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丘彦明：丈夫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

【编者按】丘彦明女士的新书《人情之美：文学台湾的黄金时代》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因缘巧合有这么一个稍显匆忙的访谈——其实叫闲谈更合适。不过幸好受访人丘彦明女士善谈，而且很有条理，所谓“出口成章”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丘彦明曾任台湾《联合文学》执行主编、总编辑，现居荷兰，从事写作、绘画，养花种菜，“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读她的《浮生悠悠：荷兰田园散记》《荷兰牧歌：家住圣·安哈塔村》等，无不羡慕她恬淡自在的生活。而这个采访给编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朱光潜先生曾说，“慢慢走，欣赏啊”，大约就是这种心态。访谈内容较长，分两篇刊出。此为下篇。

澎湃新闻：您曾写过《一个成都媳妇的龙门阵》，似乎流传很广。能否谈一谈您的先生唐效？

丘彦明：唐效出生于四川成都。1977中国大陆恢复高考，考上重庆大学，被称77级，是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15岁。没进入他报考填写的第一志愿机械系，因成绩好被学校分派编进物理系，培养大学物理教师的师资班。

四年后，考上第一批大学毕业的公费留学生，可自由选择国家。他认为去美国的人太多，英国太贵，选择了语言上英文能通而物理研究又强的荷兰科技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Eindhoven）。

他20岁赴荷兰。一年多，获硕士学位，进Nijmegen 的Radboud University材料应用物理研究所攻读，获博士学位。

完成学位后，唐效进入ASM International工作，做CVD的生长研究。不久即被派往在New Jercey州Murry Hill的AT&T研究总部，参与双方的研究合作项目。

1993年，唐效换到Cuijk的Drukker International公司工作，担任研究部科学家一职。后来公司被e6（钻石公司De Beers的工业部）并购，成为e6的荷兰分公司。

2008年，总公司决定关闭荷兰分公司，只留光学部门；当时唐效是负责Thermal部门的经理，他下决心要收购该部门。主要原因：一是不服气，因e6认为Thermal赔钱，唐效认为是公司结构不对、管理不对才会赔钱。二是不甘心，因为关闭停产，机器将以破铜废铁处理。唐效不愿和团队多年辛苦研发的技术从此消失。三是想做“雷锋”，帮助全组同仁能够继续有工作。所以，我称他“唐锋”。

和英国同事Clive Hall连手收购成功，唐效将公司命名Mintres，取“最小热阻”（minimum thermal resistance）的意思。主要做钻石、陶瓷金属化，散热特质的应用。至今公司迈入第9年，研发生产营运状况很好，不断壮大。

除了经营公司，最近唐效还被聘请为SSRF（上海光源，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的海外专家。

虽为科学与企业人士，唐效业余兴趣广泛。曾多次获四川全省及成都市少年组田径铅球、标枪、手榴弹投掷冠军。大学时代，在重庆获大学生运动会标枪亚军。现以打羽毛球为主要运动。

喜好文艺，曾写诗、散文，以青木笔名发表诗作。能以流利的英中、荷中同步翻译。喜欢读书，古书、现代书、中文、英文、荷兰文都读，看电影、画展、博物馆、听音乐会、戏剧、舞蹈，都有自己的见解。热爱旅行、园艺、歌喉不错、爱美食、饮酒，擅长厨艺，中西餐皆可，并有创新。

动手能力特别强，自己设计家中电路铺线路。自己做柜子、架子、画框及其他木工。自己修吹风机、电视、洗衣机等电器用品。恨不得自己修建房子。梦想退休后自己弄一台古董汽车来整修。

唐效也是一个脾气特别好，很乐观的人。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吵过架，吵不起来。而且，我们互相还没开口，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他工作很忙，我从来不会打电话给他，他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有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地说：“哎哟，今天我要回家吃个快餐，因为我要回公司加班。”我说：“OK，那就弄个快餐。”有几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问我，他像不像钟点老公。我说：“乱讲话，老公就是老公，哪有钟点的！”因为我很爱干净，在荷兰小镇收普通垃圾是一个月收一次，我有点受不了。他去公司，我就会把家里一点小垃圾，用塑料袋装好，让他带到公司的大垃圾箱去扔，他每次接过手，总是很有礼貌的对我说：“谢谢送我礼物！加班还有礼物，真好。”他心态永远很好，每天都很快乐。

我们谈恋爱时，两边不少亲友不以为然，说一个是“台湾特务”，一个是“大陆共匪”。我们交往四年后，结婚至今二十七年，没有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我总说，唐效是上帝送给我这辈子最宝贵的礼物。

澎湃新闻：您在音乐上很有天赋，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丘彦明：说有天赋不敢当，但我确实很喜欢音乐。在中学里我是合唱团的伴奏，中学音乐老师看我弹钢琴很能捉住曲调的意境演奏出来，劝我去考音乐系。我母亲不赞成，她说学音乐做专业太辛苦，把音乐当业余玩，你会很快乐。我很喜欢乐器，乐感很好，考上大学的暑假，我一时兴起向父母要求去学小提琴，老师略指点，我马上能准确拉出一首曲子，老师惊喜说我是天才，要好好培养，我压力立刻上来，立刻停止不学了（笑）。

住到荷兰后，有个朋友的小孩想学小提琴，第一堂课下来，老师就说，这个小孩耳朵不对，音感完全不行，根本不适合学小提琴。做母亲的很着急，焦虑的带着孩子来找我，问怎么办？我说孩子平时伶俐，讲话清清楚楚，绝对不可能是音盲，可能是平时家里没有音乐环境，对音符没有概念。于是，我试着义务指导，他每星期到家里，我先教他唱准音阶，再告诉他各个音在琴弦上的正确位置，他拉一个音，我在钢琴上弹出同一个音，再叫他用嘴唱出来，仔细分辨是否音调一致。如此，练习两个月，他上道了。那位原先拒绝教他的老师惊奇他的改变，答应收为学生，后来，那位老师喜欢这个小孩喜欢得不得了，说是他教过最好的学生之一。我弟弟的小孩，在台湾读小学时，学校里音乐课考试要吹竖笛，他吹不来，急得大哭，我母亲没办法，打电话到荷兰向我求救，情急之下，我只好通过越洋电话教他吹竖笛。教了一个小时，他流畅地吹出了考试规定的曲子，第二天去考试顺利通关。

因此，我常想，很多事情不是做不了，只要方法对了，就能解决。

差点忘了，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法文，以及在皇家艺术学院就读期间，我同时申请进布鲁塞尔Jette区的音乐学院，上乐理课，攻和声、对位，进修钢琴。白天我读语文、勤奋绘画，晚上则用心练琴，通过一级级的考核，最后通过演奏考试，国家认定的最高级钢琴证书。那几年，我在绘画和钢琴的技巧练习上，真是拚了命，有时吃饭时间都省下来，啃个苹果就算一餐，可是感觉生活很快乐、很丰美。

澎湃新闻：您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您最喜欢台湾哪条街？

丘彦明：如果说新营的话，我会选小学每天走的路：每天经过农家，牛拴在路边树下，走路要避开牛屎。台湾当时的农家会把牛屎一片片摊在路上晒干，大多数做燃料用，有些较穷的农家则会用来平贴作为屋子的外墙。我最爱那条路，会经过王公庙，庙前的广场常有歌仔戏演出；会经过卖糖果的小店，会经过老式理发店；还会经过许多农家，家家户户养着鹅、鸡、猪；这条小路上还有一个水塘，鱼儿在水中跳跃翻滚，一路走一路看，就到了学校，差不多二十分钟距离，但我总忍不住放慢脚步。

我六岁开始学钢琴，那时候，教我钢琴的德国修女很严格，手势不对就用板子打手背，很痛，我就逃课到那条街上玩，非常开心，算好下课时间才回家。父母以为我去好好学琴了，结果有一天德国修女来家里，那一天惨了，我爸把我打得滚在地上。（笑）

如果说台北的话，我会选温州街、永康街一带。台静农住温州街、梁实秋住在四维路，也靠近那一带。永康街、温州街因为过去的文化底蕴，现在设计出许多茶馆、咖啡屋、小饭店，跟这些故居结合在一起，成为文艺爱好者喜欢的地标。

现在回台湾，我一定会找时间从台北搭捷运到淡水，我很喜欢那条路线，从圆山饭店附近出了台北市区，视野逐渐广阔，在红树林站一带会见到水笔仔，一种保护的植物，到达淡水便可以看到一片海水。

在淡水除了亲近海，我很喜欢从淡水红毛城——荷兰人占据台湾的一个古迹，走到淡江中学，一路的相思树很漂亮，所有建筑都是红砖的，日本时代建造，别有风情。

澎湃新闻：还是忍不住想问一下，您的编辑生涯里，跟哪几位编辑、作家交流最多？

丘彦明：交往密切的编辑，那就是痖弦，他是我的老板。痖弦先生，诗写得特别好，“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就是他写的名句。在报社、艺文圈他是著名的点子王，点子很多。人跟人之间在挑战跟竞争中，往往会刺激出更多的点子，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受过新闻训练，也是一个点子很多的人。《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是个文化人，很支持高信疆对副刊从纯文学到兼顾文化的改革。《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虽然出身军旅，但他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百分百相信痖弦，放手让他与信疆比赛点子，在版面内容上拚搏。

痖弦是很厚道的长辈，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已经普及，可是电话费高，尤其打国际电话更贵。写信是约稿最重要的方式，痖弦教我要勤于写信，即使我负责约稿件的作者没有稿子寄来，也要按时写信问候。他给我很多机会，写报道文学、做作者采访等，文章写好交给他，他帮我改稿改得很仔细。我从他学到如何更精确的遣词用句，一千字能写出一千字的好，两千字能写出两千字的好，方法是不同的。

他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有一阵子，我忘了副刊的美术编辑是因为离职、度假，还是因为倦怠，痖弦跟我说：“丘彦明，你去做美术版面设计。”因而我在版面编排上也受到了训练，成果颇受好评呢！

说到作者的话，应该是梁实秋、高阳、三毛、李欧梵、郑树森、尉天骢、蒋勋和林怀民、焦雄屏、奚淞等。和张爱玲通信有四十五封，但交流不算多。

痖弦称赞郑树森是神奇的独角兽。他对国际文坛与华文文坛不仅时时密切关注，而且阅读涉猎宽广。他学生时代曾经有过不少编辑经验，在大学任教后也协助同仁文学杂志和学报的编纂。我在副刊做编辑时常向他讨教，在《联合文学》当总编辑时更频频请他襄助，让杂志面貌能更多样性，内容更加有深度、扎实丰富，又具可读性。

我和梁实秋先生能够亲密，因为他年岁大了，耳朵重听，逐渐减少与外界的交往。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梁太太韩菁清有时得去香港处理事务五至七天；她担心梁先生独自在家，因见我常去约稿，能与梁先生交谈，便委托我抽时间去看梁先生，陪伴他吃饭。常此以久，便产生出亲情般的难得关系。

三毛混身充满爱，燃烧的爱。她写信，邮简写满了不够，还要翻回写在信封上。和她相处，她随时嘘寒问暖，总注意到周围所有人的最小需求，她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我去西班牙加那利找她，我们一起去东南亚旅行，同房间，她总让我先挑床，用卫生间、洗浴。她永远快手快脚，不让我不便。她特别聪慧，下笔成章，我常坐在她书桌旁，见她一篇文章一气呵成。她记忆力非常强，出口诗词，《红楼梦》也是成段成段的背诵出来。

高阳在《联合报》副刊上有历史小说连载，每天必需交一千五百字的稿件。他经常在晚上九、十点钟来到副刊办公室赶稿，所以常常见面。他每次有新的考据发现，会兴奋地告诉我，即使我听得似懂非懂，他也不介意。他是美食家，跟着他我学会了“挑剔”食物。（笑）

李欧梵教授，他戏叫我“养女”，因当年他在美国大学教书，回台湾探亲访友，有时我帮他处理些事情，他幽默地说自己好像养父虐待养女，从此我们以养父、养女相称。正因如此，我们真的成为走得近的亲人了。我们都爱音乐，一起听音乐；经常通信，他与夫人到荷兰我们家度假，我们去香港当然也要和他们相聚。

焦雄屏与我在《联合报》曾经同事，感情特别好。有好电影，她会找我一同分享。我住到荷兰，有一段时期，她几乎每年到鹿特丹影展，再转往柏林影展，有时担任评审，有时带影片参展。两个影展时间相距一星期，这中途的空档，她便来荷兰乡间我家略事休息，或两人同游。她说，自己像候鸟一样每到季节就飞到我家来。这几年，她没来影展，我怅然若失哩！

尉天骢教授是台湾二十世纪60及70年代五份一脉相传的重要文学刊物（泛称《文学季刊》）的主编。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都是文季重要的作家。他是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世纪80年代初我是政大新闻研究所学生，称他“尉老师”。所以他家中文友聚会，便将我这小朋友带入。在文学的提携上他一直很鼓励支持我，从他那儿我知道不少文坛轶事。

林怀民是位我很佩服的全面奇才，小说一写就惊人，散文气象万千，学习现代舞，跳出独特中国风格，编舞是世界大师级，创办的《云门舞集》舞团也在他的训练下成为世界一流，他的管理、宣传领导能力亦是令人赞叹。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自己再忙，还是会分出心力去照顾关怀朋友。我在联副当编辑期间，他住家离报社大约搭车七八分钟；我常常晚上在办公室接到他的电话：“彦明，来我家吃颗维他命，再回报社工作。”

蒋勋从法国回来，做过编辑，后来到东海大学当美术系主任，脑筋灵活，能写能画。他在台中东海时，有次画了一小幅桃花寄我。那时候，我偶尔因工作礼貌需要，会画个淡妆（其实我很不喜欢化妆，现在连脸霜都不搽了）；收到他的画，我想了一想就拿出口红在纸上涂了一朵花回给他，对自己的别出心裁很是得意。

我们的感情像兄弟姐妹，有一次他回台北来；他与他的助教、汪其楣和我去花街，买了桃花，每人手举一支，夜晚逛大台北市。我们也常约着一起去看京戏。这些往事，回忆起来感觉很美妙。

蒋勋人帅，很多人迷他，被称万人迷，他要阻挡追求者，有时拿我做挡箭牌，我跟在他身边，别人就没辙了。（笑）

奚淞写小说、做版画、画油画、白描欢音、抄写佛经。他是台北城市中的隐士，既入世又出世。我回次返台北，总要挤出时间去“蛰隐”庐，与他和画家黄铭昌喝茶聊天经。他会送我剪纸、他抄写的慈经、心经，看字诵经，我的内心获得平安。

澎湃新闻：您的作品是很干净清朗的风格，很受读者喜欢。您比较欣赏古今中外哪些作家的作品？

丘彦明：我父亲不是传统的国文老师，他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把我带入李敖的世界。我妈知道我喜欢看书，暑假里和图书馆理员特别商量，把图书馆的钥匙拿来给我，我每天都能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坐在群书中阅读，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初中时候，有个假期我把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读完了。我一直很感谢小时候，父母给了我阅读课外书的环境。

台湾解严前，看不到杨绛的书，大陆多半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都被列为禁书。大学开始，我和一些朋友、同学偷看禁书。我们经常去牯岭街旧书店。依门路找老板，递出书单要求买禁书，老板会很谨慎的查实后卖给我们。

我非常佩服杨绛。她是我的楷模，榜样。杨绛有几本书，我一看再看。大陆改革开放后，二十世纪90年代，我有幸见过杨绛，在她北京八里屯的家里。我坐在客厅里，她掀开帘子出来，天哪，我完全无法相信她的年纪，当时她大约92、93岁，自然展现出那种清雅脱俗的神姿，太美了，根本不是老太太，就是一个仙女下凡。

我很欣赏周作人的散文。他的文字非常精炼，内容也非常厚实。我书架上有他的全集，一读再读，现在每回翻读仍旧感觉余韵无穷。

以前我很崇拜鲁迅，认为他的小说、杂文掷地有声。这次来上海前，我先去了绍兴，为了去绍兴我重读鲁迅所有的小说，发现自己没那么喜欢他的小说了，因为他尖锐地写出了残酷的世态，但缺少一颗悲悯的心。

台湾作家：梁实秋的文字幽默典雅，我非常喜欢。台静农的小说，虽短却写得好，充满时代感，写实悲悯。陈之藩的散文，文字含带哲学的醒思。另外，琦君的《词人之舟》一书，平易文字解析词人词话，让我受益良多。三毛勇敢的流浪精神，文笔的灵巧是学不来的。西西的文章，风格多变不重复，带有童趣，海阔天空的想象力，每次阅读她的作品都有惊喜。张爱玲的小说，独树一格的文体，字里行间流露丰富的色彩，善用对照、比喻、反讽，冷静地描述大时代中的俗事凡人沉浮的悲凉。白先勇的小说，以中西方写作结合的细腻笔法，不单呈现怀旧与乡愁的悲剧，也大胆提出同性恋议题，为弱势群体争取公平与尊重，勇气难得。陈映真的小说批判资本主义，大气悲壮。王文兴的小说字斟句酌，必须慢读，反刍其沉重深意。王祯和苦中作乐，揉和城乡相异的语言，创作新文体实验小说。黄春明最会说故事，小说有血有肉、有笑有泪。读林怀民年轻时的小说，看到了他创作小说的激情与天才，后来写的散文，结构文字的聪慧不必说，最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充满世界的宏观。蒋勋除了小说、散之，他的美学系列，对艺术有深入浅出的分析诠释和独特观点。制片人焦雄屏，下笔神速，她的影评深刻独到。七等生小说的怪诞。蒋晓云复出后写两岸的小说，观察犀利、叙事能力流畅厚实。张晓风的散文很聪明，杨牧的散文文字很讲究漂亮，意象丰富，而且非常有厚度。简媜的散文，也是属于聪明的一种，因为国文系出身，有些古典与现代语言的融合会让你惊喜……

高阳的历史小说独树一帜，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统江湖，林海音、林徽音的小说流露女性特有的魅力，痖弦、洛夫、郑愁予、商禽、周梦蝶等人的新诗，余光中的诗和散文，尉天骢的回忆和评论，张继高的散文、张作锦的时论居然能以文学意境写出；越想越多，楚戈、施叔青、李昂、萧飒、张大春、黄凡、朱天文、苏伟贞、詹宏志、陈克华…与我同一时代或略为前后的台湾作家，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突出的好作品我也都读过，能说上几句。

还有许多当代中國大陸作家的小说、散文、诗，如莫言、张贤亮、贾平凹、二月河等的小说，我都喜欢，读了不少，讲下去会没完没了，就此打住吧！

国外作家，我喜欢杜斯妥也夫斯基（大陆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莫泊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马奎斯魔幻写实的小说，川端康城的作品，土耳其奥尔汗‧帕慕克的小说，泰戈尔、叶慈的诗…

不过随年岁心境变化，越来越回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唐诗宋词、明清小品，随手捻来，反而享受许久。

澎湃新闻：您画画这么多年，属于什么画风？喜欢哪一类画家？

丘彦明：荷兰画家伦布朗。佩服他对光影的处理和人物的表现。他可能是画自画像画得最多的画家，他能把内心的哀伤、略略无奈的笑容，细腻地描绘出来，真了不起。

我现在绘画还停留于写实类。因为这二十多年时间大部分花在了写作上。我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时间也不能分配得很好，一次只会做一件事。

这些年，每次我想“不写了，不写了，我要去画画”…… 可是邀稿不断，我又不会拒绝，总是停不下来，便没多余时间去琢磨绘画了。

所以，很惭愧，我还是在写生风景、画人物。我有一些荷兰艺术家朋友，一起活动交流，我们每两个礼拜的周末聚会，评论看画展的心得，请模特儿来画人物，画完了彼此观摩；我的素描基本功，因此得以维持下去。

有时，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儿（笑），那就可以有机会专心绘画创作，看能变化出什么花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