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秀｜农业现代化可不是“用金坷垃肥料”

【编者按】

“髀设”是市政厅关注好设计和年轻人好想法的版块。髀设，即毕设（毕业设计）。学生的毕设往往是年轻人充分调研后提出的新鲜想法，是体现“初心”的作品。“毕设”虽然意味着完结，但“髀设”是连接改变的开始。

市政厅收集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各有其打动人之处。最终，我们挑选出17个涉及不同城市空间和问题的作品，包括：老龄化、幼儿园、古村落、老菜场、老城区、工人新村、办公空间、共享社区、医院等等。我们也请不同的学者、专家和市民评委对这些作品做出评价。“髀设·秀”系列不是单纯展示毕设作品，而是展现年轻人思考、探索和理解城市问题的历程，从中看出年轻人独到的价值。

东北的乡村记忆

我是一个在东北城市长大的90后，小时候对东北乡村只有一些零星但深刻的印象：农村的空气好，夜晚满天星；村里的人交情好，互相认识，见面都道家长里短；但居住条件确实差，上厕所、洗澡都很成问题。

高二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学农活动。第一天去农村田地里扒苞米，第二天去省农科院参观科研技术。翻看2009年10月11日的日记，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农业是一门粗中有细的学问，说它粗，是因为农民要在田地里灰尘满面干活，说它细，是因为有科研人员对农业成果做细致入微的研究。”

日记上还写了我对劳动的体会：“听说农村扒苞米是要雇人的，一人一天70块。那我们一个人至少就扒了140块的，绝对不比真正干活的农民差。劳动的时候，不时有大自然的气息飘过来，其实就是大粪的味道！”

这些短暂的农村体验，在我心中留下很多疑问：现在的农村，房子盖起来了，电灯有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好了，但为什么还是留不住人？农业能让农民维持基本生活么？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三农问题”。

东北地区的人口集聚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历史文化资源有限。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的农村占极少数，农家乐在这里并不火爆，大多数农村处于“空心村”状态——农业生产占主导，中老年人（55-75岁）留守种地，青年劳动力（55岁以下）到城镇务工。

大学期间，我参与了一些乡村规划设计，对“乡村”的问题更加好奇。 毕设的项目背景是《浙江衢州市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让我眼前一亮。我很想知道：与东北的“空心村”相比，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先进行了衢州28个乡镇的调研，为期十八天。初步了解后，我决定以莲花镇为案例进行研究。我跑遍了全镇22个村庄，访谈了所有村长和书记，还跟村民们聊着家常，顺带做了问卷。在整个毕设过程中，每当我陷入纠结与混乱的时候，就会翻出村长、村民、农业企业家的访谈录音来听，总能帮我找回方向。也许一些“三农问题”的出路就隐藏于民间，需要更多地聆听发现，整合出既接地气又专业的“解决方案”。

对农业现代化的疑问

浙江衢州市莲花镇是省级农业特色强镇，这里没有发达的乡镇工业，主要发展农家乐、休闲农业、家庭农场等涉农产业。我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农业现代化如何更好地在村镇建设中发挥作用。

首先，什么是农业现代化？之前，我的理解是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发展。但后来，我才了解，所谓现代化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过程：随着城镇化推进，很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土地大量荒置，通过规模化发展来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这是农业现代化的表层意思。此外，还包括农业科技、管理、经营以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和农村有非常简单又复杂的影响。

简单是因为，农民、农村、农业这三者从来都是绑定的，基本关系没有变化。说到复杂，首先，农民面临不稳定生活的困境。衢州的农民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80%的“普通农民”，只靠种水稻一年收入8000元左右，农闲时打听去外面打零工的机会，没有打工机会才回来照看庄稼；第二种是20%的“职业农民”，他们就近成为新型农民，在现代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农家乐里工作，这样的工作多数是临时招募的。

其次，简单来说，种地依然是日常生活的基本保障。然而，在江浙地区，土地资源稀缺，农田逐渐被占。农民正面临土地保障“被置换”的困难处境。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土地流转后，的确培育了一批现代化新型农民。他们先将土地出租，再到规模化经营的农场去打工，以相同时间的劳动、在更近的地方、用自己更擅长的技能，创造更多价值。虽然这种“职业农民”的岗位供应量远小于需求量，但我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新型职业农民

林氏西瓜是一个成功的品牌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始人之一翁有良，分享了当年三人团队的创业经验，他们三人各有分工，冲破了农产品市场高风险的枷锁：一人负责种植与田间管理，一人负责全国各地跑市场推销，一人负责瓜果品种的选择、争取产业扶持政策、组织营销策划。最好的林氏西瓜，已能卖到一个300元的高价格。在获得稳定收入和品牌效应之后，他们开始考虑把基地变成市民采摘乐园、开办直营店等。

还有一些种植养殖村，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建设了村庄的软环境。比如，山外村的传统是养鸭，村里向镇里申报养鸭集中点，既能达到排放指标，也不会浪费土地。村里每年还组织自费旅游，主要是为了增进村民感情，化解矛盾，促进沟通。

另外，衢州市农家乐的发展也非常成功，在历史文化及环境资源条件优厚的乡镇，对重点村庄进行了包装、经营、宣传，乡村农家乐发展十分迅速，当地人认为，不及时调整思路就会被淘汰。

同时，这些成功背后隐藏着更多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 企业主都想要向“林氏西瓜”学习，但急于寻求盈利，都想要吸引大量游客体验农家乐。现代农业园区内，采摘等体验项目已经没有几年前火爆， 园区内扎稳脚跟、能达到农业产业化的农场并不多，很多小型家庭农场都对未来感到困惑和迷茫。

多数村庄基础设施都很差，环境卫生差，教育医疗设施情况一般。镇区与农业园区的实际发展没有规划预期的好，道路质量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园区的需求，内部及对外道路不畅通。可见，现代农业发展并没有改善村镇的环境及服务设施。

所以，目前农业现代化对村镇发展发挥的作用有限，如何让农业现代化在村镇建设中发挥作用呢？农业现代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而应是更为全面的变革手段。

“迁村并点”不能解决问题

城乡规划专业在村镇发展方面最常做的就是“迁村并点”，是指根据村庄的现状和发展条件，撤并规模较小、发展潜力不大的村子，合并成大的“中心村”，并将原村庄用地复垦的过程。“迁村并点”主要有三类情况：第一类称为生态移民，指在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或生态敏感区内村庄的搬迁；第二类是发展较快的村庄兼并落后的村庄，使落后村庄向其集聚；第三类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或其他原因导致有组织的迁移村庄，如三峡工程建设、文物遗址保护等。

其中，第二类在村镇规划中最为普遍，争议也最大。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套村庄综合发展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各行政村综合发展实力进行排序，确定中心村、一般村、撤并村、整治村。

我翻阅过很多“迁村并点”方案。最大的感觉是，这背后的理由和意义并不清晰，难免让人觉得缺乏说服力。“迁村并点” 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现实, 比如：耕地调整中遇到的阻力；相比搬到中心村或新农村社区，农民更愿意选择在城区、镇区买房等。村庄本身是一种缓慢自然生长的聚落形态，传统的蓝图式规划多为技术层面的考虑，忽视了实施层面的问题。

相比“迁村并点”，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建立农业园区和镇域所有村庄的有机联系。关键是找到 “空间规划能为现代化农业做什么”。在论文里，我提出了比较复杂的规划策略，在这里，我只分享几个不同的想法。

空间规划“不大动干戈，而是精准微调”

举例来说，当地已有4个产销班、16家合作社，将种植相同农作物的农场企业结成“联盟”，也有一定基础。园区2007年成立初始，是台湾人来投资的，这里一直很重视学习借鉴台湾的农业产销模式，比如“红艳草莓产销班”、“龙海蔬菜专业合作社”，但问题是：这些合作平台没有让更多农民参与进来。

在衢州，我遇到山外村一户村民，目前依靠自己多年来的柑橘供应渠道，但三年赚的钱有时一年亏损就赔光了。他家没加入相关合作社，原因是合作社的门槛较高，要满足年生产量、产品质量监测等才能加入，他认为，若加入合作社，需要高成本投资，又不能确保有更多盈利，他宁可自己承担市场风险。

现在的莲花镇虽然提出了“企业+基地+农户”的辐射带动模式，但收效不明显。未来如何能降低合作社的门槛，改变“柑橘”村民这些散户类型的销售方式，形成覆盖全镇农户的销售平台，也许这才是当地村民最希望的改变。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把技术和资源集中到现代农业园区内集中发展，同时强化农业园区和其他村庄农产品散点供应的关系，还要让农业园区内的家庭农场主人们更好地联系沟通，互补发展来共同抵抗农业市场的不稳定性。让农民享受到国家更“对症下药”的资金政策，吸引培养带动更多的“职业农民”。

从基础设施入手

当初在衢州和村民们聊天时，村民们提到最多、最迫切的诉求就是基础设施，希望自来水、污水管道能够全覆盖铺设，改善村庄环境面貌，解决日常生活中最关键的吃水排水问题，这是关乎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最基本也最重要。

对于镇区和农业园区来说，要集中建设生产生活设施，如加强道路建设、给排水设施，而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满足基本水平就行，因为村民们更愿意去距离并不远的中心城区。对于22个村庄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与镇区乃至城区有良好的交通联系，要解决关乎每日生活的吃水排水问题，其他要求都可以到城区、镇区解决。

以给排水设施为例，在全镇实现给排水全覆盖的基础上，还要集中发展园区+镇区的设施，因为这一区域内排水要求更高、更有针对性，对排水、水循环利用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园区内可以收集雨水，把排水渠作为灌溉用水；针对污染问题，园区内要加强农田水循环利用，从源头处降低面源污染。

园区内的华垅村是一个水稻规模化种植村，目前集体年收入1万块左右全部用于五水共治。需要建设大量的灌溉渠配套设施，现状给排水设施有一定基础，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按照水循环利用的设计，华垅村可以成为试点村。在传统的给排水管道沟渠外，还需要沼气池、中水管、蓄水池、地下水窖等相关设施的资金投入，可以先集中为园区内的村庄完善水循环处理利用系统，日后推广到更多村庄。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我知道，对于复杂的“三农问题”，我的毕业设计微不足道。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对农业现代化有了一定了解，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我的指导老师说，有了论文做基础，在工作中，我可以持续关注和思考农村问题。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生活工作中有任何机会我都不会放过，比如有农村亲戚来家里串门，我就和他们聊聊吉林省扶余县的水稻种植，包括“种水稻是否耗时耗力，需要每天都去打理么，能插完秧就进城打工么，农药化肥的使用有什么危害，对这些手段的依赖程度高么”等问题。

对于农村发展的复杂问题，城乡规划的专业人士能做的是什么呢？我想，也许不是“迁村并点”，也许不是为村镇提出多么详尽的产业经济发展目标，也许不是画出了多少好看的图纸，而是成为一个“接地气”的规划师，回头看看“三农问题”的根本。

我们可以走入村镇里、田地间，先去亲眼观察记录，了解学习农民的想法、经验和智慧，然后再看看规划能做些什么，想想怎样为培养更多“现代职业新农民”做好保障，让农民们以相同时间的劳动、在更近的地方、用自己更擅长的技能，创造更多价值。

最后，希望我的这份好奇和疑问可以一直存在，继续用自己有限的能力研究乡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用年轻人都能理解的话来说，农民们能过上“肥料用了金坷垃，水稻亩产一万八”般的幸福生活。

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文章作者）评语：

三农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作为出生在东北大城市的90后青年，胡可通过偶然与乡村的接触，对土地和农村产生了持续、真切的关注，这令人欣慰。在关于衢州的乡村调研中，她通过脚步的丈量，意识到了在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层面，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农民对宅基地和土地的依赖性，意识到“三农问题”的出路在民间，聆听和发现。她通过换位思考，从实践层面激活了课堂的理论知识，这种接地气的学术姿态，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当下知识生产方式弊端的警惕和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