察眼光。诗人对那些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所欣羡的是什么呢？完整的中国人身份？身上沐浴的“耶路撒冷的神圣音乐”？他身为日本中学学生，学校里高悬的是天皇画像，与西方教会学校及其飘然出世的宗教神圣感是无缘的。

从市街返校途中，诗人路过了一些礼拜堂、教会学校，其中“明德学校”即教会小学明德小学，今青岛德县路小学；“圣功女学校”则是1922年天主教神甫维昌禄在德县路创办的圣功女子小学。“市街”应是与另一“青岛回想诗”《天津路夜景》里天津路类似的庶民闹市区，作为德占时期的华人区，区别于日本中学所在的“古典建筑”云集的欧人区。日本中学得以在欧人区获得地皮，也是依靠日本战胜德国后在青岛获得的房产交易垄断权。

诗的后半，天色渐暗晚风鸣响，诗人听风琴声而幻想中世纪僧侣，受到感动黯然泪下。诗情从灿烂夕阳笼罩的喜悦转而进入朦胧夜幕下的“凄切”“黯淡”。一扇通往往昔幻境的门在暮色中打开了，又在诗人面前关上了。这首诗表达的正是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受。《有教堂的山丘》作于黄瀛从青岛初到东京的半年内。虽然一直接受日本学校教育，对日本现代诗歌传统也非常亲近，他在用日语写作时是否仍有被“现代”拒之门外的门外汉之感呢？对自己的“寒碜”感到气闷，这种情绪是否从青岛一直延续到东京？那令人泪流满面的“山丘上的风琴声”，抵达的是黄瀛的过去还是现在？

然而，回忆仍主要是愉悦的：诗中“我”黄昏返校时急匆匆的步履与山坡懒洋洋的坡度形成对比，温柔的风琴曲沿着山路回旋上升，作为回忆的声音，响彻在作者少年时代的夕阳映照的天际，沐浴在那既是祖国又是异乡的温柔的余晖之中。《有教堂的山丘》发表的那个冬天，黄瀛在东京过着夜间需要抱着火盆取暖的日子（见1925年诗作《致妹妹的信》），那时回想起青岛的夕晖、日本中学的暖气设备，以及当年穿梭于悠扬风景中的自己，会是怎样的悲喜交集呢？这个诗人是有祖国的，而他的祖国存在于那样穿行于西方建筑之间、身着日本校服、沐浴着中国斜晖的无法描述的缥缈一刻。

光荣与奇观：东洋与西洋的视角

《有教堂的山丘》流露出漂泊的混血儿身在任何一国都是异乡的凄切，令人想起另一位中日混血诗人苏曼殊曾以“断鸿零雁”自命；而黄瀛的另一首“青岛回想诗”《天津路夜景》则具备明确归属感，以“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光荣”作结。该诗也是诗集《瑞枝》的压卷诗，《瑞枝》的排列次序并非依据年代，以此诗总结全书应是作者意味深长的选择。此诗前半对青岛“天津路”街景的描写是光怪陆离的，着力于渲染租界城市文化混杂的异国风情：

啊，那时的我真是马不停蹄地走在天津路上

在青岛那散发着奶酪臭的街道上

为了熟悉中国的生活

我在燕子盘桓的暮色中穿梭

观赏着歪斜的金银招牌

闻着晚香玉清爽的芳香

我从山中开放着洋槐花的

令人窒息的中学宿舍里悄悄溜出

摇身变成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

深爱着这初夏的黄昏

我品味着一杯兰茶

把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夕景

一口气啜饮进心中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

——黄瀛《天津路的夜景——青岛回想诗》

日本学者冈村民夫在《“黄瀛的光荣”——书简性和多语言性》中论述，因日语“光荣”的发音（kouei）与“黄瀛”的日语读音（Kou Ei）同音，选择“光荣”这一用词是黄瀛的有意为之。“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就是从外部来肯定自己的中国身份，而将暧昧的边界性铭刻于己身。冈村民夫还猜想“天津路”并非实写，代表的是黄瀛对另一租界城市天津（黄瀛母妹所居地）的思念。然而天津路确实存在于青岛中山路北段的华人商区，诗中意象在现实的天津路上都有迹可寻，虚实两种理解或可并行不悖。

例如“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一句，“小小饭庄”日语原文是“料亭”，即有艺妓招待的高级日本餐馆，但这不符合中学生黄瀛的生活景况，也使全诗结尾感叹的“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成为无稽之谈。20年代天津路上已经有春和楼、东华旅社等多家高档中餐馆，此处的“料亭”可能正是这种设有雅座、装潢华丽、有所谓“中国风情”的餐馆，所以才让黄瀛自感沉醉在一种氤氲的中国气氛之中。这种逃逸到真正“中国”所感到的快乐，相当真实与新鲜。

关于诗中“钱庄阴郁的数钱声”等描写，20年代青岛的天津路确是钱庄聚集地，东莱银行、大陆银行等多家华商银行都在这里设有总行或分行，紧邻以兑换金元宝垄断当地金业的震华金店。作为客商熙攘来往之所，天津路客栈林立，西端更有华昌铁工厂吸引劳工涌入，正是诗中“从乡下来打工的苦力们”。街上还有“成文堂书局”的分号，为黄瀛来此又增添了理由。诗中的所有意象，都聚集于天津路这样一条典型的20年代华人商业街上。

诗人从山上的日本中学宿舍前往位于天津路饭庄，一路上街道的气味从奶酪臭到花香反复变化，可能因为这个中学生在赴宴路上饿着肚子，对气味非常敏感。这些气味与一路出现的不同层次行人伴随、交错，视线如一尾鱼一样在街道上游动，最后全部进入到一杯兰茶里，而茶又和黄昏的颜色非常契合，仿佛中国的气味、人、街景全都融入到这杯茶里，一口气喝掉后就飘飘然如同醺醉了。结句说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上光荣，“光荣”作为自己的名字又加以“无上”的修饰，更是一种迷醉之感，这只有黄瀛这种混血儿，跨越国境而又不受任何一国辖制，虽有国籍却尚未成为任一国家的臣民，才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正像高村光太郎说的，他是一种“自在的力量”。

黄瀛的幸福在于视角和身份的不固定和随时转换，随时可以从日本的角度观察中国，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日本，从东洋的角度观察西洋，从西洋的角度观察东洋；而他后半生的不幸则在于身份被固定在中国军人之中，再也不可能灵活地抽身了，也失去了诗人所需要的局外人保持距离的观照。

“敌国”与“祖国”之间的痛楚

黄瀛在晚年的采访中特别回忆了与宫泽贤治、鲁迅的交往，因为这些都是日本学者津津乐道的事。1929年黄瀛借士官学校毕业旅行之机前往日本东北部的花卷温泉，拜访已经病重的诗友宫泽贤治。后来，他将诗集《瑞枝》的一章命名为“心象素描”，而“心象素描”正是宫泽贤治的诗学概念。黄瀛并未成为宫泽贤治那样具备自己宇宙观的诗人，然而对宇宙性的关注，正是20年代日本诗坛的兴趣所在，尤其是对于黄瀛、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铜锣》同人。

黄瀛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黄瀛归国后的几年常出入内山书店，“在内山先生那儿，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在那里聊天喝茶，其乐融融”（《访谈：回忆中的日本人，以及鲁迅》）。在赞美鲁迅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人”之余，黄瀛对鲁迅的描述和回忆，有一部分几乎是傲慢的：“他对我说话的态度依旧恭敬有礼”；“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的日语有点糟糕”；“谈到这些，鲁迅先生愈发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感到悲观起来，感叹道日本真不错啊”。黄瀛并非因自己蜚声日本诗坛而对鲁迅不敬。高村光太郎为《瑞枝》所撰序言中第一句话便是：“说他谦卑恭敬，倒也名副其实，而说他心高气傲，也同样不假。真不知道，黄秀才会带着些许的口吃，说出怎样的出格话语。”看来，黄瀛确有几分像一个狂士。

黄瀛的傲慢在于他身处无人之境。可以想象，在黄瀛跨越国境线的一生中，并非没有遇到过其他的混血儿，更勿论留学生，然而没有第二个人有与他相同的身份和遭际。黄瀛并非不想摆脱这份孤独，也一直在寻找同类，例如他最初读到草野心平诗歌时看到诗稿来自广州，便直率地去信问道：“你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草野心平在30年后回忆说“这语气不知是在表示亲昵还是询问”。黄瀛在内山书店所遇到的那些从日本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们，包括鲁迅在内，对青年时代所接触的日本文化也都怀有某种乡愁，然而他们在日本时感受到的更多是郁达夫《沉沦》式的孤立、疏离与歧视，无人像黄瀛这样完全浸润在日本的文艺生活之中。他们没有享受过黄瀛作为混血儿的特权和在日本文化中如鱼得水的欢乐，同样也没有感受过黄瀛身为“敌国”与“祖国”之混血儿的痛楚。

混血是一种独特性。而在20世纪上半叶，身为中日混血儿是一种残酷的命运，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体验。黄瀛在他的后半生应当很明白，这种独特性最终也将随着他的生命一同逝去。就像他曾经结下的那些珍贵的友情，也将随着那一代日本友人们的生命一起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