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世界的遗产

“吴县”是中国最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县域单位，从秦始皇设郡县开始到2001年撤县建区，对吴县的研究是对中国最基层组织的绝好剖析。从宏观的地理环境、景观风物、政治经济到微观的人、事、物，江南的地理、文化和心理上的中心俱在于此。“吴县文物”的概念是需要厘清的，具有历史、艺术、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无论其材质、形态、功能，从原始时代的刮削器、砍砸器到明清的书画、瓷器和各种巧作精工的器用杂项，无论是单体的建筑，还是成片的村落和古镇，皆属于文物的范畴。在物质的文物之外，还有非物质的遗产，其范畴更广，技艺、传说、节俗、记忆皆属于此。

在吴县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如今苏州的相城区、虎丘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和吴中区的区划范围之中，从万年之前的文明源头三山岛到如今最为富庶和发达的县区经济，文脉的延续和传承实际上揭示了江南文化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

缘 起

对于东山、西山和太湖的印象，最早来自枇杷、杨梅之类，每年一次的采摘几乎成为一种仪式。去东西山似乎和去苏州是无关的两码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也一直没搞清过吴县、长洲、元和以及苏州的关系（武则天的吴县分设吴、长洲两县，同城而治。雍正时分设元和、长洲、吴县三县，同城而治至于清末。1912年三县又合为吴县），吴门那些名人的籍贯很让人头痛。民国的《吴县志》是把各沿革关系梳理得最清晰的，有意思的是，民国元老李根源在那张几十页的表格中一直在强调“吴县”是郡或府下面的“首县”。现在想来，吴县的认同其实是坚强和执拗的，就像常熟、昆山、太仓（娄东）、吴江（震泽）一样，行政区划当然很容易变，但文脉的构建并不容易。

清末地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清》

反过来而言，苏州对太湖的感情也是很微妙的，苏州一直围绕着古城区展开推广和宣传，吴县、太湖一向都不是重心，甚至让很多人以为太湖全属无锡。事实上，吴县是苏州真正意义上的“母县”。1928年，划吴县城区建苏州市，市县才分治，距今不足百年（1930又撤销苏州市并入吴县，新中国成立后又划吴县城区建苏州市，市县同城而分治，直至1983年苏州地区行政公署取消，苏州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吴县“一分为四”之后，东西两侧的“工业园区”和“高新区”乃至于北边的相城区更像是传统城市空间的一种扩张，南边的吴中区算是继承了“老吴县”的正脉，靠近古城的城南更都市化一些，到太湖边自然成乡村（一度还有太湖区，后又属震泽，最后还是归于吴县）。

“山水间”显然是此间的核心竞争力，但当山水太过著名时，恰恰也会成为很多“不如意”的根源所在。自然资源、风貌景观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免给城市发展套上了枷锁和镣铐。在苏州时，逢节假日有机会就会走访古村古民居。从甪直、木渎、光福到东西山，最大的感受是“不容易”，太湖边要造一座厕所都需要层层审批，民居修缮远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事情，产权、资质、后续的开发经营都是问题，资源卫星不间断地监控着此间每一寸土地的使用情况。

 

洞庭两山今景

觉悟认识一直都在：“居山水之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文震亨的这个论断并非其个人的，实际上是当时江南文人的共同认知，之所以“世间乐土是吴中”，那是因为河网所连接起来的是兼具生活便利性和能够让身心充分愉悦的自然和人文空间，各式各样、作者各异的“洞庭东山图”“西山纪游图”“具区图”“江南春”所展示的是一种兼具现实和理想意味的人居范式。戴着镣铐其实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博物馆收藏的对象是文物，对于可移动的文物，比如绝大多数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的收藏，博物馆已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流程、方法和标准。对不可移动的建筑、村镇而言，其体量巨大，一般的博物馆很难以收藏（大都会复原了苏州网师园殿春簃的明轩和埃及的丹铎神庙[The Temple of Dendur]，那是少数），但这不意味着博物馆不应该关注大体量的建筑和空间结构。不理解空间，也很难真正理解一旦脱离空间，即会意义消解的物件。

大都会复原的苏州网师园殿春簃的明轩和埃及的丹铎神庙，图源网络

数字技术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可移动文物分布范围广，涉及区域内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7座历史村落、各级文保单位几百处。采集对象类型复杂多样、体量差别悬殊。既有细节丰富的砖、木雕，也有古建筑和建筑群，还有包括街巷、道路、水系、农田等在内的社区、村镇。针对不同对象，其数据采集、处理和呈现方式必然各不相同。

在制定和实施数据采集、展示方案时，更需考虑时间、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在诸多约束下尽可能实现理想预期。在反复讨论、研究、比较和试验、磨合的过程中，完善了数据采集方案，并在实践过程中加以修正。对建筑与村落的数据记录，不仅用到传统常用的建筑测绘、照相等技术，还应用如激光雷达扫描、全景扫描、无人机航拍与建模等，通过计算机测算相关数据重建三维影像。

 

以大尺度的村镇为例，采用的是无人机航拍与建模。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与点云模型技术相结合，采用多旋翼单镜头的无人机对包括甪直、木渎、东山、光福、明月湾、三山村、东村、杨湾、翁巷、衙甪里村、东蔡村、植里村、舟山村、堂里村、后埠村、涵村等在内的17座传统村落进行多角度倾斜摄影测量，生成点云数据，制作数据模型。

明月湾航拍数字模型

飞行中分高度、分角度拍摄，依托于高性能的计算机设备，利用Agisoft Metashape模型软件，对采集到的海量照片进行数据处理（对齐照片、生成密集点云、生成网络、生成纹理），自动拼合村落的点云数据，再生成相应的多边形模型。利用采集的数据，采用3D打印、激光雕刻、AR、线上互动等方式让这些文物实现交互体验，让观者深入了解和探索这座巨大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库。

利用Agisoft Metashape模型软件生成的明月湾带贴图的多边形模型精度对比（高精度、中精度、低精度）

打破尺度，洞见关系

数字展览的好处在于能够随意地变换尺度，洞悉对象之间的关系。“规划”自古有之，但“匠人营国”“相天法地”和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是全然不同的概念。环太湖的古村落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东西山的几个有名的古村最早都可以上溯到吴越争霸时期，魏晋士人南迁是重要的发展契机，南宋奠定了格局，明清真正达到繁华。

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历程，从厅堂、宅院到日常的生活、娱乐、交通、生产，乃至吴县这样一个行政区域，主观的调整也罢，长时段的渐变也好，所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人居的根本法则，例如“背山面水”之类的选址规律，其实都是对天时和环境的顺应。厅堂的尺度其实是由厅堂里的家具决定的，宅院的尺度是厅堂所决定的，形成聚落的宅院自然构成社区，社区必然会衍生出各种社会活动，形态、性质相近的聚落组织在山水间连缀成片，这最终构成环太湖最为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以东山的杨湾村为例，原有“三街六巷门”之说，三条主街、六座巷门，大概能够代表宋元以来江南地区自然村落的一般尺度范围。其中长近千米，明清古建最为集中的“明代一条街”应该就是当年的“三街”之一。古代村落晚间出于安全考虑常会实行封闭管理，故而有巷门的必要，现在在村头“上天王”旁也有巷门，虽为新建，但未必不是原来“六巷门”之一。村中有清代的更楼，基本保存完好。更包括更楼旁有多个池塘，杨湾村山水环抱，从村落整体安全和消防上的考量堪称完备。

杨湾古村的更楼与附近的池塘

轩辕宫在杨湾村的北头，轩辕宫大殿是苏州地区少见的元代建筑。传说春秋时期杨湾即吴国重要军事阵地，伍子胥在此迎接自己的母亲，故而建胥王殿祭祀，后改为轩辕宫。南宋抗金名将杨虎以此地为兵库，集战船千艘，抗击金兵。伍子胥时期杨湾是否有人居住倒是未可知，将来有机会做些考古的话应该能解决这个疑问，但南宋杨湾已经形成比较大的村落应该可以得到某些传说和历史层面的佐证。辩证对待、科学分析口述和文本资料是溯源古村落历史的必要前提和方法。

轩辕宫数字模型

实地踏勘的话，会有更多感性认识。出轩辕宫便是杨湾村的古道，两者无缝衔接，通达顺畅。夹道就是用石块整齐堆叠，沿山势修筑而成的石阶和果木田垄，与建筑相错，各无妨碍。正值霜降之后，黄叶洒落青苔，红橘挂满枝头，煞是可爱，还有东西山常见的杨梅、枇杷树杂错点缀，若无长年累月的经营断无可能成此规模。环境的整饬有序和氛围的古意盎然，比之于村中古建筑更为难得，也提示在此地建筑年代所属的“明清”之前，杨湾的人居和生产活动已然颇具规模。

杨湾古道 

沿着“明代古街”两侧分布各类历史建筑多达 57 处。其中包括元代轩辕宫、明代怀荫堂和明善堂3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久大堂、崇本堂、纯德堂和锦星堂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村内还散落着景云堂、逐祖堂、 敦爱堂、崇仪堂、安庆堂、三善堂等 20 多座明清建筑，古桥、古井、古码头点缀其中。不少明清建筑门户前和院落旁皆植有银杏等古树，有的树龄近千年，可见历史上对于老建筑的修缮或改造向来以保存古迹（古迹绝不仅是文物和建筑）和文脉为优先，有机、可持续和绣花针般的改造并非现在特大城市更新的专利，细节处满是时间和智慧的堆叠印迹。

杨湾村的古树

当下的古建筑研究越来越专精于建筑时代、样式和技术领域，斗拱的做法、梁架的形态、门窗的样式等等变成了专家们的聚焦对象。微观的剖析和细读当然是有其必要和意义的，如同我们在“吴县文物数字展”中解剖作为江南典型民居的凝德堂（厅堂）和惠和堂（宅院），分析门楼、屋脊、轩架、山墙、户牖等种种建筑结构，“山雾云”“水浪机”这样的“诗性的”术语对于“古建素人”其实也能产生间离的吸引力。

山雾云数字模型

以《营造法原》这本“吴地建筑手册”中所说的“审度形式，予以变更之”的概念而言，这些“流云飞鹤”和“水浪花草”的装饰更像是一种技艺的炫耀，江南的风格实际上源于人工对天道的想象和追慕。之所以要“打破尺度，洞见关系”，那是因为我们在古建筑研究领域的目标不仅止于古建筑本身的“修”“保”和“利用”，而是人居环境的整体保护和提升、文脉关系的梳理和传承。

杨湾村乃至于东西山的不少古建已然倒塌，无法再为人所居，这是时间的必然。宋代的南迁客是如何处理江南卑湿地和中原文化关系的，明清的乡贤是怎样引导和规划村落的更新和发展的，这样的挑战并非当下的新课题，即便明清的杨湾已然有其异常出彩的回答。风貌、功能和环境的关系恐怕是最需要聚焦的方向，其实于生长于斯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宋元”“明清”，只有卓然的屋宇、山水和江南，这个材料运用、工艺技术和人居哲学最为卓越的样本。

再认识江南

江南既是地域的概念，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意味。从山水风物、历史传承到情感认同，江南是中国最具诗意和美感的文化符号。

清初的江南省，图源网络

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囊括今天的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川、贵，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江南道”是历史上最早以江南为地名的行政区。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江南省，则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以“江南”为名的省级行政区，辖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也包括今天的上海。若以自然条件为依据，则环太湖就是江南的核心。其范围从苏、松、嘉、湖或苏、松、常、镇“四府说”到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绍、甬“十府说”。另有“五府说”“六府说”“七府说”“八府说”“九府说”等，均不出此范围。

认识江南，首先需要注意的正是区域景观和环境特征，而景观和环境实际上是“江南”这概念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因为河网密布、温热湿润的自然条件，饭稻羹鱼才有基础，精工和巧作才会成为深入骨髓的基因。

江南的村镇和民居的发展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先进的理念和营造技术在本乡本土的实践和应用。可以想见，宋元的杨湾应该也是《千里江山图》中那些村落的样态、最为重要的建筑，比如轩辕宫之类与北方并无大的差别。比较刘松年描绘临安的《四景山水图卷》和䌓峙岩山寺的壁画，大概能直观理解江南和朔北的区别。建筑本身倒不是关键，关键正是山水。

苏州西山古村落位置图

山水城市，典型者譬如苏、杭，到嘉兴、湖州、松江、常熟，再到木渎、甪直、洞庭西山、东山乃至杨湾、陆巷、东村、明月湾之类的村落，直至成千上万的不可计数的园、庵、寺和殿、堂、台、楼、阁、榭，最终到陈设于其间的假山、盆景、山水条屏，从最宏阔者到最微观的呈现，其肌理结构和内在关系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小者是大者的切片和复制，大者是小者的演绎和升华。“山水城市”是江南的核心特征，“舟行山水间”是江南的标志，前街后河，因水而兴，尘世和喧哗本是繁华的根本，是士子和佳人逃不开的诱惑，山水里的城市既能享受城市的便利，又能占尽身心上的愉悦。

构建新的城市脉络

城市的兴盛是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集中的必然结果，城市的兴盛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也决定了当下我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高效、集聚和便利，但是也导致了拥堵、混乱、污染、焦虑、不平衡、不可持续等城市病，本质是以长期和终极性的人居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和局部的利益。消弭城乡界限，首先是从城市面积的扩张和乡村形态的转变，然后才可能有新的城乡关系的形成。如果说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和乡村其实是城市形态的部分“复制和切片”，当下的“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其实是乡村功能城市化（现代化）和保持乡村传统风貌的更高水平的结合。“保持传统风貌”从逻辑而言并非最优选择，只是一旦对“改变风貌”的冲动不加以抑制的，结果只可能是形态上彻底的混乱和审美上的巨大灾难。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最终会让以“资金流”“人流”和“物流”聚集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势不可挡的模式转变其实也是对人员密集模式的一种消解，顺势而为其实反而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以聚集为优势和特征的城市模式越来越行不通，以个体的健康发展和惬意生活为目标的模式会越来越得到青睐。

三山岛

“山水城市”不仅仅是山水风景中的建筑和人居，从明清江南的山水城市到未来的山水城市不是回退，而是升华，是技术进步和理念迭代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在江南，毫无疑问，未来的山水城市（苏、杭）拥有的机会会更多，风景让人愉悦，网络和技术能够让工作和生活更便捷，恰如150年前的港口能够引领城市发展的风向一般。

世界的遗产

相较15年前已然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西湖，太湖底蕴更为丰厚，直接涉及江浙沪，贯穿万年的文明史。太湖的风貌能保存到现如今的程度其实殊为难得，赵孟頫、倪瓒、沈周、文徴明、董其昌所倾慕的浩渺烟波于今仍是寰宇之内的绝佳景致。世事兴替，对太湖的敬畏从未消退，标准和水平与时俱进，取得的成果堪称典范。

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勘查这些环太湖的村落，仍能发现不少古建筑甚至挂牌的“控保建筑”和“文保单位”出现各种状况，最严重者甚至已经完全坍塌。因为房屋产权关系的原因，对于私人产权的古（老）建筑的维修和保护实际上仍然存在很多障碍，涉及古建维修单位资质和房屋维修公私之间的出资比例问题还有诸多难以破解的矛盾。在修复理念和标准上，我们所一直坚持的一些原则和标准与建筑使用者的当下实际功能需求之间其实有不小的差距，在学术和实践层面值得做更多的讨论和探索，对待不同的“文物建筑”和“老建筑”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和遵循更为精细和科学的标准、流程和路径。

怀荫堂古窗

修缮后的窗

诸多问题中，最难处理的是“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风貌保持下来了，建筑保存下去了，但只剩下了老年人愿意留下来，外来的游客所喜欢的风貌和本地居住者的不方便、不惬意矛盾巨大，花了大力气修好的文物建筑除了少部分变成景点供人参观，更多的是关门大吉。有些古村落改造则绅士化、贵族化、资本化，脱离普罗大众。修、保、用的关系是微妙而辩证的。豪斯曼会把中世纪的巴黎拆平，德国人就能重建已经被炸平的德累斯顿，波兰人也能再造已成废墟的华沙。在奈良和京都那样多的“唐风”建筑，虽然实际上早已是无数次落架大修甚至重建的产物，但受保护的主要建筑和其所处的环境肌理是相吻合的，建筑功能也因为新材料和建造技术的应用并未受到影响。

佛罗伦萨老街区，图源网络

我们的城镇保护理念其实受意大利的影响很深，对大拆除持保留态度，强调城镇空间和发展的延续性，选择性地修剪历史街区的肌理来保持原有城镇的基本特性，为了必要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必要时可以拆除部分不重要的老建筑腾出空间，将新建和扩张项目移出老城区和老街区，在维护历史建筑尊严的同时提升生活的质量，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的老街区改造皆是此种理念的具体实践。

法国巴黎马莱街区中采取“剔除法”后恢复的街坊内院

而布兰迪的修复理论中的“可识别”“最小干预”和“可逆转”已然被视作基本宗旨。拉斯金是“反修复”的，但也是英国人最开始在乡村和庄园保护、城镇保护等方面拿出来一系列的政策和标准，包括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保护区”“保护建筑目录”皆来源于此，关注地区的“历史特色”，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梳理“里昂老城”“马莱街区”“切斯特”这样的国外经典案例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借鉴，但最关键的是能否拿出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理念和示范案例，太湖和环太湖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遗产是最好的试验田和实践地。“必须以最高的标准和水平加以保护和利用”，这是共识。“拿出能破解现下难题的方案”，这是挑战。

在做数据采集的时候，我们的几个团队成员惊异于资源之丰厚、文脉之昌盛、风貌之完整，在国内几无出其右者。太湖理应以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为目标，成为世界遗产不只是为一个虚衔，而是现实乃至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老吴县”是环太湖的一个组成节点，“吴县文物数字展”是我们为太湖的更高层次的保护和利用所做的前期和基础工作，数字资源的采集和利用能够让更为精准的和高水平的研究和保护成为可能，也是未来改造和更新的基础，数字资源的展示是为了引导舆论、凝聚民意，形成共识。从吴县、太湖到江南，过去、当下和未来从未也不会断裂，一切都是为世界的遗产。

原作者：陈曾路，吴文化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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