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四川五城市调查：男孩偏好与哪些因素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生育水平明显下降。在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凸显且有蔓延势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30多年失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在中国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属性，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力度不足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和人口性别结构异常。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内在动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本质上是微观层面个体生育意愿和性别选择行为在宏观层面的统计体现。

人们的生育意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的较高水平，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下降，到2000年至今稳定在较低水平。这30多年以来，中国范围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超过200次，勾勒了中国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过程。

多数调查和分析都关注了意愿生育数量：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分析显示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人为主，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平均理想子女数约2.13个。19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2孩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以1孩为主，平均理想子女数约1.90个。2000～2011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下降到1.67个，根据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育龄人群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6个， 2013年中国生育意愿调查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为1.93个。

2000年以后的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受教育程度差距也不断缩小。调查还涉及目标群体的男孩偏好，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人男孩偏好的比例差异不大，但是2000年之后想要男孩的愿望更加明确了。

过去30多年的调查数据还显示，“1男1女”的子女构成模式是最普遍的愿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多数人的愿望。到了20世纪90年代，儿女双全的偏好有所减弱， 2000年之后基本保持1990年代水平。生育意愿变迁过程中的内部不协调问题显著，即理想子女数的变迁速度相对较快，而性别偏好变迁的速度相对较慢。

四川省居民生育意愿的内部失调性表现较为突出。本文以2015年四川省关于促进人口结构平衡调查为例，试观察和刻画婚育群体的生育偏好和相关生育行为，从而确立全面放开二孩后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治理的切入点，选择有效的生育治理方式。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2015年“促进四川省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研究问卷”抽样调查数据。调查从四川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实施情况出发，按照代表性、全面性和可比性的原则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平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欠发达的丘陵和山区，在与计生部门有关领导、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选取广元、绵阳、南充、甘孜、成都5个地市作为调查地区。遵循同样抽样调查原则分别选取上述地区5个县／区(分别为旺苍、涪城、阆中、德格、都江堰)作为下一层调查目标，最后在5个县／区中选取若干镇和行政村作为目标对象进行整群抽样，共计48个村镇。该调查主要针对育龄期人口，涉及年龄、性别、教育、民族、婚姻状况、户籍状况等人口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还调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知晓情况、生育性别意愿以及对现行相关政策看法等问题。调查共发放问卷1250份，有效问卷1209份，有效率为96％。调查对象中男性513名，女性684名。

（一）理想子女数：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期望儿女双全

第一，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愿意生育1个孩子的受访者占36.0％，而约33.7％的受访者愿意生育2个孩子，其中除个别受访者愿意生育2个男孩或2个女孩外，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期望能够儿女双全，生育1儿1女。只有半数以下的受访者认为“多生一个孩子对家庭负担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孩子抚养成本提高所导致的。

第二，想要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只占少数，其中13.7％的受访者愿意生育3个孩子，7.9％的受访者愿意生育4个甚至更多孩子，而仅有5.9％的人选择不生育孩子。调查的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个。

从受访家庭希望生育孩子的性别情况来看，受访者及其配偶认为生育男孩和女孩都一样，七成人不存在强烈生育偏好。将生育政策因素考虑在内时，不论第一孩是男孩还是女孩，超过七成的人都希望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再生育1个孩子。其中，希望生育1男1女的受访者占比较高，当第一个孩子为男孩时，64.0％的人希望再生育1个女孩，而不论政策是否允许都希望再生育1个孩子的受访者占比相对较低，他们对孩子性别期望的差别并不明显，只是表现出强烈的再生育意愿。相同条件下，希望生育2个女孩的受访者占比略高于希望生育2个男孩的受访者。可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多数受访者还是存在“儿女双全”的生育结构偏好。值得一提的是，1／6左右的受访者偏好只生育1个孩子，不论政策是否允许，他们都不想再生育。

（二）孝文化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不可小视

然而，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长辈(父母、公婆或岳父母)存在相对更强烈的性别偏好，近四成的长辈希望生育男孩，同样比例的人认为男孩更好；显然，对性别不存在偏好、认为男孩女孩一样好的长辈的比例较低。75．3％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生育男孩老人会更高兴。受访者家庭成员中希望生育女孩以及认为女孩好的比例最低，大都低于10％。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受访者更容易表现其生育孩子性别的偏好。总的来说，对男孩的偏好强于对女孩的偏好，年长者的性别偏好强于年轻者的性别偏好。

调查中，虽然多数受访者认为长辈存在男孩偏好，但只有1／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生男孩的话，他们会有压力。从压力来源的分布看，来自父母与配偶的压力最大，其次是周围邻里。

归根到底，孝文化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不可小视，因为知道长辈对于男孩的偏好，受访者希望生育男孩满足父母的期望。

通过对传统生育观念认识的继续调查发现，45.5％的人认为“只有生男孩才算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44.7％的人认为“只有生男孩，自己的养老才有保障”，41.2％的人认为“生育男孩才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和家庭收入”。这里可以看出，除了现代生育观念影响不够外，养老的需求以及生产方式的落后都促使传统生育观念继续产生影响。

二、男孩偏好的地域与人口特征分析

不论是分地区、分户籍类型还是分人口类型，至少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然而，少数明确了生育孩子性别意愿的受访者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及人口特征。

1．少数民族地区男孩偏好特征更突出。整体上所有调查区域的大部分受访者不存在性别偏好。他们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以经济水平较高的绵阳地区为代表，该地区性别偏好分布与所有调查地区整体水平相当。相对落后的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受访者的男孩偏好最强烈，35.3％的人想要生育男孩，只有9.27％的人想要生育女孩；历史文化名城南充地区的受访者也表现出较强烈的男孩偏好，约1／5的受访者想要生育男孩，这个比例是想要生育女孩的受访者的近10倍，两者的差距远大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对男孩、女孩偏好的差距。相反，浅丘地势的广元地区与平原地区成都的受访者更偏好生育女孩，两地愿意生育女孩的比例分别为12.6％、12.1％，是愿意生育男孩的1.67倍和2.4倍。

2．城镇化发展会缓解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人群对生育孩子性别存在明显不同的偏好。农业户口受访者偏好生育男孩，而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偏好生育女孩，且非农业户口受访者比农业户口受访者较少表达其生育孩子性别的偏好，即更多的非农业户口受访者认为生育男孩和女孩都一样。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都表现出对生育男孩的偏好，但两者对生育男孩和女孩的期望水平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非流动人口中有更多人(28．4％)表达了性别偏好，流动人口则只有20．7％。

3．男孩偏好会随着年龄增长加剧。受访人群中，20～30岁受访者对孩子性别偏好程度没有明显差别，而30岁以上受访者对生育男孩的偏好十分显著，以30～36岁受访者为例，想要生育男孩的是想要生育女孩的34倍。

4．受教育水平越低男孩偏好越强烈。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存在性别偏好，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受访者的男孩偏好最强烈。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受访者对男孩的偏好逐渐减弱。拥有大专学历的受访者的女孩偏好甚至明显强于其对男孩的偏好。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受访者对男孩和女孩的偏好则不存在差别。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其生育观念主要受传统生育文化所支配，对生育男孩的需求更为强烈、突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其生育观念发生改观，他们生育男孩与生育女孩的意愿不存在明显差别。

5．第一胎为女孩的受访者对生育男孩的偏好更为强烈。第一孩为女孩的受访者想要生育男孩的是想要生育女孩的近3倍，而第一孩为男孩的受访者中，想要生育男孩的人是想要生育女孩的2倍。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第一孩为男孩的受访者表现出对生育孩子性别的偏好。

6．男孩偏好随收入由低向高呈“u”型变化。受访者无论收入高低，都存在生育男孩偏好，只是偏好程度各有不同。按照收入从低到高，受访者对男孩的偏好呈“u”型变化，即随着收入增加，受访者对男孩的偏好会减弱；收入继续增加，受访者生育男孩的意愿重新增强。收入在2 000～3 000元的受访者对男孩的偏好最弱。除经商者不存在性别偏好外，从事其余职业的受访者(包括建筑业、服务业等从业人员)均存在明显的男孩偏好。

三、四川省男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民族属性、户籍类型以及现有子女数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汉族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人口(由于本调查只涉及部分藏族人口，因此这里用藏族代表少数民族)的男孩偏好弱一些，这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有关，少数民族人口受其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强烈，男孩偏好发生概率更高。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可能发生变化，男孩偏好得以弱化。现有1个孩子和有2儿或2女的人相比较于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人有显著的男孩偏好，而有l儿1女的人的男孩偏好显然不明显。

理想孩子数与家人的想法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家人的想法对受访者男孩偏好的影响十分显著，如果配偶、长辈存在男孩偏好，受访者也更容易存在男孩偏好，并且长辈的影响略大于配偶的影响。

父母长辈的男孩偏好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反映了生育意愿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父母的生育观念会传递给后代，或父母的思想认知等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继承相似的价值观。配偶的想法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更显著，配偶具有男孩偏好，个体也容易具有男孩偏好，反之亦然。我们认为，配偶想法的影响表现为个体的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即平等个体之间在各种社会关系互动过程中，某一个体的行为及结果会受到同群者行为以及结果的影响。以此类推，除配偶外的其他同群人也会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影响，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尽管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传统观念中男孩偏好表现强烈，但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生育政策与人口现状有较好认知是有助于弱化男孩偏好生育观念的。除此之外，家人的想法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依旧显著，但考虑外部认知因素，配偶的男孩偏好影响会变大，而长辈的影响会变小。结合前文结论，年长者更容易存在更为强烈的男孩偏好，这种观念会通过代际传递效应作用于育龄群体，而如果能够很好了解生育政策，则可以通过弱化长辈的想法对育龄群体的影响，进而弱化其男孩偏好。同理，若配偶能够拥有新型生育观念，个体对生育政策的良好认知可以实现对男孩偏好的双重弱化作用。

非流动人口比流动人口有更强的男孩偏好。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会有更多机会接受城市现代生育观念，在城市文化价值环境中的时间增多，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行为也会慢慢发生转变，继而摆脱对生育男孩的强烈偏好。另外，医疗技术进步会给人们进行性别选择性流引产创造条件，当人们了解并使用性别选择技术后，男孩偏好的意愿会变强。

在所有类型中，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都不显著，但不能就此说这些因素对男孩偏好不存在影响。受调查对象所限，有些变量的特征不能完全体现，表现为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根据2015年的调查结果得到育龄群体理想子女数约1.8个，接近2个，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相比有抬升趋势。少数明确其男孩偏好的个体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人口特征，但多数人表示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男孩偏好在不同人口群体与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家庭生育意愿中对一儿一女的生育结构存在偏好。刚放开的全面二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生育结构的需求，但也很有可能会强化头胎为女孩的家庭在二胎上选择男孩偏好。鉴于选择胎儿性别鉴定对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反弹，另一方面还要对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可能会出现的对性别的人为干预行为引起足够重视，未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巩固打击“两非”的工作成果。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人口学刊》2017年第2期，原题为：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有删节，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