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为何要进行财富再分配

分配问题与不平等

关于再分配的任何一个制度、规范性抑或是政治方面的理论,都事先需要有一个关于分配与不公平的完整理论作为前提, 这个理论能够向我们解释在某个可能的公共权力对社会劳动力 和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之前,这种劳动力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是在何种机制下产生和发展的。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在此仅举其中几项,以便让大家了解我们所参考的理论,我们将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步深入讨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所有权存在的不平等,由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不平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日趋严重。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否定了他的这一分析: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有显著改善,这种不平等的改善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政治机制而非经济机制,这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也与他的论断相悖。

在那之后又过了很久,1955年,库兹涅茨(Kuznets)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现象中发现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他坚持认为在发展和建立精英阶层的初始阶段,社会不平等现象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可是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逐渐衰落(库兹涅茨用倒 U形曲线表示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日渐改善。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所谓的普遍规律引发了人们许多更深的疑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无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使社会不平等状况得到缓和,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工业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明显了;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工业国家曾经历过一次不平等现象缓和的过程。因此,在资本主义 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重与缓和已被认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了。

近年来,继内生增长理论、激励理论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理论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掀起了新一波理论浪潮。很多研究者都曾特别指出不平等的初始结构和暂时分配失衡是如何在长期影响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这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是贫困陷阱导致的(一旦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经济水平低于一个“门槛”,由于信用市场的不完善,经济活动参与者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源使自己跨过这个“门槛”,因此也就不得不长期处在最初的贫困状态中);或者换一种更复杂和有争议的说法,这是由低流动性的不平等陷阱造成的:对财富的某种分配会在均衡各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产生价格(工资和利率),这些价格决定了不同水平的财富之间过渡的可能性,财富在流通过程中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进行再生产。举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初次分配使得大量的生产要素只能被廉价出售,那么这种财富分配势必会导致较低的工资水平,这将降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快的概率,使这些生产要素又陷入到同样的分配模式中。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关于再分配的真正有活力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社会不平等的内部活力的完整分析之上,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研究再分配的前景以及再分配带来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关于不平等的完整分析理论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而且还激起了众多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理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再谦虚一点说,我们在本书中考察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平等的产生具有稳定的、与历史无关的结构。也就是说,在本书中,我们将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不管在任何阶段,产生不平等的力量都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环境中,只有改变再分配政策,才能够对不平等的结构产生影响。这只是一个极小的范围,却完全适合作为财富再分配理论的导论进行讨论。

这一条重要的限制并没有因此解决不平等产生的问题。相关个体能够事先了解自己在未来财富等级划分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将根据这一信息,区分产生不平等的不同模式。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都知道:付出劳动和努力的数量,影响着他以后的社会经 济地位,但是与变化无常的运气因素相比,确定性因素和个体因素是相对重要的。在这里有两个极端情况:在一个世界里,每个人获胜的机会均等,对个体的阶层划分完全源于偶然性。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众所周知的个体特征完全决定了未来财富等级的划 分。我们立刻注意到这两种情况的首要差别源于信息的本质。

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运用这个区分不平等产生方式的方法, 在体制、规范性以及政策范畴内来探讨再分配问题是很恰当的。 本书随后将向大家介绍我们是怎样得出这个论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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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进行再分配：正义初探

为什么要进行再分配?这是因为自由放任政策会自然而然地对运气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分配,然而这种分配与个人价值并不相符,因此这时就需要公共权力进行干预。

这个简单明了的回答,调和了主观主义价值论与分配正义,同时破除了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与对再分配的分析之间的传统差别。然而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并没有对个人价值分配作出任何限定,也没有说明为何个人价值分配在个体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各个国家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再分配,终极原因是个人价值需要与之相符的再分配,但是这个说法只是将对再分配的分析推得更远了:为什么个人价值如此不同?不同的个人价值导致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呢?

至于为什么再分配总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以及它是如何以冲突形式出现的问题,本书已经给出了两个基本理由。通过解答这个问题,本书已经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了。

一方面,由差别原则和“平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原则构成的正义的通用标准都非常依赖于产生不平等的过程。这是因为对于个人行为、运气以及特征等信息的把握,精确地限定了可行再分配集合,而这些限制条件,又会根据不平等产生过程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调整。这也是因为很难对“社会最弱势者”进行定义,以及对“平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做出解释本身就很困难。

这些难题导致认知操作太过复杂,再加上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以及决定实际的公平再分配时应该“让所有人享有的最少的机会得到最大保证”的观点,以致很多人在认知过程中放弃了存在公平再分配的想法:既然没有一种再分配看上去很明显是“正义 的”,因此(如果不能达到“正义”的话),有时候对个人利益的维护 似乎就成为了唯一“正当的”目标。在这个个人利益占上风的世界,对再分配的集体选择必然建立在人们自发达成的不稳定的共识之上,这种共识是由大多数人坚持选择维持现状而达成的。

另一方面,即使人们准备好不在中途放弃存在公平再分配的认知操作,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经历不同,大家看待不平等产生方式的角度也会不同。因为不平等产生方式存在固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人们对社会刚性与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同样对激励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当然对可行再分

配集合的观念,尤其是对公平再分配的观念也会有很大差别。更准确地讲,个人意愿与个人选择和事前确定的因素之间存在差异,这是导致社会冲突的众多最富有戏剧性和创造性的根源之一。由于受到这些影响,人们对界限无法达成共识,这不足为奇, 因为即便是那些终生致力于研究或者可以获得更高级的信息的人,也无法达成共识。

人们对再分配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这与正义的通用标准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我们看来,该思想框架在调和二者之间矛盾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很显然,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深入:再分配问题成为了对分配正义的学习和认知问题,或者说成为了探究何种结构才适合正义观的问题。我们希望已经证明了从这个角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正义分配的本质。

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对再分配给出这种清晰明了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经济人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都处于基础水平,这个方案无法永久符合经济人的简单结构。然而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正义问题,通过表现个体以及他们的理性来将分析进一步深化,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再分配与帕累托最优

这本书最多只能算是财富再分配理论的一个引论,因为它限定在可以被称为再分配的“纯”理论框架下;也就是说,在本书中设定的世界中,不平等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如果人们尝试进行再分配,那么总收入只会减少;于是这里遇到的问题就是需要确定这样一个界限:如果超过这个界限,“为了获取更加公正的分配”就无法再成为缩小“蛋糕尺寸”的合理理由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对这个限度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然而太多的不平等的现实不允许我们将再分配问题简化成 这种逻辑。通常情况下,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不仅仅是不好的,还因为它们与人类的公正观念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浪费了原本可以被更好地用于造福所有人的人力资源。换句话说,不平等的产生经常会导致一些坏的机制得以运行,而在这些机制下,市场便无法保证帕累托最优。我们将粗略介绍标题中所写的这两个机制,它们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过去20年内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然后我们将会简要提及这类不平等的出现对财富再分配理论产生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个体产出通常取决于周围人群的人力资本:学校、社区等其他周边社会环境的质量对其有巨大影响。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他人的人力资本会产生影响,这种外部性也就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的个人投资与社会最优化的要求相比是不足够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家要对教育进行公共干预。当考虑到这些外部 影响取决于所处社区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时,问题就更加反常了: 伯纳布(Benabou,1993)指出在这种合理的假设下,这可能会导致具有不同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构成一个完全反生产力的分层。反生产力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能够强迫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群体生活在一起,或者至少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同样的学校,那么将会得到较高的生产总量。

新技术的采用构成了另外一种产生不平等的方式,同样会产生反常的外部影响。这可能来自于“破坏性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革新会让那些旧技术的使用者受到技术的排斥,对技术革新的个人激励并没有顾及到这一点,这会导致非常迅速的技术变化。这还可能是因为对一种已知技术的选择,不仅需要一个短期内确定的“生产函数”,还需要确定的学习能力和获取人力资本的能力,以便让那些最初能力较差的人有可能获得提高; 如果在决定采用一项新技术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这个影响,就会导致在“技术升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会遭到新技术的排斥。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场并没有对采取新技术给出正确的个人激励,因为革新者们并没有为他们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买单。如果责任方能为技术排斥带来的损失承担责任,那么所有人都会享有较高的物质福利。

这些不平等的存在基本上改变了再分配问题:致力于反对不平等的制度可以让所有人受益。在实际中的难题是,不平等的产生导致大量复杂的机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容忍这些机制带来的上文提到过的反常的外部影响,因此想准确地识别这些影响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总是只能得到片面孤立的信息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换句话说,上文提到的这些不平等,使得对分配正义的认知和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了。除此之外,前文中提到的例子表明这些不平等通常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之上,而公共权力却很难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甚至采用间接方法也很难控制。因此了解再分配应该适应何种结构,可能并不足以阻止不平等的增加,只有无限的个人正义行为累积起来才有可能改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