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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寻宝记:上博青铜馆的宝贝从哪儿来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1927~2004)被誉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他的慧眼与保护文物的热忱,使上博成为国内收藏青铜器的重镇。同时,他在青铜器研究领域留下了辉煌成果,又在艰苦的环境下主持博物馆行政。近期,《典藏•古美术》4月刊采访了马先生的学生周亚,听他讲马先生与青铜器的故事。本文原题《上博青铜馆的记忆——回忆马承源》,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马先生的学生训练法
1983年我进上博,之后一直跟着马先生工作。最初工作地点还是在河南路的老馆,青铜部当时叫陈列研究部金石组,马先生是陈列研究部的副主任,1985年马先生当馆长之后,金石组改建为青铜器研究部。我是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博物馆,刚开始对青铜器兴趣不浓,因为我原来主攻宋史,青铜器属先秦史范围,两者之间差距大,完全要从头学起。马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严肃、严厉。他平时不苟言笑,工作上要求高,有什么错误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即使我在上博工作了很多年,对马老师很熟悉了,但看到他仍然毕恭毕敬,工作时也处处谨慎。
马承源1992年为《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器卷》撰写序文的最初手稿,删改痕迹透露着他反覆斟酌与思辨的过程。马先生不给我们专门上课,而是布置具体工作给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中学习。比如马先生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时,我的唯一工作就是帮马先生抄稿子,马先生要求我用出版社的标准抄稿子,我抄完一遍给马老师看,马老师改过后再让我抄写,抄完他再看,一份稿子起码要抄写两遍。抄稿子对认识青铜器及其铭文很有帮助;并且马老师每改一遍,我就要想想他为什么要改,他现在和之前的想法有何区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提升。我整整抄了一年多的稿子,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我对青铜器器形学及对古文字的认识,就是从中来的。
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次,马先生要从库房中选择30多件青铜器,给外宾讲述青铜器的发展简史,按照规矩应该由保管部的人把青铜器从库房送上去,但那一天马先生让我按时代、器形一件件地送过去。他讲一件,我送一件。接待结束,外宾走后,马先生对我说:“你这个青铜器基本常识的考试算过关了。”马老师从小事上考我,就是要看我是否能分清青铜器的时代、器形,以及器物之间的关系,这展示了他在实践中教学并处处关心着我们的进步。这使得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必须认真、仔细,生怕他安排的某一项工作又是一次考试。
上博青铜馆藏品的故事
上博的青铜器收藏如此丰富,与马先生的征集密不可分。藏品很大一部分靠收藏家的捐赠及从收藏家处购买,马先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如果到青铜馆,会看到有些文物说明牌上面写着“李荫轩夫妇捐赠”,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上海60年代的古玩市场还有青铜器可以买卖,马先生从古玩市场得知有位收藏家李荫轩经常买回好东西,有时也曾把很好的东西拿出来卖,就跟他交朋友。李荫轩刚开始还有些戒心,后来发现马先生是专家,两人谈得很投机。“文革”时,李荫轩打电话给马先生,拜托上博带走他的藏品。马先生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却还是想办法让人将文物运回博物馆,“文革”结束后上博要归还给李先生,但李先生已经过世,留下遗愿希望这批文物捐赠给上博。马先生当时将一部分算无偿捐赠,一部分仍算有偿征集,帮助李家人解决生活问题,这在藏家中广泛流传,因此大家更愿意把东西捐赠上博。
几何纹兽盉,战国早期,浙江省博物馆藏马先生鉴赏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来自对青铜器全局的了解,他能看出每件器物在整个青铜器序列中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是他对细微处的观察往往比别人仔细,马老师曾说自己的眼睛具有放大功能。有一次马老师和我们一起看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青铜盉,上面有很多小蛇。马先生问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我们说看到蛇头翘起来了。他让我们拿放大镜看,才看到蛇头咬着人屁股,人头露在外面,马老师连这种细微处都能发现出来,可见其不凡的青铜器鉴赏力。
有晋侯铭文的鼎,西周中期,上海博物馆藏马先生也靠着他的慧眼在港澳为上博收来了文物。比如90年代初,马先生在香港古董市场看到有一个青铜鼎上有“晋侯”两字,但是身上没有钱,陪他去的美国华裔收藏家范季融慷慨解囊,买了之后捐给上博。经过清洗去锈,内壁的铭文才显露出来。这个鼎的造型其实很普通,但铭文很重要,它是第一件出现“晋侯”两字的西周青铜器,要有丰厚的历史和青铜器知识才能发现它的价值。
晋侯苏钟,西周厉王(前9世纪中叶),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8号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又如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共有16件,其中14件是上博从境外收回的。因钟上的铭文是用利器凿刻上去的,所以大家以为是假的,然而马先生认为这套晋侯苏钟是真的,一方面因为铭文本身很好,后人是刻不出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上面的锈是真的,字被锈掩盖住了,因此字不会假,加之字的每一笔都是分几部分一刀一刀地刻的,与当时金属工具的局限相符。这么长篇的凿刻铭文很少见,西周没有刻上去的铭文,春秋之后铸铁、炼钢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比铜硬的金属,有了刻的工具,刻的铭文就多了。西周以前长篇刻铭,这是第一次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后来在清理发掘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时发现尚未遭盗的最后两件晋侯苏钟,这两件最小的编钟上面也刻了字,证明了马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这套钟现在是国家不允许出国的青铜器之一,由于马先生的学识与慧眼,这套珍贵文物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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