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城市对树的态度正在转变

原创 杨弃非 城市进化论

“有生命的基础设施”

城市里的树，愈加牵动人心。

前不久，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门提到，“政府职能转变还需不断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特别是广州市发生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问题，教训极其深刻、代价刻骨铭心，必须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去年，广州曾现多地行道树砍伐。当地市民发起新一轮树木“保卫战”，这一次，“回响”超过以往——去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广东进行深入调查，认定该事件为“典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并对1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今年伊始，《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印发，明确将严格保护行道树，“禁止擅自砍伐树木”。

2月7日，《广州市绿化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布。其中进一步明确：

坚持“能不迁移就不迁移”的原则，严格限定迁移树木的情形，经批准迁移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补植；坚持“能迁移就不砍伐”的原则，强调在具有严重影响居民采光、存在安全隐患等规定原因且无法迁移或者无迁移价值，以及存在发生检疫性病虫害或者树木死亡的情形下，经批准后才能砍伐。

在此前广东省的一份通报中，砍树行为不仅被认为“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还“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城市对“树”的态度正在转变——不再只是存在于绿化率中的一串数字，而是开始重新审视树木本身与城市的联结。

留不住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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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规模换树，已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议。

2017年，本地媒体报道，广州天河南二路、体育西路等路段的数百棵垂叶榕树被砍掉或连根挖掉，换种白玉兰或其他树种。反弹声随即响起，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砍树行为没能事先充分告知，而砍树的决策本身也难以被理解。

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

反对者认为，广州夏季炎热难耐，原先的榕树树冠连片，能够有效形成荫蔽，被替换的白玉兰则难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榕树更代表了广州城市形象，草草砍伐会切断市民和城市的联系。

砍树者同样有所考量：榕树生长速度快，发枝能力强，数十年生长挤压空间，板根根系破坏路面、堵塞下水道，落果、病虫害也对行人、卫生造成影响，需要“优化”。

最终，追溯砍树过程，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施工方和监督流程均符合要求。反对并未带来实质改变。

五年后，类似情形重演，双方陈词甚至也别无二致。只是，这次砍树规模大幅升级——住建部一份通报显示，自2020年底以来，广州共迁移砍伐15864株树，其中榕树11493株。

从过往历史来看，行道树砍伐、移栽并不鲜见。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全儒曾对北京树种进行研究，他发现，随着城市绿化观念改变，北京行道树亦曾出现频繁更替的情况。

资料显示，最早，由于永定河畔榆树大量自然生长，加之木材可用于家具，榆树被大量用于北京行道树；而后，由于榆树荷兰病蔓延，杨树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行道树，且主要为华北乡土树种毛白杨和国外引进的黑杨；再然后，在林业部门引进北美杨白蜡树技术上，天津培养出津白蜡树，开始在北京替代杨树种植。而在此期间，柳树、泡桐等也曾在北京行道树历史上出现。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索尼娅·杜普曼在其所著《见树（Seeing Trees）》一书中提到，替换行道树甚至被纳入一些城市的种树计划中。比如，作为美国最早明确推行行道树的城市之一，华盛顿在1884至1912年间，年均替换树木多达2500到3000株。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观念、城市治理方式等逐步转变，“砍树”门槛也相应有所提高。

2000年住建部印发《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后，不少城市已陆续跟进，将树龄百年以上的城市树木纳入禁止擅自移植和砍伐的名单中。

2012年修正的《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也曾指明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的审核、报批标准，并且明确，报批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地居民的意见和绿化专家评审论证结论。

不过，因“砍树”引发的争议仍时有发生。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生态学教授祝宁曾评价，“我们城市发展的脚步太快，大树被伐掉栽树苗，反反复复，就这样几十年过来了，树还来不及长大。”

“绿化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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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今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行道树，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城市为何要栽树？

杜普曼发现，行道树规模化出现在19世纪的纽约，当时纽约卫生状况恶劣、城市过度拥挤、生活条件亟待改善。

为解决城市病下市民的卫生和生活问题，纽约拉开一项种树运动。在巴黎早期探索的影响下，间隔种植、树荫均匀和美学统一的行道树改变了纽约面貌。相比之下，最早种植行道树、开创“林荫大道”先河的巴黎，初衷则是期望将城市打造成宽敞明亮、和平繁荣的19世纪“世界中心”的形象。

而自行道树于上世纪经由上海引入国内后，“功能遮荫”和“景观美化”两种导向，在中国城市的迅速成长中发生碰撞。

2011年，时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指出，城市新建场所“有绿无荫”“有绿少荫”成了普遍现象。他当时调研发现，城市将关注点放在树种的奇特多样、树丛的布局、花草的点缀、水景的配合，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行人怎样走路，车辆怎样停放，生态效益如何。环境是变漂亮了，但却是“花架子”——有绿色无绿荫，有树木不遮阳，有花草不降温。

他将此归纳为一种“绿色形式主义”的怪圈，并解剖为三个误区：

目的上，造景代替造荫，成为城镇绿化的第一位目的；审美上，将美景当作盆景，种什么树、草、花以服从“画面”的需要为第一要义，而忽略了人们生活的需要；动机上，认为绿化就是花钱，造景就是工程，可以就地取材的，也宁愿舍近求远。

多年过去，城市“绿色形式主义”之风似乎并未减弱。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曝光，一些城市大搞“绿化形象工程”，突出表现就是“贪大求洋”“盲目跟风”等现象，而且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

纠偏迫在眉睫。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对城市提出明确要求，要尊重自然规律，坚决反对急功近利行为，避免片面追求景观化，切忌行政命令瞎指挥，严禁脱离实际、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搞绿化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谁的树？如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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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环生学院教授杨永生曾做过一项统计，在2015年之前，我国政府每年投入2000~3000亿元经费推进绿化。大量投入使城市绿化水平实现显著提升。以上海为例，1998年到2014年末，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从19.1%迅速增长至38.26%。

以高投入推动“增绿”，令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充当了绿化的主导方。树变成了城市发展的背景色，道路拓宽、地铁修建、新项目开发……在城市各项建设的需求下，树不得不一次次让位、迁移。而城市的每一次整体“升级换代”，也意味着树的又一轮淘汰和更替。

此前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城市道路4～6年改造周期，栽下的树往往“刚进入旺盛生长状态，又要被移栽了”。

去年，面对大量榕树被砍，广州市民自发组织了一项名为“拥抱广州榕树”的活动。这也展现出在经济发展之外，人与树之间所存在的天然联系。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肖毅强曾分析指出，植物所构成的景观是具有历史性和文化性的。作为城市中少有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树与历史建筑一样承载人对城市的记忆。树的春华秋实，以及树带来的虫鸣鸟啼，是建筑所无法取代的，是城市能够带给人的生命力与美好体验。

杨永生发出警醒，“不是所有绿都是好的绿”。城市反复砍树和栽树的折腾，常常源于对树自身的“漠视”。他发现，“网红审美”很容易影响城市跟风更换树种，但却并没有对树的生活习性有足够了解。

比如，上海办世博会期间，曾引进很多棕榈科植物。但杨永生指出，它们实际上很难适应上海冬季的低温环境。几年后他再去上海时发现，这些植物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死亡。为了延长其生命，城市还不得不付出很高的养护成本，给树做外套、盖上薄膜。死亡的树自然会给行人带来影响，再次更换树种又会引来新一轮质疑。

同样由于缺乏了解和充分研判，城市也难以容忍树的一点毛病。任何麻烦都会变成城市砍树的理由，而新栽的树仍然会成为新的麻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改变过去城市“砍树”的惯性，更需要从源头上转变观念——树才是城市中的“长者”和“原住民”。面对它们，城市应该放下“傲慢”，多一点“尊重”。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500536767

文字 | 杨弃非

原标题：《别再让城市里的树随意被“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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