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忠︱柳雨生、梁式关于鲁迅的通信

1943年5月上海出版《风雨谈》第二期，刊登一则“本刊佳作预告”的资讯，预告陶亢德的《吸烟记》、予且的《予且随笔》及署名尸一的《鲁迅先生二三事》等八篇即将在本刊登载。其他作者看到预告未见有何反应，尸一却有些不悦，他借助《中华日报》的《中华副刊》版面，于当月24日发表了一通致《风雨谈》编辑柳雨生的公开信，信如下：

雨生先生：

翻《风雨谈》第二期到第八十面，看见佳作预告中有“尸一”的一篇，喜而且惊，可惊的是那个“佳”字，其次是题目。

去年应《中华副刊》编者之命，为鲁迅特辑写点文字，率笔写了一夜，写完还是无题，两天之后才定名为《可记的旧事》，事关鲁迅，也关自己；既说可记，当然也有不可记的。放在鲁迅纪念特辑中，又不必提明鲁迅而自明，设使题目用“鲁迅在广州”，而我所写的离齐备很远；“我和鲁迅”更用不得，一则是我和鲁迅关系不深，二则是恐防批评界嘲笑我胆大妄为，实在尸一的“我”决不够和鲁迅的大名配合。《中华副刊》鲁迅纪念特辑刊出后不是招致过某报的笑骂么！但是原题放在《风雨谈》预告中的确会使读者不知所谓，改为《鲁迅先生二三事》，自然是合乎广告术原理的。我的主张是这篇非佳之作，应刊在贵刊之末，作为附篇或资料之类，如果你一定要采用的话；题目照我自己原定的，旁边加一小题，文曰，“限于与鲁迅有关的”。还有一点，鲁迅之下加了“先生”二字也是多余的，我不能自乱其例。

尸一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解释这通信之前，先了解“尸一”是谁。

“尸一”即是梁式（1894-1972），原名康平，又名君度、匡平，发表文章常常署名尸一、何若。广东台山人。1925年广东高等师范文史部毕业，次年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兼任国文教师，一度与许广平同事。1927年任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主编兼任黄埔军校教职。上海沦陷时期为《中华日报》“主笔”之一，出版过《何若·杂文》等著作。

信中的《中华副刊》，指《中华日报》的《中华副刊》。《中华日报》1932年4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出至1938年10月因经费原因停刊。1939年7月10日始复刊。《中华副刊》，1942年6月22日出版第一期，1945年8月21日终刊，共出版六百九十三期，由杨之华编辑。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史方面的副刊，以刊发文坛逸话、文人剪影、山水游踪、旧闻掌故、社团介绍为其主要内容，除个别几期有明显的媚日亲日倾向外，大都较少政治色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文献。

1942年10月19日至23日连续五期的《中华副刊》，为《纪念鲁迅先生特辑》，刊发了萧剑青的《鲁迅先生对于我的启示》、内山完造的《忆鲁迅先生》、姚克的《鲁迅先生的遗像》等文。尸一的《可记的旧事》也刊于此，因文字较长，“特辑”未连载完，又借26日的版面续完。这篇约八千字长文，详细叙述了在广州几次访问鲁迅的见闻，这些访问在鲁迅日记中均有记载。1927年1月22日是鲁迅到达广州后的第五天，这天的鲁迅日记记有：“上午钟敬文、梁式、饶超华来访。黄尊生来访。”这是梁式以《国民新闻》的记者身份首访鲁迅。对这次见面，他追述道：“鲁迅拿着烟卷走过来时，我觉得很面善，没有什么奇异之感——谈到将近中午，我请大家上馆子吃茶点，广州的点心是精美的，鲁迅样样都试试。廉价的烟卷一支复一支点着。”以后他又经常出入鲁迅寓所，并向鲁迅约稿。鲁迅在香港的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即是通过梁式在《国民新闻》的《新时代》上发表的。他们还谈到了电影，一次与鲁迅闲谈时，“他（鲁迅）拉开抽屉，检出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电影广告，说：‘《斩龙遇仙记》不可不看，这是德国古老的民间故事。’又谈到中国的电影，他以为坏处在中国人面目呆板，不善表情，古人以喜怒不形于色为难能，演员如此就失败了，《略论中国人的脸》当时那天闲谈后写的”。鲁迅还曾问他发表文章署名“尸一”是何意，他以“这不是笔名，而是注音符号，蔽名的音是这样读的”作答，鲁迅听了“笑了起来”。

梁式的公开信，就写作《可记的旧事》涉及的一些事做了解释。所谓“事关鲁迅，也关自己”，即他把这篇文章视为“是我自己的资料稿之一种，备将来写回忆录或自传时用的底稿”，“处处以我为中心”。而“离齐备很远”，指这里记载的仅是他与鲁迅的交往，并非鲁迅在广州生活的全部，若用“鲁迅在广州”命名，显然离齐备很远了。当然这里也隐有所指，即1927年7月钟敬文编了一本《鲁迅在广东》的应时小册子，这本书用梁式的话讲“剪贴一完，便付排印”。鲁迅对该书也多次表达过意见，认为材料搜集得不够齐全，编辑时未征求意见，尤其对刊登广告时写成“鲁迅著”更加不满。至于“鲁迅之下加了‘先生’二字也是多余的”，指全文通篇径称鲁迅，后面未加“先生”二字，若《风雨谈》予以刊载，他认为“不能自乱其例”。

最让梁式不悦的是柳雨生擅自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了《鲁迅先生二三事》，对柳雨生来说，梁式出道早，算是前辈，然而这个后生事先也不通告一下竟自作主张，实属不敬了，他以一句那“自然是合乎广告术原理的”的嘲讽话予以回击。

读到梁式的信后，柳雨生迅即拟了一篇《答尸一》，也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为自己澄清，这封信刊在五月三十日的《中华副刊》，文字如下：

尸一先生：

二十四日副刊大函拜悉。《风雨谈》第二期佳作预告《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系因日前弟与先生谈及，何不写一新文限于鲁迅先生有关的，否则，大作《可记的旧事》亦不妨略加补充，改一题目如《鲁迅先生二三事》之类，承允诺暇即交卷者也。现在弟想尊作新稿仍最好写出，否则《可记的旧事》一文，当照尊意办理，旁边加一小题，文曰“限于与鲁迅有关的”。此外，拟附载鲁迅先生《三闲集》中《在钟楼上》一文，因为该文内谈及“尸一”，读者们可以参阅。

雨生，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函文字戏拟“尸一体”先生以为如何？）

信写得客气，也委婉，这么轻轻地一推，即把责任推给了对方。说日前谈话时言明，我约写的是关于鲁迅的一篇新稿，你总不能拿半年前在同一属地发表的旧文来搪塞啊，即便退一步，使用这篇旧文，也该补充些新的内容才是。“拟附载鲁迅先生《三闲集》中《在钟楼上》一文，因为该文内谈及‘尸一’”一句，更不能简单地划过，“钟楼”，指广州中山大学的“大钟楼”，鲁迅初到广州时居住在二楼西北角的一个房间，那段时期梁式常来造访。柳雨生这里意在提示梁式有新的资料可供补充。之后，未见梁式对文章进行增补，也未见《可记的旧事》在《风雨谈》再次刊载。

梁式信上还有一句“既说可记，当然也有不可记的”，然而哪些是不可记的?外人固然不好悬测，他所谓的不可记，是否抑如其《可记的旧事》中所言“只因世事沧桑，不能不牺牲我的著作自由来换取或保全我身体的自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