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的新华书店：在这里，我们没有代沟

80年，纵贯几代的回忆，在中国人的读书路上，都有一家新华书店。

也许每代人对于书籍和知识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但书店的记忆和儿时最朴实的快乐却不会因为年代消散。

无论你身边的新华书店是高楼广厦还是小小一间铺面，阅读的代沟总不会显得沟壑纵横。而这几代人面对澎湃新闻记者，也说出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大饼和书的选择题

“我和新华书店的故事，说上一天都说不完。”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是个50后，私人藏书量已约有十万本。在那成堆的书籍里，竟还能找到《怎样画水彩画》《怎样画铅笔画》等购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新华书店的书。

儿时陈燮君住在北京东路外滩圆明园路，离家最近的新华书店是曾有“远东第一大书店”之称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我父母重视读书。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对书店有特别的感情。那时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并不富裕，但读书会带来快乐。”

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陈燮君去同学家玩，发现同学家里有个小书柜，里面还有不少儿童读物，立即羡慕得不行。“我就有愿望，要是我也有个小书柜，有二三十本书该多好。”

后来陈燮君就真的“陷入”买书，不可自拔。“我父母对我比较偏爱，每个月会给我五毛的零花钱。我什么都不买，就积攒起来买书。”陈燮君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个大饼只要三分钱，但《怎样画水彩画》《怎样画铅笔画》这些书都要五毛钱一本。

“当年啊，一个上小学的小朋友能有零花钱，还能把零花钱源源不断地花在买书上，在同龄人里还是一件很引人注目，很有炫耀感的事。”

1979年年初，陈燮君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买书读书”依然是他的老习惯。当年社科院隔壁有一家三联书店，他每天必去两次：中午去、傍晚下班再去。

“那时还是单休日，我也从不休息，每天都去社科院做学问，一年365天从不放假。所以我也天天光顾书店。”当时陈燮君还练就了一个连书店营业员都赞叹的本领：只要眼睛一扫，就知道到了啥新书，买书前后只要几分钟就搞定了。“我眼睛一扫都是增量。而且我一看书名、作者、出版社，都不用看内容，就知道这本书值得不值得买。”

改革开放后不少外国名著陆续解禁，上海年轻知识分子聊天，就爱聊这些书。陈燮君还记得自己在五一假期时凌晨两点跑去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排队，去迟了就怕买不到。“那时我自己也有些稿费，去书店的次数就更多了，每次一买就是几本，而且数量越来越大。”

而今陈燮君和新书书店里的员工们还是很熟悉，“我每次想买什么，就开个书单发给书城，工作人员会帮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到这些书，然后我们去书店一次买回。所以啊，我和新华书店的关系，真是整整六十年了。”

我曾想做个书店营业员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上海电视台主持人刘凝来自山东泰安。泰安有泰山横亘东西，本身不大，城中心有两个当时全泰城的“唯一”，也是刘凝儿时的“圣地”：它们一个叫百货大楼，一个叫新华书店。

这两个地方也是刘凝职业理想的启蒙地：长大了是做卖巧克力的营业员，还是做卖书的营业员呢？

当年泰安的新华书店就一层楼，但又高又开阔。刘凝回忆，横着挂了马恩列毛的大照片，竖着垂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红底白字的大标语。书店里总有一种不能形容的味道。售货员阿姨就坐在高高的木柜台后面。每每垫脚伸臂仰脖子付钱的时刻，是特光荣的时刻。

“那时买书太奢侈了。”刘凝说，新华书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个小人书摊。小人书放在可以折叠的箱子里，打开就是几片书架，书架前面散落若干矮小的木凳子。小人书三分钱看一本，五分钱看两本，还没时间限制。“我尽可能拣厚的（小人书）看。看二十本小人书摊上的书或许还买不起新华书店一本书，这账不用爸妈苦口婆心。但我总希望有一本是在新华书店买的、盖着印章、能带回家的书。”

刘凝记忆里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叫《我做小队长了》，封面好像是一个带红领巾、脸蛋红扑扑的大姐姐。再后来，泰城发展了，新华书店搬到梧桐树茂盛的青年路，有两层楼。“少年时期的我在那里读了不少禁书，比如琼瑶的小说。再后来，我可以随意买书了。每次买书我就先在第一页写下名字、购于哪里、年月日。现在再翻这些书，就能找回岁月。”

“如今，六岁的女儿很喜欢去愚园路的新华书店，看文具，看书，每次回家还要带走一两本。”刘凝笑言，“看她在书店的样子，我会有很奇妙的幸福感。在变迁与消亡的日常里，在两个世纪相隔后，我们却有如此相似的旅程。”

上海书城

书店里有童年最初的养分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最初的养分，可能就是这样从新华书店汲取到的，新华书店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向全国，八十年来，可能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而上海新华书店更特别，它是在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随军南下建立的，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度过周末的愉快生活方式。”“80”后主持人许树泽如是说。

上海市作协会员、儿童文学作家章鱼也是个“80后”。她感慨小时候学业压力大，对新华书店的印象之一就是“黄金位置尽是教材教辅”，而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一本苏联经典文学作品《卓娅和苏拉的故事》。

“那时我上初一，老师要求我们寒假一定要买书读书，我就买了《卓娅和苏拉的故事》，因为那本封面最好看。”可是买回去章鱼才发现，这书好难读懂，“直到寒假最后两三天，我才像喝中药一样看完了，写出了一篇读书笔记。”

“所以我喜欢看书的过程要比很多人慢，我是到了高中，上了大学读中文系，才越来越发现自己离不开书的。”现在章鱼还保持着每两三个月就逛一次上海书城的习惯，“七八年前我都是上网买书，一年能买三四千，但买回来的那些书未必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我现在还是去上海书城，买书前都先翻看下，这样我才觉得家里那些书都是我挑过的。”

“现在新华书店也在改变。”章鱼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她去过山东、北京、江西、浙江的新华书店，发现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是不一样的，“而今除了教辅书，新华书店里也有很多对孩子、对人生有滋养的作品，毕竟今天的教育已经和我们‘80后’的教育不一样了。”

青年作家、媒体人傅踢踢是个“85后”。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没什么网上书店，类似季风书店这样的民营书店也是后来才有的，小朋友看书往往都去新华。寒暑假的时候，他会在新华书店消磨一天的时光。

“上小学时，有一次我想买一套奥特曼的漫画。我爸就说如果不超过15块我们就买。我们去了新华书店，我爸真帮我把这套心心念念的书买回来了。到高中我才发现，这套书标价其实是35元。”傅踢踢感叹，可能每本书背后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比具体看了哪本书更重要。

长大后，虽然新华书店里总有很多教材教辅，但这里对傅踢踢而言更多是“透口气”的地方，因为他能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书。“我上初中时就有上海书城，很大，有很多悬疑推理类的小说。我就在书城里找个角落坐着，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把一本小说翻完了，完全沉浸在那故事里。”傅踢踢说，“而且对很多上海学生来说，上海书城是一个新的地标，很多人会约在那里见。”

现在傅踢踢买书多是在网上。“其实无论是运营模式还是整体布局，实体书店的概念和以前都挺不一样的。大家不会把实体书店当做一个买书的选择，更多把它看成一个有氛围的场所。这对新华书店来说，我感觉不是特别优势的地方。对2000年前后出生的小朋友来说，书店已经退出了主流的位置，不像我们小时候有那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