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农史学家王达先生记：在田间地头释读历史

三月上旬，日本学者大泽正沼和大川裕子等人来到南京，为江南环境史的研究和《补农书》的日译，访问了老一代的中国农业史学者、南京农业大学的王达先生。王达先生年近九旬，前几年刚动过一次手术，身体虚弱，但仍然非常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了日本客人一行，为日本客人回答了关于《补农书》一些疑难问题，讲述了当年参与嘉兴调查的经历以及传统嘉湖农村农业技术的细节。作为当年王达老师的学生，我陪同日本学者参加了对王达老师口述调查。

2005年，我见过先生一面，当时的先生，身体之健朗，不像近80岁的老人，几乎仍有他三十年前为我们上《古农书选读》课程时的状态。当年给我们上这门课的老师，有缪启愉、宋湛庆和王达三位先生，前二位已作古，王达先生仍健在。作为20世纪50年代参与农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王达先生是其中少数健在的，这值得中日农史学者欣慰。去年，日本学者告诉我，他们准备对《补农书》进行日译，我主动告诉他们王达先生健在。这一信息令日本学者十分高兴，不等到原计划中五月的江南农村调查，他们三月便来到了南京。

其实，除了《补农书》的研究之外，王达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农史学家、稻作史专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再生稻有杰出的研究，组织编撰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作（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在农业史老一辈的学者中，他的研究扎实而难以替代，成果常为后人引证。

日本中国史研究者对中国农书与农业史的兴趣，源自天野元之助等先生的开拓性的工作。天野先生执教于京都大学，是日本的第一代的中国农史专家，他在中国稻作史，各区域的农业发展史和农书整理方面，均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他与中国农史研究最早一代的学者石声汉、缪启愉诸先生都有来往，也曾访问过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中日两国的第一代农史学者多关注《齐民要术》的研究。

天野先生之后，中国农史研究和农书整理的研究传统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得到沿续，相关的学者也不断地出现。比如西岛定生，他的那本名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对《齐民要术》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有非常详细的研究。再者如，我所认识的东海大学的渡部武先生，他也是一位以中国农书和农史为研究方向的著名学者，曾对《四民月令》等农书进行日译。上世纪90年代，渡部武先生到复旦大学访学，他去了南京与缪启愉、郭文韬等先生交流，那时的渡部武先生尚在中年，而我正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借此机缘与他有一面之交。前些年，他应我们之邀再来复旦大学讲学，听者收获颇丰。

此行来拜访王达先生的日本学者大泽正沼年近七十，任职于上智大学文学部。他的工作集中于唐宋时期的中国农业发展与农书研究。1993年，他出版了《陳旉農書の研究——12世紀東ァジァ稲作の到達点》（農文協），这是他对宋代著名农书《陈旉农书》的研究，此外，还有他在唐代农业史方面的研究力作——《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出版于1996年。最近，他又带领一批日本学者，诸如中林広一、大川裕子、井黑忍、村上阳子、小野恭一等人，展开中国农业环境史的研究。这次访王达先生，正是出自这一中国农史研究群体对江南生态环境史和《补农书》研究的关注。

中国的农史和农书研究集中于农业院校。老一辈农史学者石声汉和缪启愉对《齐民要术》的校注和研究现已为学术界共知，宋代以后江南农业的代表农书——《补农书》的研究工作，历史学者了解较少。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关注到了《补农书》中的一些具体的数据，王达先生在其研究中详细了列举了稻作和桑蚕业的投入与产出，出于规模分析的需要，经济史学者大量地利用这本书中的数据。

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1980年以来，随着江南史研究的兴起，一批学者特别关注王达先生和陈恒力先生对《补农书》的校注和研究。日本学者川胜守研究江南的春花作物时就关注到了《补农书》中提及的耕作制，以及陈恒力和王达先生在《补农书研究》中的具体阐述。田尻利对江南桑基农业的研究也离开不这本书。

王达先生长期供职的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集中了一批老一辈农史学者，他们长期坚守人文与农学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因此研究室涌现出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仅就农书研究而言，除版本目录学和文字学之外，他们首重地方乡村习惯与传统知识体系实态相结合的方法，将民间的技术实态与农书记载相核实，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具体来说，古农书上有许多农民习语，士大夫撰写农书时，文字多有假借，考证这些文字时，须对当地的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有全面的了解，将当地的具体技术与实际习惯与农书对证，完成农书的解读。缪启愉先生的研究，特别重视《齐民要术》所涉及到的华北农业的生产习惯。王达先生与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更是首倡实态调查。他们在全面了解当地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将《补农书》的研究和校注落到了实际。这些实态研究，正是日本学术界对王达和陈恒力当年的调查和研究的兴趣所在。

王达先生的调查工作开始于1957年，《补农书研究》出版于1958年，工作在一年内完成。陈恒力先生于1962年去世后，王达先生仍然持续了这一研究，进一步修订校注，写成《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王先生是农村调查的亲历者，更熟识《补农书》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的具体实态，由于当时乡村的农村情形已与今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中许多技术细节的描述，基本为不可替代的成果。这种中国特色的调查，既不像满铁，也不像民国时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直接来源于中共农村调查的传统，更长的渊源应是传统士人知行合一的传统。作为一名中共老干部，陈恒力长期跟从著名的农村调查专家王观澜工作，套路熟识。他当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领导人，王达先生的研究直接受益于他的领导与推动。他们没有受西方人类学或国内社会学的影响，是一种拙朴的求实求真的工作，他们在实践中核实农书记载与农村现实，脱离了大学社会科学那种先入为主的偏差。陈恒力说：

如果不到产生这部书的当地农村去从事实地的调查，不与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相对照，那末，整理这书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呢？于是王达同志到嘉兴、桐乡一带（产生这书的地点）从事农村调查，并在嘉兴图书馆借阅有关的地方文献，然后再研究这书所谈的各种问题（经济的、技术的），也研究今天当地农村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把两下加以对照，才摸到如何整理这书的一些门径。（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补农书研究》，农业出版社）

王达先生深入嘉兴农村第一线，亲自完成了收集资料和编辑的工作。最后，他和陈恒力先生合作完成书稿。他回想60多年前的工作，一切好像历历在目。当时他住在嘉兴图书馆，遇到技术细节的疑难，就下乡到嘉湖农村访问，特别是到沈氏的湖州和张履祥的家乡杨园村一带访问。《补农书》原是湖州涟川沈氏的《沈氏农书》，张履祥根据自己家乡的情况详细校订，为《沈氏农书》增补一下卷，二者合称《补农书》。《补农书》所述内容基本代表了嘉湖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环境。此书对这一地区的农村环境、桑基农业技术、养蚕技术、市场与交通状态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一地区是江南经济的核心地区，明清时期，正是这种生态农业支持了这一地区市场网络的活力和产业经济。现在，无论从文化遗产角度还是从生态学研究角度，这个地区的传统桑基稻田生态农业系统已具有世界示范意义。

王达先生的工作涉及传统农业实践与古农书记载的互核。陈恒力和王达先生将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技术和地理环境与当时《补农书》的环境与话语体系作了一个非常好的连接。本书充满了此类解读的精彩。例如，王达先生利用水稻土的地方文献解读了《补农书》提到的烂田：“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稜背乾燥，方可沈种。”王达先生引嘉兴专区农业局的调查记录：“潜水面高，冬季积水，所以冬闲面积相当大。吴兴1955年有69%的水田为冬闲田。”他用这条官方文献解读了农书所讲关于烂田的土壤背景。这里提到“稜”其实也指“埨”。《补农书》的“埨”，一般是指低地农田中种庄稼人为挖出的垅，庄稼种于其面。埨与垄有区别，埨是临时的存在，垄是长久的存在。王达先生在后出之书中讲道：“垄较高凸，埨较低平”。日本人这次访问时，问及《补农书》中“稜”与“埨”字的异同。这种知识，基本上是早期的乡间文字知识。王达先生认为这两个字是在当地是同音同义字，他告诉我们，当时的地方文字记录员，经常地在不同的场合互用这两个字。听完王达先生的解读后，众人不禁点头称许。这样的知识，只有当时对当地进行了实态调查的王达先生才可能清楚，后期的当地人和学者都难以弄清楚。随着老一代学者和老一代农民的离去，许多可以解读传统农书的知识可能无法找到。

江南研究是热门，《补农书》研究是冷门，而后者却是前者的基础。老一辈的农史工作者长期以来在孤冷的环境中工作。这种孤冷，不仅是书斋之冷，也有农村中寻求真知之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们对学问有更多的敬畏。这一次访王达先生，我再一次地看到这种敬畏。回想当年《齐民要术》的注者缪先生的孤冷，备感求真求实学风之可贵。他们的工作，没有被热捧，却历久弥新。真学问与真知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