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走向金莲川⑧：水远沟深山复山

（一）享受里里外外的那种安宁

六点起床，昏昏沉沉的天光应和着贪睡的心情。欧洲杯八强赛德国对意大利的比赛刚刚结束，住在旁边一家旅馆的刘未沉入睡乡可能才几分钟。把背包装进汽车后备厢时，我问王抒比赛结果。他说，点球踢到第九轮，德国胜。一场艰难漫长的比赛，意味着王抒一定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而我们今天还得走比前几天更多的路程。郭润涛感叹道：还是年轻啊。装好行李，大家挤进汽车。郭太太把车开上她昨晚已经熟悉的路上，在渐渐明朗的晨光里驶过黑河河谷，六点二十几分就回到白草镇西头那家餐厅，把车停进后院。前一晚已经说定，餐厅给我们准备好了早餐。半小时之内吃完，带上午饭，我们告别G112国道和尚未完全醒来的白草镇，沿黑河东岸的一条县级公路（X404）向北，朝黑龙山森林公园的方向进发。

一行五人，声势自是不同。列队走在公路西侧，五人的衣服色彩各异，郭太太的橙色冲锋衣尤其鲜亮。可是清晨的公路上既无人也无车，没有谁来看我们。郭润涛换上了专业装备，果然精神抖擞，登山杖敲击地面的声响清脆有力。偶尔有晨风拂过，带着山林草木的气息。高空有弥散的白云，低空有稀薄的雾气，所以看不到昨天那种澄湛深邃的蓝天了。两侧的石山渐渐收拢，河谷不再像下游那么宽阔。和前几天不同，今天这条路两边树很少，连那种最常见的白杨树都只是偶尔一现。我们已走在蒙古高原的南缘，但地理位置并不足以解释行道树的稀少，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黑龙山森林公园，这一带在古代还是莽莽苍苍的林地。合理的解释是，大概原来有树但后来被砍了。

在静谧中走了一个小时后，修路工人上班了，公路像是从沉睡中忽然苏醒过来，卡车和推土机怒吼着抢占道路，车尾吐出尘土的长龙。在阳光变得炙热的同时，道路越来越嘈杂多尘，特别当卡车驶过时，我们只能屏住呼吸，或用毛巾紧遮面部。好在施工路段只有三四公里，在达子营以前就结束了。达子当然是从“鞑子”来的，但现在该地名又常写作大志营，可以说是在汉字书写传统下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杀胡口之变为杀虎口、平虏县之变为平鲁县。在达子营村以北路东土豆田旁边的草地上，大家坐下休息一会。潘隽让王抒脱去鞋袜，检查他脚掌上的水泡。我瞄了一眼，见到那个长条形的水泡晶莹透亮，活像一条虫子，心里直发毛，赶紧到另一边喝水吃东西。

从达子营村向北，河谷明显紧缩，两侧陡峭笔立的石山上，灌木和草丛渐渐稀少，褐色岩石的出露面积越来越大。不知怎地，这种景致竟然让人忽视河谷变得狭窄，树木变得矮小，河流变得枯浅，仍觉得天地宽阔、山河壮丽。河流在谷地左右摆动，有一段移到西侧，紧贴高耸入云的峭壁，经年累月的冲刷向内侵蚀底部岩石，雕刻出一道深槽，使石壁的底部比上面更内缩，形成上大下小的动人景致。在干沟门村附近，两峰巨岩紧紧地夹峙在公路两边，如同一道高大的城阙，十分壮观。

岩石上只生有杂草和灌木，没有一棵树。过了这道石门，见一个妇女牵着一匹马。承她同意，我替她牵了一会儿。同伴们赶紧给我拍照，还发到微信上。微信上立刻有人发问了：哇，你们还有马骑呀！

快到三道川乡时，不宜种植的沙石河谷地带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太阳能板。这是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光伏精准扶贫”项目，赤城县三道川乡被列为全国首批试点之一，2015年上马，2016年完工，要建成十六兆瓦光伏农业电站。据说实现并网发电后，不仅有助于环境保护，还为本县一千六百户贫困户每年提供三千元的补助。这个光伏扶贫项目主要针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的农村困难群体，赤城县得以列入首批试点县区，说明该县的贫困人口相当突出。只是不知道这些深蓝色的太阳能板，能不能最终帮到他们。无论如何，在绿色的草木与褐色的山石之间，在白色的土豆花与粉红的玉米穗映衬下，这些和灌木一样高、斜斜地平铺着的蓝色玻璃板，是千万年间行走于这里的人都没有见过的新事物。

上午十点半，我们进入三道川村。很大的村子，却看不到什么人，安安静静。一面砖墙上写了个广告，是“枪支”二字外加一个手机号码。找到村中心广场，看到广场南侧有一座称得上宏大的戏台，水泥墙壁的上端是红褐色繁体字“人民剧场”和一个五角星。繁体字、水泥戏台、“文革”气息的建筑样式以及看起来还相当新的建筑能力，这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我对这个戏台的修建年代感到困惑。广场东侧有一家小卖部，蔬菜水果都摆在室外。我们在室内买了矿泉水，再到室外买两个西瓜。本想坐在小卖部外吃瓜，但阳光强烈没个遮挡，只好转移到戏台上。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瓜还服从潘隽的摆布拍了一些合影。有几张合影是我们四人坐在戏台上，她从下面往上拍，还真的挺有意思。照片里我们都显得特别精神，笑得圆满真实，神情安闲愉悦。其实，或至少是在记忆里，我是感觉相当疲乏的，疲乏使我的感知触角蜷缩起来，对外界的了解变得缓慢而隔膜，如同增加了距离一样。路程过半之后，只在每天早晨的两三个小时里，我会感觉到轻松并享受行走的快乐，之后就是一种麻木的疲劳感。汗水向外溢出时，疲乏向内侵蚀。我渐渐失去对周围景物的敏感，对所闻所见的细节也不再有那种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我对这种状态并不排斥，也不恐惧，甚至还有点享受。我想起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林中行纪》（A Walk in the Woods）对类似情形的描述：

当你以脚步应付世界时，距离感就彻底改变了。一英里变成很长一段路，两英里值得掂量一番，十英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五十英里绝对是思维的极限。你会意识到，世界的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你和那些徒步者才真正理解。星球的规模成了你的小秘密。

生活也获得一种纯净的朴素。时间不再有意义。天黑你上床，天亮你起床，两者之间的一切，也只在两者之间而已。相当棒，真的。

你没有事务安排，没有承诺、义务或责任，也没有特殊的雄心和抱负，除了一点最简单最平凡的需求。你存在于宁静的单调中，远离嗔怒，正如早期探险家加植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所说，“被远远地驱离于烦恼之席位”。你所需要的仅仅是跋涉的愿望。

完全没有着急赶路的必要，因为你实际上并不会赶到什么地方去。不管你迈步走了多远，你实际上还在同一个地方：在树林里。昨天你就在这里，明天你还是在这里。森林是无边的单一。路上每一个拐弯处所提供的，是彼此全无差别的景观；每一次投向森林的注视，看到是全都一样的林木丛杂。你知道，你的道路将描出一个无意义的圆圈。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时，你几乎能肯定这个山坡你三天前就攀登过一遍，这道小溪你昨天已经跨越，这根倒伏的大树你昨天就至少翻爬过两次。不过呢，绝大多数时候你是不思考的。没有意义。相反，你沉浸在某种行动中的坐禅状态，你的大脑像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气球，陪伴着你的身体，但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数小时、数英里的行走，变成自动的、不经意的，如同呼吸。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嗨，我今儿走了十六英里呀。”也不会这样想：“嗨，我今天呼吸了八千下。”你只是那么做而已。

坐在三道川村的大戏台上，看北方远处黑龙山黛绿色的山峦，听同伴们快乐的言笑，我似乎也没有想什么。我只是享受里里外外的那种安宁。

（二）马尾是内亚与东亚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

我们走过的黑河河谷，从巴图营到白草镇以北的三道川，都看得见河道两侧平展肥沃的农田。蒙古高原南缘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从放牧的草场转为农殖的良田，也许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发生过，但那都是零星的、间断的和偶发的，大规模并永久改变了长城地带地貌的农业化，应该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

明代中期长年在宣府、大同、山西和宁夏等边镇为官的萧大亨，对蒙古人农业种植的情况是了解的，所著《夷俗记》云：“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长城内汉人因北逃、被俘或其他原因进入蒙古，固然是边外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开垦农田的蒙古牧民也不在少数。《夷俗记》里说，自“隆庆和议”以来，许多过去蒙古没有的蔬菜瓜果（如瓜、瓠、茄、芥、葱、韭）也见于边外，但蒙古人粗犷的耕种习惯不同于南方农民的深耕细作，“藉天不藉人，春种秋敛，广种薄收，不能胼胝作劳以倍其入”。萧大亨甚至认为，长城地带的农业条件，南不如北，北方“腴田沃壤，千里郁苍，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而长城以南多是荒山干河，所谓“山童川涤，邈焉不毛”。

萧大亨说塞内山河“邈焉不毛”，塞北却“厥木惟乔”，对塞外森林植被条件十分肯定。他进一步记录：“彼中松柏连抱，无所用之，我边氓咸取给焉。”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南北互市至少在引入木材这一项上，对明朝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明蒙互市的所有研究，都会涉及木材从北方流入明朝的史料。互市虽然多数情况下简称“马市”，但不同地区货物交易的重点是不同的，“木市”的广泛及其交易量的巨大，值得特别注意。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者来说，明代塞内“邈焉不毛”与塞外“松柏连抱”的强烈反差，是什么意义上的历史地理现象呢？塞内“邈焉不毛”并不是因为那里自然条件不宜植被，而是因为历代官私竞相滥砍滥伐。塞外“松柏连抱”的大森林即使经受住了南北互市的消耗，也会在未来的农业化，以及伴随农业化而来的人口膨胀与定居化的浪潮中，慢慢消失。鸟居龙藏1906年到喀喇沁王府时，注意到“古时候这一带有森林覆盖，松树很多，最近砍伐过度，树林减少了很多，还留下昔日是森林地的痕迹”。如今长城南北地带植被并无明显差异，或者说，很难得出塞北林木更优的结论，比之萧大亨所见已是大大不同了。

有学者认为，明代漠南蒙古农业种植的发展，与蒙古高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基本同步，两者间必有某种关联。自匈奴时代以来，在同时控制漠北与漠南的游牧帝国里，优越的水草条件使漠北草原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游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总在漠北。明代开始，漠南（清代称为内蒙古）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可能漠南在东亚大陆与内亚乃至中亚的贸易网络中所占的地理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与明朝的贸易，无论是合法的贡市还是非法的走私，至少是漠南蒙古得以崛起的因素之一。在贸易网络依赖明朝的同时，内地经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逐渐展开，农业化就是结果之一。蒙古方面从明蒙互市中热切希望获得的大宗物资之一，就是铁制农业工具以及生活用品，如铁锅，这应该能够反映蒙古农业发展的需求。

明蒙互市，历来是边臣比朝中大员更积极。反对互市的人总是宣称，明朝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蒙古不能提供明朝没有的物资，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看看互市中哪些蒙古货物受明人欢迎，也是很有趣的。我这里只举一例，就是马尾。《万历武功录》说“我所资于虏，非马牛羊，则皮张马尾”。马尾怎么会成为大宗进口商品呢？这与明朝的流行服饰文化有极大关系。

大概在明代成化年间，来自朝鲜的一种服装样式在北京流行起来，时人称为“马尾裙”或“发裙”。明代王锜的笔记《寓圃杂记》有“发裙”条，说发裙用马尾织成，系于腰间，衬在外衣之内，使腰腹以下的外衣向外鼓胀，看着像撑开来的一把伞——想象中是不是有点像十八世纪欧洲上层妇女流行的华都长服（Watteau Gown）? 这种衬裙使着装者下身宽大，肥胖者只需要系一件，瘦弱者就需要多穿几件。《寓圃杂记》强调这种服装样式是一种不祥的奇装异服，即古人所说的“服妖”，只在没有文化的有钱人中流行，正经人是看不上的，原话是“然系此者惟粗俗官员、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

王锜对马尾裙的批评态度使他不愿承认（或不愿写出）真相，真相是这种流行服饰不仅仅波及“粗俗官员、暴富子弟”，影响面之大，几乎是全民性的。明代陈洪谟的笔记《治世余闻》有一条，讥讽言官不达治体，上疏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例子之一就是某给事中“建言处置军国事”：“京城士夫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騣尾，落膘，不无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陈洪谟说该给事中的这一上疏“一时腾笑于人多矣”，不过对我们来说，上疏中所说的马尾原料供应不足的事实，佐证了“京城士夫多好着马尾衬裙”的判断。明代沈德符的著名笔记《万历野获编》也提到“左侍郎张悦身服马尾衬裙，为市井浮华之饰”，把这种马尾裙看作“市井浮华”（也就是大众）的流行服装。和王锜前后同时的陆容在笔记《菽园杂记》里有这样一段：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根据这段话，马尾裙流行于北京，一开始需求量不太大，本地不能或不必生产，都是从朝鲜国原装进口。等流行渐广，连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都赶起这个时髦了，需求量自然大大增加，市场变大了，本地才开始生产。但马匹有限，最重要的原料马尾并不是容易获得的。怪不得有人会想到去军营里拔军马的尾巴，造成军马瘦弱“落膘”。在隆庆和议以前，明朝在辽东蓟北早有小规模的马市，但贸易量有限，马尾必定是供不应求的。当然，供应不足所造成的价格高企，有助于保障马尾裙的奢侈品地位。

马尾裙流行了多久？弘治时期的禁令针对的是哪些人群？我暂时没有看到明确的材料。《万历野获编》有“大臣异服”条，把马尾裙与西晋的雉头裘、唐代的集翠裘相提并论，视为一种“服妖”，并强调这一风尚并没有维持太久，“今中国已绝无之”。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还是很可疑的。一种时尚流行不可能仅限于北京，从北京向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向规模不那么大的城镇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一种时尚的终结也不会那么急骤。从隆庆和议以后明蒙贸易中马尾还是大宗商品来看，马尾裙依然在流行中，尽管不一定是在中心城市和上层社会。马尾裙不再时尚，也许不是因为朝廷禁令、腐儒抗议，或审美变迁，而是因为马尾供应量暴增造成马尾裙价格下跌，使它失去了奢侈品的地位。

当然，马尾不仅用来制作马尾裙。江南还流行一种马尾帽，比如小说里说南京有人戴“马尾织的瓦楞帽儿”。南京女性日常的头饰，也有用马尾织的一种帽子。在隆庆和议之前，内地市场对马尾的需求大，而供应渠道狭窄，自然使得价格高企，刺激边民冒险做这项买卖。由此可以理解，长城地带的越境走私贸易中，马尾是主要货品之一。记载入蒙汉人事迹的《赵全谳牍》就多次提到边民越境入蒙做马尾生意，他们把从蒙古人那里买来的马尾运到扬州转卖。有意思的是，这些做走私马尾生意的边民，如果受明朝政府打击，其中一些人会逃入他们早已熟悉的蒙古社会，成为帮助蒙古人对付明朝的重要力量。

说来有趣，我先前读到互市中的马尾时，首先会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决裂》。为了嘲弄知识分子，电影里一个农学教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这种被认为是无用的题目。其实我们追踪马尾，可以看到明朝内地流行时装业是如何与北边马市联系起来的，甚至可以看到这一需求对边外蒙古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等等。在这个意义上，马尾是内亚（蒙古高原）与东亚世界（明朝与朝鲜）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这不正是早期的全球化吗？

明代的长城地带真是很有意思。本来用以分割明蒙两个政治体、切断农牧两个经济区域的长城，竟演变为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和捆绑起来的历史走廊。

（三）山势之奇丽，崖壁之陡峭，景色之壮美，堪称一路所见之最

从三道川乡向北，沿X404走一个半小时，就到黑龙山村。路边田里主要是玉米和土豆，偶尔也见到小米和黍子。到波浪湾村以前，黑河一直在公路的东侧，浅浅的河水清澈明丽，闪烁着正午直射下来的阳光。我们已走在黑河发源的山区，北方横亘的深色山地每个山沟里都藏着许多个泉眼，它们吐出的点滴泉水汇合成我们眼前的黑河，每一个泉眼都是黑河的源头。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说某一河流的源头时，总是把它确定在某一个点上，而忽略其他数不清的源头。在我们北方不到十公里的黑龙山森林公园，有个地方被确定为黑河的起源点，立有一块刻着“黑河之源”的石碑。就如同说起长江的源头，人们只会想起沱沱河，上游另一些支流就被遗忘或忽视了。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只有回到历史中，才知道任何简化与概括都必定伤害历史的丰富与真实。这样说并不是要拒绝简化与概括，而是要保持对一切历史叙述的怀疑态度。我们不必去砸掉那块“黑河之源”的石碑，只要心里清楚，这山地的每一处自涌泉、每一条水沟，无论水流大小、距离远近，都是黑河的源头。

公路在波浪湾村以北返回到河谷东侧，从桥上看这个村子，紧贴山麓，远离河滩，村子南北都是玉米地，不知怎么会获得“波浪湾”这么个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估计波浪二字是后来写定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个发音相近的词汇，如同明代“土木堡之变”那个土木堡，在元代本写作“统墓店”（理由是当地人说附近有统军之墓）或“统幕店”（理由是辽代君主在此搭了大帐篷）。从这座水泥桥往北再走一里，X404左转进入黑龙山村，而笔直向北的宽大水泥路，则是前往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听去过公园的朋友讲，那里有一片被称为榆林长廊的天然白榆林，十多万棵平均树龄为八十年的白榆树，密密地分布在进山的河谷里。传说1930年一场大洪水之后，洪水冲积形成的宽阔河滩上长出许多小榆树，就形成今天的白榆林。公园的山上非常珍贵的有树龄达到一百年、树高达四十米的华北落叶松林，即著名的樟子松，还有成片的白桦林（又称杨桦）。秋天树叶变色时，想必是很美的。从公园这条山谷进山，向东可以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东猴顶。东猴顶海拔将近两千三百米，号称“京北第一峰”，峰顶平坦宽广的亚高山草甸，密布萱草等耐高寒草本植物，夏天在草甸上争奇斗艳的花朵中，就有格外引人注目的金莲花。

我们没有往森林公园走，而是随着X404左转进入黑龙山村，在村中一棵大榆树下休息十分钟，喝水吃东西。路北有一道石头堆砌的矮墙，正适合放背包或倚靠歇息。背包一卸下，全身都清爽轻松许多。从白草镇算起，我们已经走了二十公里。可是离目的地老掌沟还有差不多二十公里，看来很难完成了。天上浮动着厚厚的云朵，刚才还炙烤大地的阳光变得断断续续、不那么灼热了。山区有自己的小气候，也许会突然来一场暴雨。这种想法使我们不敢多歇，背上包继续向西北赶路。

我们走在赤城县的边缘，很快就要进入沽源县。也许正是因此，公路越来越缺乏维修，坑坑洼洼，翻浆严重，有的路段似乎被水冲毁后再也未加修补。这种情况大概要维持到沽源县境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两县交界处的交通窘况，却成为一些越野自驾爱好者的良机，使得老掌沟在越野迷中名声很大。我们一路上已见到好几拨越野车队轰轰隆隆地驶过，多来自北京和山西两地。

到山神庙村之前，公路翻上一个小山坡。从这里向西北看去，黑河河谷忽然间开阔平坦，可是只有右岸的一小片田地种着玉米和黍子，剩下的多是青草覆盖的沙石滩地，稀稀落落地立着些榆树，让人想起“稀树草原”这样的地理名词。云朵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展开、拉平，布满天空，云的颜色也越来越暗，只偶尔露出不太蓝的天空。河谷的上游，正前方的远处，我们一步步走向的地方，火山形状的山峰包裹在云雾里，看不真切。

这一段路我一直和郭润涛走在一起，听他讲最近读书的感想。他对明清地方史料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熟悉，一直是我佩服的，我对明清地方司法行政有限的一点知识，几乎都是平时和他聊天所得。他讲到的县级行政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问题，让我时时回想起从前读过的明清小说，常有恍然大悟之感。这种对古代社会的细节了解，在中古史领域是不可想象的。他还说到最近的苦恼之一，就是视力日益下降，工作颇受影响。这也是我的一大苦恼。这几年，我常常有视力暂时性衰退及相关问题，就是突然看什么都模糊不清，休息一两个小时才能恢复。到医院检查多次，才知道是所谓“电脑视觉综合症”（Computer Vision Syndrome，简称CVS），与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直接相关。医生的建议除了勤用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最重要的是减少在电脑上的时间。令人悲观的是，我们对电脑和手机的依赖度事实上越来越高，意味着我们将终身与CVS为伴了——除非如此刻这般，远离书斋，行走在天地山川之间，让眼睛接受绿野花草的滋润。

经过山神庙村时，隔着一小块玉米地和一堵石墙，看见一座小小的神庙，院落四角各竖一根木杆，前排二根木杆上各挂一面红旗，迎风招展。木杆之间系了几根绳子，悬挂数十面三角形彩幡。不知道村名是不是取自这座小庙？路边墙上的大字标语“普及反邪知识 增强反邪意识”，似乎为日后我们看到内容相反的标语做了铺垫。村北不远，公路移到黑河的左岸，再走一个小时，经过盆子坑村。村子安静得像是没有人居住，村口一个似乎已被遗弃的院落，满满地长着高大丰茂的荨麻。王抒脚上的水泡让他疼得走不下去了，大家在村北一片草地上休息片刻。这时我又看见了野生的罂粟花。

下午三点半，我们终于走到老掌沟的南沟门。单一的公路消失了，面前细沙翻涌的河滩地里，到处是车辙印，都是那些越野车撒欢的痕迹。从这里开始，就是赤城县与沽源县交界的老掌沟河谷森林地带。

赤城县在东边的黑龙山建了国家级森林公园，沽源县就在老掌沟林场一带建了省级的金莲山森林公园，各自开发旅游资源。

进入老掌沟，最强烈的感觉是，如同回到了春天。灌木和乔木似乎刚刚进入花期，白杨树正在吐出一团团的白絮。我猜想，此地物候比北京至少晚了两个月。让大家不约而同发出感叹的，是两侧高耸笔立的山岩。山势之奇丽，崖壁之陡峭，景色之壮美，堪称一路所见之最。紧抱在悬崖峭壁之内的河谷，密布高大的白杨和榆树。被车轮翻开的白沙，和海滩上的沙子一样细软。不远处数十头花色的奶牛，在河流两侧的青草地上或行或立，悠闲自得，完全不在意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入侵。

从沟口往沟里走了半小时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走到目的地时，恐怕就快六点了，而郭润涛夫妇和潘隽还得回到白草镇，开车南返北京。于是打电话给原已联系好的、位于北边沟门村的一家度假村老板，请他开车来接我们。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卸下背包，在沙地上歇息。说是歇息，大家似乎根本歇不下来，都忙着用手机拍照，一会儿拍牛，一会儿拍人。

（四）睡梦中也许再一次听到了那一声虎啸

元代辇路东道的具体路线，特别是从黑峪十八盘到沙岭这一段，研究者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大致上采纳陈高华和史卫民《元上都》一书中的观点。按照这本书的解说，我们从白河堡水库到老掌沟这四天所走的路，就是周伯琦所记：“遂历龙门及黑石头，过黄土岭至程子头，又过摩儿岭至颉家营，历白塔儿至沙岭。”

这些地名分别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由于缺乏材料，研究者只好猜测。多数人解释龙门即龙门所，我不大相信。从白河堡到龙门所，我们走了两天，道路有几次重大转折，周伯琦不该全都忽略。龙门所这个地名是明代才有的，是“龙门守御千户所”的简称，之所以有龙门二字，是因为该守御所自大宁徙来，配置的是龙门卫后所的官兵，他们把龙门这个地名也带了过来。此地原来的名字，应该是“东庄”，或如有些资料所说是“李家庄”（我认为是误会），无论如何与龙门无关。那么龙门是哪里呢？我猜是骆驼山村以北郑家窑至长伸地的峡谷地带，因地形险要，东西两山夹峙，得名龙门。

那么黑石头、黄土岭又是哪里呢？我怀疑黑石头即今巡检司村一带，黄土岭则是今之红沙梁。如果这些猜测不误，或大致近实，那么程子头就在今龙门所一带。摩儿岭（又写作穆尔岭或磨儿岭）和颉家营大致就在今东万口至白草镇一带。白塔儿又写作“拜达勒”，是一种音写形式，不一定指一座白塔。蒙古语中有个词baidal，非常接近“拜达勒”的拟音。baidal的意思“情形、形式”，似乎在这里难以解释。《日下旧闻考》的《译语总目》说： “拜达勒，蒙古语形像也。”形像，大概是图像、造像之类，与baidal似乎也有一点关联。不管怎样，周伯琦所说的拜达勒（白塔儿）的位置应该在从白草镇到老掌沟的黑河河谷某处。

元代王守诚在《题上京纪行诗后》里说，元帝北巡走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走西道，两道“至牛群头乃合，各经五六百里，共山川奇险不相上下，而东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所谓“东道水草茂美”，指的是从黑峪十八盘至沙岭这一段，也就是我们五天来所走的从延庆白河堡水库到沽源县老掌沟这一段。

黑河上源老掌沟一带的风景，今日尚且令我辈讶异叹赏、啧啧不已，古代自然是更加壮美。周伯琦这样写道：“自车坊、黑谷至此，凡三百一十里，皆山路崎岖，两岸悬崖峭壁。深林复谷中，则乱石荦确，涧水合流，淙淙终日，深处数丈。”自黑峪十八盘以来的白河、黑河河谷，大致都是这种景观。沿途过河的地方很多，水深处建有各类桥梁，过河较易，水浅处则靠人马自己渡过，反倒困难一些，所以他写道：“关有桥，浅处马涉，颇艰。”沿路居民情况呢？“人烟并村坞，辟处二三十家，各成聚落，种艺自养。”从“种艺自养”这句话来看，元代白河、黑河谷地的居民，已经过着农耕生活。当然，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有维护辇路的责任，可能本来就是政府从别处迁徙过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伯琦对老掌沟一带风景的描写：“山路将尽，两山尤奇，高耸出云表，如洞门。”这就是我们从盆子坑村向北进入老掌沟的南沟门时，所见到的壮丽景象。今日沟内榆树和白杨茂盛成林，那么古代呢？周伯琦说：“然林木茂郁，多巨材。”能够称得上巨材的，很可能是高达五十米、粗大笔直的樟子松。从今天燕山最靠北的这一支脉的林木状况来看，周伯琦经过时，巨大的樟子松林应该是东西连绵数百公里的。我们走过的这一段黑河谷地在明代有个名字“万松沟”，可见松木之富。怪不得明代萧大亨感慨“彼中松柏连抱，无所用之”。

不过萧大亨说蒙古人对丰富的林木资源“无所用之”，既不符合明代蒙古已开始筑城盖房对木材消耗的需求，也与元代蒙古人大肆砍伐上都附近松林的事实差距甚大。元人白珽有诗云：“滦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自注云：“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其大十围，居人薪之，将八百里也。”为了维持供应上都巨大的人口（主要是当作燃料），周围较大范围内的林木资源曾遭受严重破坏，数百公里的古松林都被砍成了光秃秃的童山。

也可以想象，那时山林中的虎豹鹿狐等动物资源是何等丰富。王恽《中堂事记》记录忽必烈中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261年9月21日）这一天，他在从上都南返的路上，正走到今赤城县境内的马鞍山一带，早晨下雨直到中午才放晴，本来就不易通行的山涧山洪汹涌，人和马都要用绳子绑缚悬缒而下，再从对岸拉拽而上，才得通过。恰在此时，“有虎突起涧东，啸而去，人马为之辟易”。老虎显然并不打算攻击这一小队艰难于行旅的人，只是路过而已，但带来的恐惧只怕很久很久都难以消退。那天晚上王恽在滴水崖（他称之为碧落崖）过夜时，睡梦中也许再一次听到了那一声虎啸。

王恽遇见的应该是东北虎（西伯利亚虎）。周伯琦走在巨松参天的老掌沟里时，附近的山林里当然也有东北虎，只是他与数万人的大军在一起，队伍中还有东北虎从没有见过的大象，百兽之王也只好远远地遁入深林了。

（五）深深陷入梦乡，在雨后冰凉的夜里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多一点，老掌沟“森态旅游区度假村”的张先生开着一辆有山西省车牌的白色切诺基2500来了。因为名片上写着“书记兼经理”，我们就喊他张书记。后来知道他是附近沟门村的书记，是我们前往投宿的度假村的经理。我们五人连行李带人挤进车里，越野车怒吼着冲进河滩，蹦蹦跳跳地越过一个又一个水坑，在风景如画的沟谷里飞速行驶。白杨林里有不少开越野车来野营的游客，正在五颜六色的帐篷前架起火炉玩烧烤呢。驶出这一段长约五公里的河谷，有新铺的平整公路沿山麓快速上升，很快到了不再有河流的地方，也就是快到分水岭的山坡上。张书记的度假村就建在公路东侧的一片沙地上。

度假村最显眼的是靠近公路的大餐厅，用一种类似白毡的厚布覆盖了三面，只留出正面的大玻璃墙，玻璃上写着柴鸡蛋、农家菜、八大碗、手扒肉、烤全羊等红色大字。餐厅后面小坡下的沙地上，有一排建在水泥平台上的简易建筑，就是度假村的客房。张书记为我们准备好了两间客房，大家进了客房，在潘隽和郭太太的指导下做拉伸。郭润涛对我说，不似预想的那么疲劳，应该可以再走几天。是啊，我说，不多走几天岂不可惜了这么专业的装备。但他有出差任务，一两天内就得去南方，只好今晚返回北京。

郭润涛夫妇和潘隽三人再坐张书记的吉普车，沿来路返回白草镇，估计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从白草镇开车回北京，即使不遇到堵车，路上也需要五个多小时。也就是说，等他们回到各自家里时，差不多就到半夜了。潘隽说下周末会和她的好朋友赵欣一起再来，郭润涛说以后约着一起走别的长路。挥手道别，切诺基如白色蝴蝶般飘飞下山。站在餐厅前沙地上目送汽车消失在沟下，感念朋友们的热诚情谊。这时黑云翻腾，风吹沙起，天色转眼间就暗了下来。旁边有人议论，是要下大雨吧。我和王抒刚回到各自房间，就有雨滴击打在门前的沙地上，很快发展为狂风大雨，气势汹汹。我不禁替吉普车上的他们担起心来。

其实是我们自己遇到了麻烦。虽然大雨只下了半个小时，但大风吹倒了电线杆，度假村的用电被切断了。我洗澡刚洗到一半，冷热水都停了，胡乱擦干了事。度假村有备用发电机，但只供餐厅使用。一个显然上了年纪的服务员送来蜡烛和开水，见我盯着桌子上的电蚊香看，解释道，别担心蚊子，这地界凉快，没蚊子。我问，没蚊子为什么要准备电蚊香呢？他笑道，有些客人担心呐。我问，这么大年纪了还工作呀？他回说，我们老两口跟着儿子住这儿，儿子是经理。哦，我说，您是张书记的父亲呀。他摇头说不是，他儿子是吴经理。原来他儿子才是这个度假村的投资人和日常管理者，张书记是他的合伙人。

因为没有电，室内光线太暗，做不了什么事，我就跟着这位姓吴的老人出来走走。他家不是本地人，因为儿子投资盖这个度假村，全家都搬过来。他带我进了一个大棚，说这里气温太低，只好在塑料大棚里种菜。大棚里有好几畦地，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的认识，有的我不认识。老人一一指给我看，告诉我是什么菜。我恭维他几句，他很不安地说，唉，农民嘛，只会种个地。我看到棚外花坛有几株罂粟，就提起沿路所见野生罂粟的事。他说，前两年种的人多，现在没了，政府打得严呢，用卫星打呢。

老人的儿子吴经理陪我们吃了晚饭。略微有些胖，但总起来说还相当精干的吴经理，竟极为健谈。也许因为我来自北京，他一开始的话题主要是北京。原来他十五岁就到北京打工，从电工小学徒做起，逐渐成为熟练电焊工。后来他在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不久开了第二家。奥运会那一年，他撤出北京，回到沽源县，在家乡的镇上开了一家提供汽车贷款担保的公司（虽然他解释了很久，我还是不明白这种公司是怎么挣钱的）。去年开始，他来到老掌沟，办这个度假村。我问他张书记在度假村的角色。他说，张书记是本地领导，没有村上的支持，哪里办得了度假村？

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房间，靠着昏昏摇晃的烛光收拾背包里的杂物，然后吹灭蜡烛，上床睡觉。果然是十分凉快，甚至有点冷，在被子里体会温暖的意义。当郭润涛夫妇和潘隽在星光下翻越大海陀山时，我和王抒已深深陷入梦乡，在雨后冰凉的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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