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探访北京房山金陵遗址：那些被遗忘的与被铭记的

时间回到一百年前，当日本的关野贞博士初到房山对金代皇陵进行考察时，他拍摄了四张照片，后悉数发表在京都法蔵馆所出的《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1941年）中，而这四张照片，竟成为我们今天温故当年金陵面貌的重要资料。一百年后，当记者第一次涉足金陵，被触动的不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而是历史的无可言说的苍凉。

时人常说金陵的风水好，曾有一段时间往往将风水视为迷信，而现在，我们必须认真的审视这个概念，唯独于此，才能知晓金人为何在此建陵，以及明人毁陵的原因。

金陵的主陵区在九龙山，它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龙门口北山前的台地上，占地面积约65000平方米。九龙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舆家的说法，这里有明显的“行龙”痕迹。追山脉逆推，可见明显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龙脉。九龙山低于连山顶，符合“玄武垂首”之说。九龙山之东为绵延逸通的山岗，是明显的皇陵“护砂”，即“青龙入海”的“左辅”。九龙山之西为几个突起的山包，亦是明显的皇陵“护砂”，乃“虎踞山林”之“右弼”。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是明显的皇陵“水砂”，即所谓“朱雀起舞”。而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此又称“朝山”、“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凹陷，堪舆家将其附会成皇帝批阅公文休息时搁笔之处，因此又称“案山”。

故而这里风水俱佳，刚刚迁都北京（即金中都）的海陵王完颜亮便相中了这里，随即将“太祖、太宗、父、叔”和大金立国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献祖葬辉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肃宗葬泰陵、穆宗葬献陵、康宗葬乔陵）分批迁葬于大房山陵，但其时这里曾建有龙城寺（一作“龙衔寺”），海陵王便拆毁寺院，在佛像之下凿穴，“以奉太祖旻（即完颜阿骨打）、太宗晟、父德宗宗干”（《金虏图经·山陵》），而完颜亶被杀，葬于山阴之处，因为“刑余之人不入”（《金虏图经·山陵》）。

虽然海陵王开始了房山金陵的修建工程，但他本人远没有那么好运，被谋害于南下征宋途中的他，先是于大定二年（1126）被降为海陵郡王，葬于诸王兆域的大房山鹿门谷，后大定二十一年（1181）又被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纪》），基本上已经远离了自己苦心营建的皇陵区。

有金一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其他皇帝均葬于大房山陵。不仅如此，大金追封四帝，有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此外，房山还有诸王兆域，其中文献可考的有梁王完颜宗弼、荣王完颜爽、宿王划思阿补和海陵太子完颜光英等人。另外，可以确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坤后陵是大房山惟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为昭德皇后乌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乌林答氏以下六位后妃，其他诸帝后均陪葬诸帝陵，世宗去逝后，乌林答氏从坤后陵迁入兴陵与世宗合葬。

因此，大房山地区可视为金代皇家陵墓区，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考古调查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连泉顶东峪、三盆山鹿门谷。此外，大房山南侧的长沟峪也应有陵墓。

金陵三劫

与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一样，金陵的兴与废也是迅速的，历史上，它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

首次浩劫是在明朝末年，在东北连吃败仗的天启皇帝把火儿撒到了金陵头上，据清康熙二年（1663）圣祖仁皇帝御制碑记载，“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师克取辽东，故明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清朝王气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可见风水太旺也不行，与满清有着远亲的女真金因为这可遭了殃，明人不但毁陵，而且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也搬了过来，正好压在金太祖陵之南，作为压胜之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太祖陵南部正中50米处发现明代修建的关帝庙遗址，正与史书记载吻合。

明人的毁陵行为是粗鲁的，在毁陵之前的一百年，著名文人吴宽（1435-1504年）曾途经这里，写下《大房金源诸陵》诗，其中提到“奉先西下乱山侵，涧道回旋入莫林。翁仲半存行殿迹，莓苔尽蚀古碑阴。”可见在吴宽生活的年代，金陵还存有金代所立的石翁仲和古碑等物，但经过明天启年间的毁陵，这些地面遗存几乎损毁不见。

其次是在满清入关后，清朝数位皇帝都曾对金陵进行重建，重建就重建呗，这些满清皇帝也不知跟谁学会了一些套话，张口就是仁义道德，似乎有种“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天命感，如康熙帝就说“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徳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徳是与。有徳者昌，无徳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徳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离叛，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厌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胔，泽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谬实足，贻讥千古矣。”（《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清人首先拆除了明代为厌胜而建的关帝庙，但他们似乎不太确定金代数个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金太祖睿陵附近建一大宝顶，在金世宗兴陵附近建小宝顶，两座宝顶前都配有享殿，享殿前又建以碑亭。从关野贞拍摄的照片和考古发掘来看，两座碑亭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太祖的碑亭在世宗碑亭的东南方。这样一来，使得金陵现存的地面建筑大都带有清朝重建的痕迹，从保存金陵遗址的角度说，重建也是对原遗址的破坏（徐苹芳先生语）。

关野贞考察此地后，看见荒废的金陵与破旧不堪的清代建筑，似乎他并没有搞清楚太祖陵和世宗陵的位置，就谨以东陵（大宝顶，即太祖陵）和西陵（小宝顶，即世宗陵）加以描述，后来在常盘大定写的《支那文化史迹·解说》第12卷中指出其一为太祖陵，其二为世宗陵。

金陵历经明代的破坏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顿失。但对金陵的破坏远没有结束，而第三次，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次对金陵遗址地面建筑的破坏是致命的。也就是说，关野贞所拍摄的金陵照片，其中能看到的建筑在今天大都已消失不见。

据放羊人刘守山大爷回忆，东边的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笔，用汉文书写，西边的碑亭是满汉两种文字（应为顺治帝御笔《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两个碑亭同毁于1975年左右，毁亭的动机很简单，是出于平整土地的需要：山里人多地少，土地不够分，所以拆毁建筑来扩大耕种面积在当时绝好不过。因此，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这些清代建筑遗存也就静静的躺在关野贞的照片里了。刘大爷用地道儿的京腔对记者说：“我小时候儿还骑在碑亭的王八儿（龟趺）头子上玩儿呢。这碑去哪儿了？都让炮给崩了，拆下的砖让人垒房子去啦。”而金陵遗址西侧皋沟中的皋塔的，传说它下面压的是金兀术，之所以称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说岳》中“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那位。刘大爷还回忆说，打小儿它就叫皋塔，有两层高，四面坡顶，砖砌，在南侧二层正中刻有“征阳门”三字，1974年的时候为了盖学校，“就地取材”地把皋塔给拆了。皋塔一拆，至于金兀术跑没跑出来，这谁知道呢？

塔前不远处还曾有一方石碑，底部的碑趺早已不见，位置也移动过，刘大爷描述说，它原来就靠在皋塔前的一颗枣树上，该碑也是龙纹碑首，但碑文所刻竟与《说岳》相当吻合，只可惜该碑于2000年左右被一天津文物贩子盗走，我们不能据此碑来了解皋塔更多的信息，抱憾不已。

刘守山：那人·那羊·那狗

刘守山大爷的诙谐和对当地情况的熟稔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当即决定再对刘大爷进行一次私人访谈。

守山大爷和他的名字一样，似乎从他出生起，就注定了与房山、与金陵相守终生。生于1946年的刘大爷已逾古稀之年，身体还硬朗的他与他的羊，他的狗，还有这座大山生活在一起。

大爷说，他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当初海陵王把金陵建好后，迁来了54户人家，专门负责看守皇陵，作为回报，皇帝把皇陵附近的土地赐给他们耕种，今天车厂村的刘家和冯家都是守陵人的后代。

在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抢皇陵的故事，什么是“抢皇陵”呢？就是每当祭祀皇陵的时候，用一对牛、一对羊、一对鸡、一对鸭、一对鹅和一对骆驼，在祭祀之后，大的呢，如牛和羊就由这54户人家给分了，小的呢，如鸡鸭鹅之类大伙儿就上去抢，这就叫做抢皇陵。

大爷还告诉记者，其实清人是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体位置的，他们在真的墓葬之上修建享殿，就是怕后人再度毁陵，大小宝顶的修建还起到了迷惑盗墓份子的作用。民国时期，军阀有组织的盗墓猖獗，当时人送外号“小老虎”的刘镇山在房山一带大肆盗墓以充军饷，金陵能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小老虎”误认为大小宝顶就是陵墓所在，但挖开宝顶后，看什么也没有就放弃了。是否清人有如此前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刘大爷的这个思路颇具启发性。

不过之后的叙述颇为错乱，他接着说当时54户陵户都由旗人看守，以备不虞。记者不禁纳闷，继续追问下去，大爷说他祖辈是从山西迁过来的，乃山西洪洞人氏，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被建构起来不早于明洪武时期（通常学者认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因此，时间逻辑的混乱使得刘大爷的讲述充满着逻辑漏洞，有摇摇欲坠的危险。不过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个人在讲述远祖的时候，总喜欢把时间线拉的很长很长。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便成为了一个惯用的叙事开端。那么，刘大爷的讲述靠谱么？

记者认为，其中自有他合理的成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明）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所以金陵的祭祀被废弃了一段时间，清军入关后，为追祭先祖，不仅重修了被明人毁坏的金陵，又恢复了金陵祭祀，据清乾隆年间张世法纂修的《房山县志》所载《皇上平定两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记》可知，顺治时“修复祀典，设守陵五十户，每岁春秋仲月命礼部择期，惟知县官陵至祭，而金太祖世宗之灵爽遂长享血食于不衰”。故而，结合刘大爷所说，其虽是守陵人的后代，但是可靠的叙事开端应在顺治帝恢复金陵祭祀以后，至于他们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的，则又是一个祖源的母题。

之后，大爷还神采奕奕为记者讲起当年（2001-2002）考古发掘的经历，其中有很多主意都是大爷出的，比如当时为了开完颜阿骨打皇后的凤纹椁的棺盖，其为汉白玉质地，沉重无比，如果没有好的措施必然会对石椁造成破坏，大爷就出主意说，先用里面衬着稻草的木板把椁盖的两侧夹着，慢慢向上提，打开一个缝后立即插进铁管，这样一来，考古工作者便顺利的将石椁打开。而让记者很佩服大爷的是，他曾在主陵区东侧的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对儿汉白玉石雕——金龙盘玉柱，每根重达二百多斤，当年的金陵遗址还没通车，大爷仅靠一己之力就把这一对金龙盘玉柱给搬到了工作站，现在这对金龙盘玉柱存放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每当提起这对金龙盘玉柱，刘大爷都会眼前一亮。

金陵保护，任重而道远

金陵遗址于2006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现状而言，并不十分乐观，记者实地考察后发现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离金陵遗址不远的石门峪山上，盗墓行为非常严重，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个盗洞。

更可恨的是盗墓贼为了盗卖一件汉白玉须弥台座，竟然将其从半山腰推至山底，致使这件须弥台座摔成几段。

此外，金陵遗址主陵区内的在建新坟也很多，对遗址的保护和景区建设必然有着不良影响。

某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家应对这里重视起来，金陵是北京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但目前相关配套设施不到位，金陵的重要性没有得以凸显，单靠几个60多岁的护林员想守住这么一座大山简直不太可能，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协助，也需要政策的相对倾斜。

当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评上2016年度考古“十大发现”，除了固有的学术意义之外，其实还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一个迟来的道歉。在习总书记“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等有力举措下，全国的文物工作为之一新。而当金陵再次浸润在华夏温暖的阳光里，它必然会感受到新时代的恩泽。

（参考文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宋大川、夏连保、黄秀纯：《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