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合康三谈李商隐与诗歌

川合康三（章静绘）

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笔耕不辍，成果卓著，其著作《李商隐诗选》作为岩波书店长销品种之一，自2008年面市就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该书中文版近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以“他山之力”解读李商隐诗。川合先生从李商隐诗中择选九十四首进行注释、今译、解说，译文和解说富于文采，既有个人风格，也凸显了原诗独特的色彩。如何评价日本学界研究现状？如何看待李商隐诗的价值？李商隐诗歌对日本文化又有哪些影响？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川合康三先生对上述话题进行了讨论。

日本从1914年起就有研究李商隐的著作出版，1950年代有了带译注的选本，1970年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又开设李商隐研究班。可以说您的《李商隐诗选》是在日本学界对于李商隐研究的雄厚学术基础之上产生的。那么，能否请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日本学界对于李商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川合康三：的确如你所说，李商隐研究在日本有着比较丰厚的积累，举其要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李商隐诗的翻译，如森槐南的《李义山诗讲义》上中下（文会堂书店，1914-1917年），选取的是清人冯浩注的编年部分；高桥和巳的《李商隐》（《中国诗人选集》，岩波书店，1958年）选译了五十首；荒井健的《李义山七律集释稿》《李义山七绝集释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1978-1996）选了七律及七绝一百首；以及我的《李商隐诗选》（岩波书店，2008年）的九十四首选译。另一类是对李商隐作品的评论与考证，如高桥和巳的《诗人的命运——李商隐诗论》（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詹满江的《李商隐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加固理一郎的《李商隐诗文论》（研文出版，2011年）等等。

从中国的学术史来说，清代关于李商隐的研究著作迭出，形成了一个高峰期。以至于岑仲勉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刘学锴先生认为，这当与明代后期思想界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思想的兴起，对于主情型的李商隐诗文创作持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有关。您指出李商隐的诗最接近现代“诗”的性质，是否也可以从这一方面进行理解呢？

川合康三：到了明、清，学人对诗的文学性开始有所关注，是与对李商隐的关心度的提高相联系的吧？清代的注释虽说大体是用寄托说来解释的，但这背后不正是文学性的觉醒吗？感知到作品的好，和说出来为什么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不能因为是寄托说就批判清朝的注释。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人而言，感觉是很遥远的存在。作为“诗”，作为“文学”，都不是具有向我们猛扑过来的性质的东西，而是被认为是进入了“古典”的框架中的文学作品。但是中国诗的一部分，作为现代的文学直接向我们逼近，就是杜甫、李贺还有李商隐这些吧。他们的诗为什么能直接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此作出解释说明。我们要抓住的，就是此前未能说明白的直击心灵之处，并体验其意味。

日本明治时代的汉诗诗人大沼枕山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他认为诗并不是盛唐时最好，晚唐诗才是达到极致的诗。您在书中也提到：“李商隐的诗包含着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能性追求到极致的精髓。”请问如何理解以李商隐诗为一大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中的地位？

川合康三：日本江户时代对汉诗的接受，是从荻生徂徕等拟古派（古文辞派）对汉诗的汲取开始的。由于徂徕的弟子服部南郭的《唐诗选国字解》的流行，《唐诗选》所标榜的“以盛唐诗为中国诗的最高峰”的诗歌观念在此后被继续，现在日本也有好多种《唐诗选》的译注本。尽管清朝以后古文辞派一下子就凋落了，但在日本却一直流行着。这是接受外国文化时的普遍现象，换句话说，本土的学术变化有时在异域难以被接受和理解。也可以说是外国文学的接受难免会有“偏向”。　

但对盛唐诗的重视只是在一般的读书人中继续着，江户时代的汉学者、汉诗人却早早从盛唐诗中脱离，其志向转换到了宋诗精密且日常的表现。大沼枕山与一般人偏重盛唐诗不同，他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南朝人物”“晚唐诗”的爱好，或者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或许与日本文化中的“风流志向”有关系也未可知吧。　

中国诗歌的流变，到杜甫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杜甫衍生出来的变化，一脉传到了韩愈，另一脉传到了白居易。沿着韩愈流脉的是李贺的登场，再于其脉上延长的是李商隐的出现。当然，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这种所谓的谱系或许有一共通性的底流，但各有各的个性。到了李商隐，其流臻至极致，在这以后已经无法再拓展了。这有点像生物不断进化而陷入僵局。李商隐达到的极致、洗练的尽头，想要继续他的人已不存在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极其特殊、罕见的事。一般情况下会出现为后世所继承的存在，但李商隐却是个孤例。我认为，这个孤例，就是文学史上无法连续的个体，昭示着发展到李商隐时这一流脉便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极致。

您著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一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恋爱主题的诗歌进行了梳理，读后给人很大启发。请问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什么选择以李商隐作为终点？这是否意味着，从艺术水准上而言，李商隐的恋爱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川合康三：如我前面说的，我认为李商隐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存在。恋歌在以后当然也会继续，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以前有的恋歌的变奏吧？并不是说因为是变奏就没有价值，很多文学就是这样以形式上的不断重复变化而继续下去吧。

一般人对李商隐的诗歌，知道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爱情的无题诗。而您的《李商隐诗选》在选目上非常有特色，如《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井泥四十韵》等，以往的选本一般不会选入，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商隐诗的面貌。那么，在阅读本书之后，读者对于李商隐的诗作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再回过头去看李商隐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是否在某些方面会有新的发现呢？

川合康三：不能仅把李商隐当作所谓的恋爱诗人来看待。他有像《韩碑》那样的政治诗，也有像《哭刘司户》那样极其大胆地批判政治的诗。你这里指出的如《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井泥四十韵》等，以前的诗选是不收的，只能说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诗人包含的如此多样性的要素，我认为不应该把这看作是凌乱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多样的要素必须是有机的统一体。总之，有这样的诗，也有那样的诗，并不能将其各自分开来理解，我认为必须要关照全体才能把握李商隐。这对我来说暂时还做不到，但正因为有这样集聚了多变要素的存在，李商隐的恋爱诗才与单纯的艳情诗不同吧。

《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著，【日】川合康三译注，陆颖瑶译，凤凰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354页，68.00元

《枕草子》的译者林文月认为，清少纳言的写作风格受到了李商隐《义山杂纂》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李商隐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与文化，又有什么或显或隐的影响呢？

川合康三：《义山杂纂》是否真的是李商隐的作品，还不能确定。假如是经李商隐之手的作品，那就是与正统的作品不同、属于另一系统的东西吧？（李商隐写过那样的东西是很有可能的，我觉得很有趣。）杂纂的文化性谱系——所谓讽刺、滑稽、批判谱系下的作品，很多已经消失了吧。在中国因为是非正统的、非传统而消失的作品，在日本却保存了下来，这并不稀奇。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正统约束力，因为尊敬中国，只要是中国的东西都抱有很大的敬意（极端的例子是《游仙窟》。这一通俗文学在中国虽已很快佚失，但在日本，由于是中国的东西，却被珍藏在寺院里而保存了下来！），《义山杂纂》也属于非正统、非传统的产物，如果能在日本追踪其痕迹的话，学者对探索以前没有被关注过的潮流是很有兴趣的，可以成为今后的课题。

但《义山杂纂》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很难考察。和《枕草子》的关系也只在这一方面有接触点，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义山杂纂》对《枕草子》全书会产生影响。

离开《枕草子》《杂纂》，人们也无法指出李商隐的文学对日本的文学、文化有多少影响。我们不知道过去李商隐诗的读者面有多大，日本文学虽以恋爱为主流，但此类恋爱文学没有受到李商隐的影响，因为李商隐的诗是非常特殊的。中国文学里，友情似乎比恋爱更重要。虽然庶民的文艺中恋爱题材很丰富，但士大夫文学中，比起男女之间的爱情，表现男性之间的友情更为重要，因此成为文学的一大主题。这与文学的担当者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士大夫文学是正统的文学，日本则是由平安时代的女性作为文学的担当者。男性写拙劣的汉文、汉诗，是模仿中国文学的；女性则用日语悠闲自得地书写着自己的文学，也就是以恋爱为主题的文学。因此，日本文学在量和质上都以恋爱文学为中心，《源氏物语》即为代表。尽管恋爱文学占据了文学的中心，但我认为李商隐的恋爱诗并没有被日本接受，原因之一是他的诗太难了，像《玉台新咏》里收的艳体诗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另外在日本，李商隐在知名度上比不过白居易，这也是实情。我先后在《岩波文库》出版了《李商隐》和《白居易》，没有人不知道白居易的名字，但对于李商隐，我的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同事都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真失望啊，那一般人就更不知道李商隐的名字了吧。

不过幸运的是，高桥和巳已经出版了《李商隐》的译著，这个时代的人们通过高桥此书读李商隐，知道李商隐的人就不少了。1970年代，高桥的小说风靡一时，几乎没有没读过其小说的年轻人。爱读他小说的人，也就顺势读了李商隐，可以说也是偶然吧。

您在书中强调：我们要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回到我们最朴素、最纯真的感动。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诗歌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今的社会却似乎越来越分裂为两个阵营：就专业学者而言，正像蒋寅先生所说，学者关注的中心是诗歌理论和批评，无形中反而离文学本身的趣味越来越远了；而就大众而言，有无数吸引目光的让人分心的事物。因而，古典文学似乎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甚至是处于缺席的状态。请问您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展现古典文学的魅力，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经典诗歌的兴趣呢？

川合康三：如果把这里的“诗歌”理解为中国古典诗歌、古典文学的话，情况在日本的确是这样。感觉在中国应该很不一样，我们看到古典文学研究者很多，图书不断出版，且读者众多，所以我认为古典文学在当下非常兴盛。我想这种活跃的状况日本是比不了的。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肯定有人会担心古典文学的存在感在将来是否会变得薄弱，希望不会吧，否则人类文化会变得很贫乏。

我长年隶属于“日本学术会议”的古典文化的分科会，正在讨论学校的古典教育，以及大学入学考试中古典部分的出题等相关问题。我们也调查了中国及欧美的状况，似乎全世界都有轻视古典的倾向。在这样的趋势下，古典文学很有可能会被时代抛弃，从而导致文化的衰退。

虽然“外科”式的处理方法是在中学、高中的国语教育中重视古典，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变文化的本质，使其更加丰富。文化动辄就会向简单的方向发展，今天的商业主义助长了其向轻佻浮薄的方向突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古典诗歌也只会成为一具残骸。

我们能做的事，是通俗易懂地向人们传达古典诗歌即使在今天也具备的丰富的文学性。简单来说，应该怎样去读，就是个问题。使作品生动起来，作为今天也通用的作品，就要看读法如何。可是研究者过于追求“学问”的严谨，没有出处的说法会被排除。在文学中，那些无法考证的事情里不是也有重要的东西吗？只拘泥于论证的话，离文学就会越来越远。如何去感受研究者严谨的态度和作品的文学性，使之并存呢？这虽然是个很难的课题，我们也必须在此矛盾中继续探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日文版《中国的诗学》中有所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