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步｜给游手好闲的人：从头到尾在路上的路上观察学

《路上观察学入门》，赤濑川原平 藤森照信 南伸坊 編，

严可婷 黃碧君 林皎碧 译，

行人文化实验室，2014.

“同样的小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竟然像个陌生的小镇，可谓眺望的景致有多少，小镇的数量就有多少”。在《超艺术观测实务》这篇类似使用说明的短文尾末，铃木刚借用了莱布尼兹的这段叙述作结。

这段文字也点出了“路上观察”这类行动的野心：通过不同的角度观察，将同样的环境转化成陌生的“他方”，甚至只要靠着各种观看的景致，就可以决定这个“他方”的数量——这是一种不受环境规范或局限、只用自己的方式来认知世界的自由。

这篇文章收录在1986年由赤濑川原平等人编辑出版的《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当中，正如书名所强调的，“路上观察学”是以类似科学的方式定义在路上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的观察。这本书的编辑架构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宣言”部分是由前卫艺术家赤濑川原平与建筑师藤森照信，分别书写路上观察的定义；“街道的呼唤”是透过“路上观察学会”发起者赤濑川、藤森与南伸坊的对谈，铺陈这个概念成型的背景脉络；“我的田野笔记”收录了不同观察者的灵活运用；而“观察之眼”则提及在博物学、日本漫画等文本中不同的观察态度。这本书的发行不仅整理归纳了日本这种“观察”学门的特色，也为当时的日本带来一波路上观察的风潮。

金和次郎的著作及内页手稿

日本路上观察的滥觞，可从1920年代关东大地震之后今和次郎与吉田谦吉的“考现学”谈起。今和次郎从小就喜欢观察和画画，成长于青森线弘前市的他，小时候就曾自己一个人沿街一栋栋画下寺町一代的房子。在大正6年至11年间（1917-1922），今和次郎跟随柳国田南，开始至日本各地农村进行田野民俗调查，以素描的方式纪录传统民屋的建筑外型，也从当中练习采集与观察的方法，然而，这样舍弃城市生活日常的当下、到乡村里进行对古老事物的考察，却让他逐渐感到怀疑。

大正12年（1923），东京因为关东大地震的关系，城市当中原先的井然有序化成灰烬、震垮归零，举目所见尽是分崩离析的荒野。这仿佛经历重新开天辟地的过程，人们从搭建临时克难屋开始重建生活秩序，而“考现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

今和次郎首先开始进行两件工作，第一是和美术学校的伙伴组成“克难屋装饰社”，在街头散发广告传单，只要有人委托，就带着梯子和油漆桶去帮人进行彩绘装修；第二是观察在这种状况下的物质层面，从各式的木板招牌到灾民身上的穿著打扮，纪录人们如何在这样的断垣残壁中重新建构生活。现在所发现关于考现学最早的文献，是在大正13年（1924）吉田谦吉于《建筑新潮》发表的《东京克难招牌之美》（バラク東京の看板美），其中纪录灾后东京街头的各种广告牌，例如在京桥通的街头，小贩将许多灯笼悬挂在烧到只剩下树干的行道树上贩卖、以及药房招牌上写着“调配药剂。捕蚊纸一片四钱，面具十钱”等文字广告。今和次郎与吉田谦吉以如此细腻客观的观察方式，纪录当时东京灾后各种的状态，而这种“考现”的态度，也继续体现在其他纪录当中，例如1935年出版的油印杂志《物趣》（いかもの趣味），收录喜多川周行绘制的“考现学浮世统计”，纪录在不忍池船只浮游采集／乘船处，各式小船上乘客的男女坐席位置与比例，或是矶部镇雄的“烟屁股考现学”，在素描的图表当中，仔细写下烟屁股的长度、发现时间、烟灰缸的位置、烟屁股与烟灰缸的状态，甚至还计有烟灰缸里的火柴棒、烟屁股上留有的口红印等等。

赤濑川原平

到了1960年代，日本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安保斗争，东京仿佛再次经历一波地震，社会动荡不安，城市样貌天翻地覆。同样处于破坏与重建的交替时刻，赤濑川原平开始尝试不同型态的创作方式。

赤濑川在年轻的时候曾因为打工的关系，做过在身上挂广告牌的“三明治人”，因为不能自由活动，他开始观察路上的各种细节和些微动静，而这样“观察”的态度也影响后来他对艺术的认知。1960年代的日本艺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开始出现“偶发艺术”（happening）等艺术类型，赤濑川也在创作当中实验新的可能性，利用生锈的铁钉、坏掉的灯泡、破损的旧轮胎等杂物，将现成却无用的废弃物视为画布、画笔与颜料，在生活当中找寻各种可以使用的素材。70年代开始，赤濑川在美术学校担任讲师，他将考现学当成授课主题，利用课堂的时间带学生走上街头，实地观察街道上的各种元素，包括墙壁、电线竿、张贴的告示、海报招牌等等。对于艺术学生来说，这样学习方式也响应了现当代艺术当中对于传统的反叛与颠覆，进而思考艺术创作当中的“理念”（idea）与创作者主观位置等思辨关系。1972年，赤濑川原平和松田哲夫、南伸坊在进行城市街景的观察时，于四谷的祥平旅馆外墙发现“纯粹阶梯”（即一座可从左而上七个台阶、又从右而下七个台阶，没有任何实质功能的楼梯），后来甚至将之命名为“汤马森一号”。所谓的“汤马森”（Thomasson）其实自创的戏谑式专有名词，源自1981年美国大联盟选手Gary Thomasson被高薪聘请至日本后却屡遭三振，表现远远不符期待，被当时的媒体谑称，而赤濑川等人则取其意将“汤马森”定义为城市建筑遗留下来、不具实际用途的各种无用之物，是“人类行为、意识、情感与经济活动加乘的总和，再经去除后留下的残留物”，认为必须要对生活环境仔细的探查，才能分析何谓“汤马森”，并且观察人类社会生态与结构的细节。

除了赤濑川原平发起的汤马森搜查观测之外，《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也提及，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各种考现学的灵活运用，包括藤森照信与堀勇良等人在1974年组成的东京建筑侦探团在城市“寻找洋楼”、南伸坊的针对街道上告示张贴物的“招贴（ハリガミ）考察”、林丈二在东京23区进行的“人孔盖采集”、森伸之以模拟观察鸟类和昆虫的态度所进行“高中女生制服观察”、一木努对于城市当中即将拆除的“建筑碎片收集”等等。

“炸弹型汤马森”示例

“纯粹的隧道型汤马森”示例

“无用的阶梯型汤马森”示例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在日本发展出来的路上观察行为，或许也能与西方艺术史某些阶段的发展最为对照。20年代今和次郎因为身处于关东大地震之后城市的重新建构，所进行的考现学与克难屋装饰行为，似乎响应欧洲在经历世界大战之后，艺术家因为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怀疑而开始发展达达主义（Dadaism）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用类似孩童般戏谑的方式重新观看世界，在艺术创作当中大量的使用现成物与结合行为表演。西方于1950年代中开始发展的国境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由德波（Guy Debord）所进行的精神地理学（psychogeography），则是主张“精神”与“地理”的结合，探索城市空间如何干预个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

这并非断言定义日本的路上观察学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说，在这些同样为强调“路上”、“观察”的行动当中，不同思维当中的异同之处，也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在面对环境变革时的反应，以及不同文化如何形塑行动。藤森照信在《高举“路上观察”的大旗》一文中写道：“路上观察是以艺术和博物学为故乡、考现学为母，长大后脱离各种专门学问，并与消费帝国对抗，甚至和同根深的兄弟‘空间派’分道扬镳”，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来理解日本文化当中的路上观察方法。

“以艺术和博物学为故乡”，指的或许是路上观察学许多发起者曾经有过的艺术训练背景，却也强调了路上观察的方式并非艺术的创意表现，而是将自己设定在“发现者”位置，透过纪录的方式书写报告，如同书中将“博物学”指向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所发展出“博物画”的纪录方式，以科学观察的眼光精确绘制动植物或矿物。“考现学”这个词在1980年代的日本已经演变成报刊会出现的常用词语，甚至受到商业界的过度利用。路上观察学强调回归今和次郎与吉田谦吉当时的观察，他们关心的是对象本身的纪录，例如在观察招牌的时候，他们研究的是招牌本身，而非参杂对商品的欲望。而对于“空间派”的理解，路上观察学则重视对“对象”本身的敏感度，对于对象在空间当中所连贯成的整体秩序并不关心，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去脉络化、片段的方式面对对象，而非对于对象的鉴别或欣赏。

《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以类似科学报告的方式定义这种看起来无所事事的观察行为，而书中的架构编排与书写方式，却又以戏谑与游戏似的口吻反复说明此种科学实验。这也响应了他们不停强调在观看时候应有的态度——要以孩童般纯真的眼光，随时记得观看事物时候的新鲜感，以免落于单调的纪录。

进行观测时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设定路线与携带相机、笔记本和地图等调查工具，在街头的调查行动是有如“勘察”般的严谨，在事后需要书写报告文件等。观测地域的选择可先从自己熟悉的路线开始规划，以质疑的态度来眺望日常生活当中的理所当然，将城市空间作为主要的活动场域，甚至提及，在受到当地居民怀疑的眼光时千万不能退缩，相反地，要以坚毅的态度将自己视为一位探究真理的研究人。如此没有目的性、无所谓而为的严谨态度，透过转换自己的眼光而重新感受生活当中的日常，也再再展现了这种“一直待在路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