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红楼梦》有四个非同一般的“读者”

4月20日，“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在十月文学院启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首讲“《红楼梦》的几个读者”。

“伟大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和无数伟大的读者共同完成的。《红楼梦》现在无可争议的是我们民族最光辉的一部经典，从1763年曹雪芹去世到现在，是一代一代伟大的读者，共同使这样一部曹雪芹未完成的作品变成了一部辉煌的，饱满的，在时光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芒的作品。”李敬泽谈到。

第一个读者“脂砚斋”：非同一般的读者

第一个读者是“脂砚斋”，李敬泽将脂砚斋称为“非同一般的读者”，原因在于：“曹雪芹最早流传的几个本子都有他的批注，而且从批注中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和作者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是参与了作者创作过程的一位读者。”

李敬泽认为，“脂砚斋”的重要性在于，他给我们确立了阅读《红楼梦》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先决条件或者是前提性知识条件是由脂砚斋确定的。现在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就是通过脂砚斋的评注使我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确定作者是谁。第二，我们不太知道曹雪芹的身世，也是脂砚斋在批注中告诉我们：‘书未成，芹为之泪尽而逝’，曹雪芹是乾隆壬午年去世，（公历）1763年，（农历）1762年的除夕，这个相对比较可靠，为之泪尽而逝，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第三，由于他是跟作者关系极为密切的读者。现在我们可以推想曹雪芹的写作一定是在有限的朋友圈里流传，几个朋友传着看，一边看一边给曹雪芹提提意见，曹雪芹据此修改，不一定是曹雪芹一个人闷着头一遍一遍的弄，而是在传看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相互的激荡，我们可以从脂砚斋的批注中看出有时候他甚至影响到了作品的面貌。”李敬泽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一部分的写作中，从脂砚斋的评语中可知曹雪芹是接纳了脂砚斋的意见进行了删改。从脂砚斋的评语中，我们可知写的是作者以及批注者共同经历过的往事，其中所灌注的情感和人生感怀也是共同经历过的，假设没有脂砚斋很多信息就无从知道。”

“脂砚斋的评注决定了后世怎么看待《红楼梦》这部书，包括五四时期，胡适受到脂砚斋的影响，并以现代标准说《红楼梦》是一部’自叙传’，但是所谓的’自叙传’和脂砚斋所说的’曹家家事’有很大的不同。胡适认为的’自叙传’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个性的成长，即人如何成长、经历、自我发展、自我坚持，完全是五四的那一套想法了。从自叙传这儿又可以发展出对于《红楼梦》主题新的认识，反封建的认识，恋爱自由的认识，个性独立和个性解放的认识等。”

“脂砚斋对《红楼梦》的阅读对我们后世影响深远，一方面他提供的材料使得胡适等现代学者们确定了《红楼梦》的阐释方向——自叙传，当脂砚斋认定《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家事、自伤身世之作品的时候，实际上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红楼梦》阅读的感受，引向了中国人最为传统，但又是最为持久、深沉的对世事和生命的感受。总而言之《红楼梦》很幸运，曹雪芹很幸运，他不仅写了一部伟大的小说，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了非常杰出的读者，这个读者对他的作品做了阐释，引导了今后我们阅读这个作品的方向，这是第一个读者，很了不起。”李敬泽说。

第二个读者茅盾：照见《红楼梦》的“特别中国”

“我们既知从胡适开始就已经在努力按照新标准阐释《红楼梦》，20世纪初期很多前辈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茅盾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茅盾先生并非‘红学’专家，但却出过一个删节的节本《红楼梦》，他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现实主义标准和原则，把《红楼梦》中他认为不靠谱的地方删掉，留下的是符合他所认为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情节，这样他就等于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版的《红楼梦》。”李敬泽说。

李敬泽认为茅盾所作节本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在比较之后理解新文化运动所引进的现实主义原则是什么，现实主义小说和中国传统之间到底有哪些是合的，有哪些是不合的，即“求同去异”，他说：“实际上我们能够在双重的对照中看到有哪些确实是中国小说非常独特的东西，按照欧洲标准怎么也放不进去的东西。我觉得茅盾先生的阅读和删节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让我们去观察《红楼梦》特别中国的东西到底是哪些。”

读过《红楼梦》的人想必对书中关于“吃饭”的描写记忆深刻，李敬泽对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茅盾先生觉得书中写的最乏味的部分就是‘群芳起诗社’、‘吃鹿肉’、‘猜灯谜’，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些情节更能够鉴出中国小说传统和来自欧洲的小说传统之间在小说理解上的不同之处。为什么要删这些情节？因为按照欧洲小说标准完全是无意义的延宕，你看不出它对整个小说的情节进展有什么用处，所以要删掉。过去有人评论《红楼梦》叫做‘凡歇落处，每用吃饭’，这是《红楼梦》一大特点。其实《金瓶梅》从头到尾就是靠吃饭过节串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有了一个标准：看一个作品是不是中国小说，先看吃不吃饭。因为吃饭这件事能够体现中国传统小说的某种根本精神，我们读的时候都津津有味，都愿意停在这里，跟着作者好好把这顿饭吃的活色生香，对于生活中的日常的层面和这个层面上趣味的专注，始终是中国传统小说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可能也恰恰是《红楼梦》伟大力量很重要构成的方面，中国的小说不是不讲意义，是在运行中要讲意思，人生的意思。”

茅盾先生虽删做节本，但李敬泽认为他仍称得上“非常伟大的读者”，李敬泽说：“他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融和碰撞中，站在他的角度对《红楼梦》做了一番批评，而我们也认识了欧洲的现实主义原则是什么。消化不了的东西未必是不好的，也许我们发现它正好就是特别具有中国美学精神的，包含着中国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说茅盾先生的这个节本等于立起了一面镜子，使得我们照见了《红楼梦》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形态，深化我们对《红楼梦》的认识。”

第三个读者许世友：展现封建社会全景的“巨型叙事”

李敬泽指出的《红楼梦》的第三个读者不是“文官”而是“武行”。

李敬泽要说的第三个读者是名将许世友。许世友将军识字不多，也非文人，将军自知读《红楼梦》难度之高，于是当时在南京当军区司令时，就请南京大学的吴新雷教授对《红楼梦》“整体瘦身”——在不改原话的基础上压缩为五万字。想必诗词歌赋所剩无几，据说《葬花吟》里“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留下了，李敬泽打趣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许将军读着‘花谢花飞飞满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场面。”

为何这位将军要费这么大工夫读《红楼梦》？那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读者——毛主席。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是非常之高，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讲到：“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李敬泽讲到：“（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解读也极为有意思，他说《红楼梦》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最后悲剧的。在这个问题上你既体现了毛主席作为政治家站在历史和社会高度对《红楼梦》做出的判断，也同时包含着艺术判断。”

对毛主席所读的《红楼梦》分析来看，李敬泽提出了“巨型叙事”的观点：“毛主席说《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全景，也就是说在毛主席那里这个《红楼梦》的叙事叫巨型叙事，绝不限于乾隆时代，他认为是在说整个封建社会和文明进程，曾经我们有过巨大的文明阶段，既是文明阶段又是社会历史阶段，这个规模上的全景、命运、衰亡，国家民族预言，至少在毛主席这里《红楼梦》几乎是巨型的预言，既是预言也是寓言。”

李敬泽所选择的第三个读者是许世友和站在他后面的毛泽东，对于《红楼梦》提供了一种新的读法，绝不是政治强加过去的，是从《红楼梦》自身的文本出发的，也是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眼光的，他也帮助我们站在社会文明的角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重新认识了《红楼梦》。

第四个读者：千里之外，芥豆之微

“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李敬泽笑谈小时候母亲是《红楼梦》的“狂热粉”，在言谈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人物：“她主要喜欢的是凤姐、探春这样的人，这俩都是属于比较干练、厉害的女性。对我们家老太太来说《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就类似于在巨大的电子游戏里玩角色扮演，捧起书来她就是凤姐探春，放下书去在生活中还是凤姐探春，也是个厉害老太太。”

李敬泽认为，“《红楼梦》很重要的力量在于它在两百多年中，在无数‘芥豆之微’的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很多的评论家、读者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当真人一样爱着，恨着，认同着或者是讨厌着，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有大量的粉丝，也有大量的特别烦它的人。”他还分享了一个晚清笔记中的趣事：互为好友的“黛玉粉”与“宝钗粉”因维护各自“所爱”而大打出手，竟形同陌路半年之久。

在李敬泽看来，《红楼梦》对于千万普通人来说，变成了一本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的书，乃至于变成了一本关于如何生活的书。无数读者会从中认同一些人，认领一些人，讨厌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如何做母亲，如何做男人或女人，在单位里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人相处，怎样自然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人生的脆弱等等。“《红楼梦》不是鸡汤，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教育”，李敬泽说。

对《红楼梦》的探讨总无法回避它未完成的遗憾，而李敬泽则把这一遗憾看作《红楼梦》伟大性的最后一个因素：“它给我们留下的想象和阅读空间以及我们所怀的巨大的好奇，巨大的痛惜感，本身也是它伟大的重要构成成分。”

第四个读者比起前一二三个读者来说都是“芥豆之微”，但却“由小见大”包含着《红楼梦》里最强有力的力量，李敬泽总结为：“它永远能呼应和对应我们的情感和生存境遇，既给你教导、启示，也给你教训。”

待李敬泽将“四个读者”的真面目一一揭开后，《红楼梦》能够岿然屹立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巅峰之原因昭然若揭。李敬泽对其阐释为：“它经过二百年无数读者的阅读、丰富和扩展，是伟大的读者成就了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确实已经成了我们一本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