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歌舞伎町的“令和不良少年”

夜色渐深，高楼外墙上巨大字体“I❤歌舞伎町”闪烁着红光，与人行道两旁卡拉OK店、居酒屋、歌舞厅的招牌霓虹灯相映，步道另一边尽头的新宿东宝大厦上，哥斯拉等比模型探出脑袋，嘶吼着都市喧嚣。

东宝大厦前。受访者供图

东京歌舞伎町商业区日日不夜，穿黑色系服饰、背粉红色书包的少年少女，三五成群地聊天、喝酒、自拍、跳舞，厚重刘海和浓重妆容掩饰不住童颜，夸张的大笑声和尖叫声不时引得路人侧目。

东宝大厦东侧一带俗称为东横，从去年夏天开始，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混迹于此，被外界称为“东横孩子”。

2021年夏，“东横孩子”聚集在歌舞伎町人行道。 受访者供图

17岁的东京女高中生彩夏，从去年暑假开始经常去东横刷夜，并在社交媒体上传了带有“东横”标签的自拍照，美颜滤镜下的她如同大眼芭比。照片大多类似，评论区无一例外地被“可爱”的夸赞铺满。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几个月时间，她的社交媒体粉丝就从几百增加至数千。

在彩夏的描述中，东横是灯红酒绿中的世外桃源，免费且自由。而也是在这里，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药物滥用、暴力致死事件陆续被曝光。今年1月27日，被称为“东横之王”的24岁男子水野泰宏被捕，涉嫌在歌舞伎町的酒店内多次猥亵13岁少女。

“包括‘男公关’（男性性工作者）、网红在内，一些帅哥把女孩们迷得神魂颠倒。”歌舞伎町一家娱乐公司的经营者杂湖对东横一带很熟，他告诉澎湃新闻，“东横孩子”通过社交媒体聚集在一起，一些少女被诱导“援交”（未成年人为获得金钱而答应与成年人约会）和参与性交易。

“东横孩子”们时常翘课或边上学边玩，彩夏自从去年暑假之后也已经休学。东京都警方多次在歌舞伎町进行大规模巡逻，规劝未成年人回家，一些志愿者组织也在试图了解“东横孩子”中的性受害情况。彩夏也遇到过他们，“去便利店躲一下就好了”，她不理解为何总有人要干涉。而焦急的施援者也难以理解，这些孩子为何迷途不知返。

加入地雷系女孩

在彩夏记忆中，第一次得知东横是2021年5月，推特上盛传一则新闻：一对十几岁的男女服药后从歌舞伎町的酒店跳楼。

出于好奇，彩夏搜索了跳楼女孩的社交媒体账号，带有“东横”标签的发帖中有许多和她类似的兴趣和烦恼，“喜欢跳舞、打游戏，爱打耳洞，讨厌父母和学校。”忽然间，她对东横这个地方充满了兴趣，暑假和网友相约前往。

再之后，彩夏学着其他东横少年的样子，画起了棕黑的眼线、贴上浓密的假睫毛，穿黑色T恤和短裙，七八个人在东横附近的广场上绕圈席地而坐。在社交媒体上传的合照和视频中，手舞足蹈的少男少女们接力吹瓶喝酒，在人行道上并排翻跟头，举着手机自拍。

视频晃动的画面中，相似的妆容和打扮，难以辨别出他们的差别，如同流水线生产的一个个暗黑系玩偶。

2021年10月，“东横孩子”的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日本时尚评论家山田耕史注意到了“东横孩子”非主流的装扮，他向澎湃新闻介绍，这是典型的“地雷系女子”，最初以哥特式、洛丽塔系的时尚为中心，之后转变为以黑色为基调的穿着，添加蕾丝、缎带等装饰性很强的细节，配以浓黑眼线和惨白的肤色，甚至手臂上还有“伤痕”。

“反映出年轻人价值观中病态的酷感。”山田耕史说，这种时尚在日本十多岁初高中生群体里已成为一种显示叛逆的流行趋势，发源地就是东横一带。

包括彩夏在内，正值花季的“东横孩子”喜欢上了这种黑色系的行头，和高中制服的风格迥然相异。谈及讨厌学校的原因时，彩夏回答“因为我有病”。

她所说的病是适应障碍症，会因外界压力而产生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等情绪或行为异常。“自从去东横社交，很少再出现情绪问题，没有人觉得我不正常，大家都厌倦了普通的生活，为了消磨时间一起聊天喝酒，很快乐。”

在歌舞伎町商业区的中央路，少男少女们连日彻夜不归、相谈甚欢，即便如此，彩夏也并不了解身边伙伴的具体来历，他们的话题更多围绕着社交平台上的红人以及奇闻逸事。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指出，有些孩子在学校受到霸凌，或者遭受父母的暴力，找不到自认为舒适的居所。受访的一名中学生说，“东横像是儿童馆，聚集了很多和自己境遇相同的人，虽然治安不太好，但比回家要好。”

日本警察厅2月3日发布的犯罪情况统计显示，去年有遭虐待嫌疑的儿童超过10万人，连续17年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疫情下，父母承受更大的压力，更容易将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使儿童虐待事件进一步攀升，不仅是生理上的暴力行为，可能还伴随心理上的虐待。

出于不同的原因，“东横孩子”选择用个性化的打扮和行为来释放自我、寻求刺激，以填补孤独感，同时他们也向往走进聚光灯的中心。

“他们与其说是想在东横疗伤、交朋友，不如说更想出名。”工作中经常与网红接触的杂湖说，不少潮男靓女在东宝大厦附近自拍的视频在网上爆红，大多是1分钟之内的短视频，画面中一般在跳舞或玩闹，一些动作会在网上病毒式传播。沉迷社交平台的中学生纷纷效仿，都想成为人群中闪闪发光的人。

去年7月，日本一项针对全国初高中生展开的职业兴趣民调显示，男生最理想职业的前两项分别为视频博主和电竞选手；女生最理想职业为艺人和视频博主。社交平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少年少女沉溺于互联网编织的茧房，憧憬现实中的东横，而危险也在步步逼近。

日本终止色情和性剥削支援组织PAPS一直密切关注“东横孩子”，该组织理事长金尻对澎湃新闻表示，每一群聚集的孩子中都会有相对成熟的男性，扮演组织者或望风人的角色，还为孩子们提供一些餐食和酒饮。他们像地下偶像一般吸引着叛逆的地雷系女孩，也会受到男孩的崇拜。

“这些成年男性中有‘男公关’或者酒吧侍者，声称是‘东横孩子’的管理者，或歌舞伎町的清洁志愿者，实际上他们是东横的危险因素。”金尻说道。

无法拒绝的事？

2022新年过后，连日降雪加之疫情升温，歌舞伎町陷入沉寂，直到传出“东横之王”水野泰宏被捕的消息，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这个是非之地。

据《朝日新闻》报道，水野涉嫌猥亵被捕后，声称受害者是自己的粉丝，对他有好感。受害者也表示，“被他（水野）温柔地喜欢，这是无法拒绝的事情。”日本警视厅少年育成科认为，受害者不止一人，案件尚在调查中。

在社交平台，水野泰宏的昵称为“雨宫tadakuni”，他在视频中戴着口罩跳舞、浅灰发色、过眉刘海、妆容精致。

雨宫tadakuni  社交媒体截图

“我曾见过雨宫（水野泰宏），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子，始终被女孩环绕。”杂湖说，水野应该是最早诱导东横少女参与性交易的网红之一。

杂湖曾与歌舞伎町“男公关”私下交流，了解到像水野宏泰这样看起来帅气的男子，在东横拥有很多未成年粉丝，大多是14-16岁的少女，她们没有赚钱能力，只能在露天广场和步道上聚集逗留，深夜挤在低价旅馆里睡觉，或者在网咖留宿。一些男公关或风俗业“星探”伺机介绍这些孩子去援交，而后东横网红也参与进来。

“他们一般会伪装成少女身份，在社交媒体或者约会软件上猎取男性客户，然后将未成年介绍给客户线下接触，每一单抽取一半费用。”杂湖说，在东横附近有很多网咖，里面有隔音较好的包间，女孩提前在预定好的包间等待，“男公关”将客户带进去。“可悲的是，一些女孩为了赚更多钱，并不抗拒参与性交易。”

有“东横孩子”告诉日媒，通过接单约会赚钱，每一单大约5000日元至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275元至385元），也有男性客户大方打赏数万日元，这些钱一般用来支付旅馆住宿费和日常花销，有时还会“进贡”给“男公关”或喜欢的男孩。

十多年来，日本一直在收紧对儿童色情的管控，其中2003年实施的《交友网站限制法》规定，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约会软件，但是难以阻止风俗业者钻法律漏洞。东京便衣警察曾多次在歌舞伎町出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劝诫辅导，收效甚微。

警方介入后，东横乱象被频繁曝光，原本小众化的群体变得广为人知，反而激起部分青少年的好奇心，在社交平台上召集网友去东横一探究竟。日媒报道，去年10月，一名14岁少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想去东横看看”，网红八重坚海回复“我可以带你去”，随后便诱拐少女至酒店，发生性侵未遂事件。

去年11月，日本警视厅表示，在东横活动的八重坚海，不仅诱拐少女，还利用未成年人拍摄性题材影片，涉嫌违反《禁止儿童卖春、色情法》被捕。他以未成年人为“猎物”，手段卑劣，但仍然有许多女孩对此心怀憧憬，事态严重。

“能够理解那些不顾危险的女孩。”当问及如何看待东横少女受害事件，彩夏直言，她们对亲情和友情失望，希望像成年人那样拥有一段被爱关系。

日本青年心理支援协会理事中原宏明对澎湃新闻表示，“东横孩子”中的许多人有过被他人抛弃的经历，警察的引导和儿童指导中心的保护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更渴望拥有一种依赖关系，殊不知被人利用。支援组织在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

而外界的善意，比想象中更难抵达“东横孩子”的内心。

苟且徘徊

“你，多少钱？”不时有中年男性靠近歌舞伎町路边的少女，低声询问。夜深人静，东横广场上散落着伏特加瓶和感冒药，一些女孩消失在了情人旅馆街区，还有一些涌进了按时计费的网咖。

东宝大厦东侧广场上，“东横孩子”留下的垃圾。 受访者供图

网咖是许多“东横孩子”的首选，比旅馆便宜，设施基本齐全，还免去身份登记等繁琐手续。日本终止色情和性剥削支援组织PAPS试图在歌舞伎町的网咖进一步了解“东横孩子”的生活。

去年年底，浅田作为PAPS“卧底”网咖的代表前往歌舞伎町，近日向澎湃新闻讲述了她的经历。凌晨1点多，她走进一家大型网咖，不同时长和房间类型的租用套餐众多，她选择了1200日元的3小时躺椅单间，这是“东横孩子”常选择的类型。

在一个仅1-2平米的狭小单间，躺椅和电脑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紧挨墙壁一侧置有衣架、纸巾、靠垫等，还算整洁。浅田躺下身，腿无法完全伸直，也很难翻身。而“东横孩子”为了省钱，会偷偷地几人共处一间，轮流享用免费的公用浴室和咖喱饭。

“对于东横孩子来说，网络也是一条生命线。”浅田说，有孩子支付不起通讯费用，白天无法使用手机，深夜在网咖疯狂上网。没过多久，她在网咖发现了几个脸熟的“东横孩子”，向她们表明身份后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几个孩子直接应答：“给钱。”

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有孩子告诉浅田，新冠疫情期间，因家中变故一直在歌舞伎町流浪，生活费基本靠“援交”赚取。他们一群人有时住网咖，有时住商务酒店，通过分发零食和印有信息的安全套，来接触一些援交客人。

当浅田在追问有关性受害的内容时，孩子们身边出现了成熟男性的面孔。“很难深入了解性交易的情况，有成年人暗中监视，可能握有受害者的把柄，迫使她们保持沉默。”

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浅田走出网咖，一名黑衣男性尾随其后，突然说了一声“你等一下”。浅田转而向警察岗亭的方向疾步快走，心有余悸。“很难想象，未成年人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明明抱怨着痛苦，却还在继续苟且度日。”

活跃于新宿的日本网红Z李撰文称，频繁从附近居民处听到对东横孩子的负面传言，未成年人不仅抽烟喝酒，还服用精神类处方药。“不知道什么原因，谁都不愿意去认真的关注他们。”

据《东洋经济》报道，歌舞伎町地盘上有一些暴力团伙和帮会，对于经常惹出事端的“东横孩子”很生气，但却一直没有出手，因为一旦出现威胁和殴打未成年人事件，难免牢狱之灾。

去年12月底至今年初，日本警视厅多次派出百余名警力，对歌舞伎町进行大规模巡逻，“东横孩子”闻声四散。尽管警察对十多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劝诫教导，但巡逻过后的第二天，“东横孩子”又再次回到了原点。

他们为何成为一个难解的禁忌，谁该为此负责？诸多疑问萦绕在歌舞伎町的上空。

“令和不良”之因

“东横孩子已经成为‘令和（日本年号）不良’的代表形象。”山田耕史认为，他们和暴走族或过往的不良少年都有所不同，是趋于低龄化的问题儿童，当他们与歌舞伎町联系到一起，这种不良形象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日本歌舞伎町以风俗业闻名世界，是“男公关”、黑帮、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为迎接2020东京奥运会到来，几年前警方对歌舞伎町进行整顿，清理了部分暴力团体，治安得以改善，少男少女开始出没于此。

“在歌舞伎町，年龄、来历、背景都不重要，很容易成为少男少女的避难所。”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开沼博撰文表示，“东横孩子”代表了令和年代一部分生存困难的年轻人，在学校和家庭中遇到问题，而新冠疫情或使这些问题更难以调和。而在疫情中，社会更加关注的是失业者、老年人、贫困家庭，容易忽视对未成年人的关注，他们只能自寻情感出口。

2020年开始，每到周末，东横人行道就会变成年轻人的露天宴会场，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呼朋引伴，从几十人变为上百人的集会。由此，风俗业工作者和不法分子将之发展为暴力和性犯罪的温床。

20201年夏，东横孩子。 受访者供图

日本警察厅2月3日发布统计数据，2021年因社交网络遭受色情侵害的未成年人数多达1811人。歌舞伎町则成为社交网络性交易的线下支点之一。

彩夏说，可供青少年娱乐的场所越来越少，他们只能泡在网上，但相比在网上遇到危险的“萝莉控”，在东横面对面聚会更加安全。她认为，不重视年轻人的社会将走向衰落，未成年人也需要营造自己的空间，希望地方管理者能够理解东横孩子。

随着东横风纪恶化，青少年监管问题迫在眉睫，尤其是去年11月发生歌舞伎町流浪汉被多名少年殴打致死事件后，不少人批评日本少年法过于宽松，未成年人参与恶性犯罪也不会受到严厉刑罚。

日本和光大学心理教育学科教授末木新对澎湃新闻表示，严格的法律手段或许不是监管未成年人的最佳选择，少年“不良”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因素复杂交织形成的。如果透析日本社会的特有问题，家庭生活日益“空洞化”、青少年与成人社会的割裂，是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

在社会多方的呼吁之下，日本政府计划在2023年设立“儿童家庭厅”，作为儿童政策指挥中心，其中将设立支援部门，针对儿童虐待、校园霸凌、单亲贫困家庭等各种困难提供支援。

“儿童家庭厅”计划成为日本少子化对策的重要一环，但中原宏明指出，专设部门并不是终点，为了实现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需要扩充财源，增加儿童政策研究人员，制定《儿童基本法》。“重视孩子的尊严和权益，才能让他们成为自我约束的社会成员。”

凛冬之中，“东横孩子”的身影稀疏，警卫员亮黄色的制服时而闪现。青少年支援组织担忧，由于“东横孩子”的名声已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春天来临之后，新一波未成年人可能会聚集到歌舞伎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避免他们走入歧途。

（应受访者要求，彩夏和杂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