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光耀回忆曹景行：首先是个读书人，这是他的底色

2022年2月11日凌晨，知名媒体人曹景行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媒体人，是曹景行身上最突出的身份，也是这两日报道和纪念文章中谈及最多的。但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看来，曹景行首先是个读书人，这是他的底色。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下，他饱览群书，又使他成为一个胸怀天下的文化人。而做媒体，是他践行这两重身份、服务社会的具体方式。

“他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的选择，都和他读书人的底色息息相关。”金光耀说道。

金光耀和曹景行交往长达四十余年，两人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不仅是大学同学、室友，还是在同一农场务农的知青。此外，两人毕业工作后，虽然一在新闻媒体行业，一在高校历史专业，但仍然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在口述史领域，还进行过深入合作。

2月12日上午，金光耀对澎湃新闻记者深情回忆了曹景行的下乡、读书岁月。在他看来，这两段经历，为曹景行日后在新闻媒体行业驰骋，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10月，曹景行到复旦大学做节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母校。图片由金光耀提供。

一地插队，一同高考，一起体检不及格被刷下来

1971年，刚刚初中毕业的金光耀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前往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在那里，曹景行已经待了三年，工作内容从扛木头、挑担子、种水稻，到下车间。

“从春至夏的农忙日子，每个早上，天还没亮，就被广播喇叭惊醒，天黑好久才收工回到宿舍，瘫在床上就起不来，常常连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被广播喇叭惊醒。一个星期七天，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一天的休息。” 在为《知青部落》一书撰写的文章中，曹景行曾这样描述那段岁月。

金光耀共享了这样的经验：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工，中午有人把饭送到田头，他们就在外面吃完再干活。下午5点下班，吃饭、洗漱完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

不过在茶林场，金光耀和曹景行并没有太多交往，“互相了解，但不是很熟”，反而是和成为曹景行妻子的蔡金莲接触较多，因为蔡金莲当时是场部政宣组长。

1978年，黄山茶林场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时，与场领导的合影。金光耀（第三排右四）、曹景行（第二排右三）、蔡金莲（第一排右三），三人都被复旦大学录取。图片由金光耀提供。

直到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金光耀看到了希望。曹景行当然也很激动，但相对“淡然”了许多，没有把考大学当成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是觉得，有个读书机会就试一下。

但是他们也都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复习准备。那时，曹景行已经是一个农机厂厂长，每天忙到晚上10点以后，在蚊帐里看一两个小时书。金光耀白天干活间隙，和一同备考的人聚在一起，互相提问。晚上10点熄灯后，在油灯底下继续复习到很晚。就这么复习了一个月，俩人都过了分数线，拿到了体检的资格。

冰天雪地里，他们坐着大客车去县城体检。医生问曹景行一年来得过什么病，他很老实地说得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金光耀则是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了出去。

“我身体算是很好的，力气大又强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高血压，也压根儿就没有血压的概念。” 金光耀也不是很明白，干重体力活都没问题，为什么脑力劳动就不行了。

实际上，77级报考人数之多，是远超预期的，相关部门不得已通过初试、体检等关卡重重筛选，严格到无以复加。尽管这样，录取率之低仍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第二次的机会很快到来。1978年9月，曹景行、金光耀、蔡金莲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曹、金被历史系录取，蔡则是进了化学系。

“我们都想报理科，大家都觉得，学文科还是有点风险的，都想避开。”曹景行觉得来不及复习理化，只好报文科了。“文科中，曹景行对历史学比较认同，觉得以后无论做什么，历史都是最基础的。我呢，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考理科不现实，想着有学上就行，就看分数上哪个最有可能，就报了哪个。”金光耀说。

曹景行曾表示，从茶林场到大学的旅途，是一次“爬坡”，也是一次成长。通过高考，这批年轻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偶然性，我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读大学的，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正好时代给了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抓住，真的不敢想。”回忆往昔，金光耀充满感慨。

开玩笑叫他“老狗”，实际是读书典范

1978年高考，黄山茶林场有十多个上海知青考上了大学，考到复旦大学的只有他们仨。巧的是，到学校报到、搬进宿舍后，金光耀发现，又和曹景行分到了一起。

那年，曹景行已经31岁了，是班上年纪最大的那一拨，同一宿舍的张国伟，就比他小了十多岁。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曹”，调皮的背后还会叫“老家伙”。

“还有一个，大家开玩笑时还会叫他‘老狗’，因为学英语了，从‘old dog’那来的。”金光耀说道。

玩笑归玩笑，同学们对曹景行实际上是十分敬佩的。一来曹景行是老大哥，又是班长，对大家十分关心照顾，二来他的知识、经验、视野，在同学们当中出类拔萃，大家对他真有点如其名字一样，“景行行止”。

他们这批从农场过来的学生，当时都有工资。曹景行每月从农场能领到40余元工资，是同学眼中的“富豪”。扣除掉吃饭和家用的开销，结余20多元，曹景行全部用来买书。

金光耀还记得，因为顺路，所以领工资的任务就由他来承担。很多时候，他骑着曹景行的自行车，到虹口区溧阳路的茶林场驻上海办事处领来三个人的工资，先到南京西路曹家，再回到静安寺自己家。

有钱买书，当然也得会买会读，曹景行就属于会买会读的。他是“老高中生”，因为家学缘故，得以阅读大量书籍。在茶林场，“可以看的书都看光了”，他就读《毛选》《马列选集》，很多知识都是从里面的注释学到的。所以曹景行的起点，不是一般同学可比的，很多书其他同学刚接触，可他早就读完了。

“我们入学以后，教科书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想更进一步，就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曹景行都读完了。”在金光耀看来，那时候曹景行读书，是有自己的节奏和方法的，有意识地系统阅读原典，“从前四史开始，然后是《通鉴》。”

所以曹景行说什么书好，同学们就跟着去买，用张国伟的话，简直是“指哪打哪”。入学不久，曹景行买了20本《资治通鉴》，几乎天天手不释卷。张国伟“也依葫芦画瓢，特地赶到福州路上海书店，花三十块钱背回了整套《资治通鉴》”。金光耀觉得太贵，但也确实觉得好，就买了三册《通鉴纪事本末》，“便宜一点，但也算和《通鉴》挂上钩了吧。”

很快金光耀发现，跟着曹景行读书是不容易的，一来他阅读速度快，二来自己要补的东西太多，很多文学名著都没看过，而且像《伤痕》这样轰动一时的新作品，让他们趋之若鹜。

“景行行止”的另一个例子是他爱听古典音乐，常常在宿舍一边看书，一边听。久而久之，宿舍里很多同学也都爱上了交响乐。后来同样成为资深媒体人的张国伟回忆，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沪演出，“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一台破收音机，欣赏实况转播。后来我们毕业了，都成了交响乐迷，常常在音乐厅里不期而遇。”

学英语也是。入学复旦前，曹景行花半个月时间，又重读了自己的中学英语课本，这让他在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中，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拿到60分以上分数的人，可以免修基础班，直接上专业英语。

尽管基础好一些，但英语对曹景行一样是巨大的挑战。他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去学语法，而是先啃下了《英汉小辞典》，接着就直接去读原版的韦尔斯《世界史纲》。在他的影响下，寝室其他人也都去找《世界史纲》，但是图书馆就那么几本。金光耀实在找不到，曹景行就跟他说，“随便找一本通史，不管是啥，从头翻到底，对你都是有帮助的。”这样做了后，金光耀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确实上升了。

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那时的学生都很珍惜。张国伟说，班里50个同学，每个人都埋头读书，只有晚上10点熄灯后没办法，就开“卧谈会”，“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看书，就连洗脚时也在看书。”

“在农村荒废了十年，大学四年，我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想法。”曹景行曾表示。所以尽管是班长，除了必须要组织的活动外，他从不主动举办活动，自己也不参加社团，不参与外界的活动。就这样，四年时间，他比学校要求的多修了五十几个学分的课程，比如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之类的。

曹景行自己也曾说，大学时候积累的知识，对其日后做新闻很有用，做新闻评论的底子，都是在大学时打下的。“如果当时只是读单一的专业，知识面就比较狭窄了。”

媒体人、文化人，底色是读书人

大学毕业后，曹景行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后到香港，先后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主持了《时事开讲》《口述历史》等节目。

金光耀本来也想做编辑、记者这样的文字服务性工作，但被分配到上海市化工局党校，很不愿意，立即决定考研。1983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师从余子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做的是陈纳德与美国空军。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校历史系任教，自此走上了学术之路。

尽管两人毕业后的发展道路不同，但因为舍友加同一农场知青，曹景行可能是同学中，金光耀联系最为密切的。金光耀硕士论文要做陈纳德与美国空军，与他交换意见，曹景行就觉得这个选题很好。

2001年秋天，当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的人碰在一起，讨论着要为农场编一本集子，记录下来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就交给金光耀和朱政惠这两个做历史的人。集子编纂过程中间，曹景行也积极参加讨论。最后，《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知青》以照片集的形式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曹景行特意撰写了文章。

后期，曹景行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两人见面增多，还一起做起了口述史，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曹景行和金光耀担任双主任。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他们共同策划主持的上海改革开放口述史《亲历》出版。

“他先是做纸媒，后来又去做电视，兜兜转转，最终又落脚在了历史这块。”在金光耀看来，历史与新闻关系密切，“新闻就是以后的历史嘛”，而曹景行做新闻，始终带着历史眼光，“会比没有（这种眼光）的要深入一些。”

2020年7月25日，曹景行和金光耀做客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围绕难忘的青春岁月，以“1978·青春爬坡——从茶场到大学”为主题做了个活动。本来要做五期，但因为曹景行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没能继续下去。

2020年7月，曹景行、金光耀做客大夏读书会·丽宝系列讲座。

病中，金光耀几次去家中看望曹景行，“今年年初一我去看他，当时他感觉还可以，我也觉得他（状态）还可以。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还说你以前帮人家做口述，现在我帮你做，过一段时间，等你感觉再好点时，我带学生一起来，把你讲的这些做一个口述记录。他听着点头微笑。”谈及这次最后的见面，金光耀很是唏嘘，“还是很突然。”

尽管这两日新闻报道和纪念文章，都更多着眼于曹景行的媒体人身份，但在金光耀眼里，曹景行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一个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书都想读，什么知识都要吸收的读书人。”

“然后读了这么多书，所以他书卷气很浓重，胸怀很宽广，兴趣也很广泛，从这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文化人。”金光耀说，在这个基础上，做新闻媒体，成为他实践这两重身份、服务社会的具体方式。

“他人生不同阶段，每一次的选择，都跟他读书人的身份息息相关。这是他的底色。”金光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