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乡村建设的困境与力量

从2015年农历春节王光磊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2017年由澎湃新闻组稿的“寻找返乡路”系列返乡笔记，返乡书写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症候，年复一年地叩击那些依违在城乡之间的个体心灵，也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出路的一个入口。

2017年4月15日，“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第一期北京爱故乡沙龙在凤凰岭山脚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举办，沙龙由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和《十月》杂志社联合主办，会场由小毛驴农园食堂临时改建，门外就是农民、市民、田垄和庄稼。

如果说，“返乡书写”是以文学或非虚构写作的形式，从返乡者的个体经验出发，用故事和情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常常被主流视野忽视的乡村社会面相，那么“书写返乡”则是那些拥有“书写”能力的人选择回归乡村，成为一线的乡村建设实践者，用“书写”重思和践行“返乡”。

在这种关照下，爱故乡沙龙在春耕开锄之际，聚拢了一批乡村建设的书写者与实践者，他们中不仅有大学教授、杂志编辑、作家、记者，还有扎根大地的一线实践者，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有机结合。

返乡书写：提防个体经验过度承载意义

2016年春节前夕，黄灯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那个名为“丰三”的湖北村庄在大时代里的飘摇境况，写成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却意外触碰到了时代的痛点，文章成为了当年春节的朋友圈“爆款”，诱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后来，她又花了一年时间写了《大地上的亲人》，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三个村庄和家族的人世浮沉。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内心积郁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其实在通过这个作品清理自己。”对黄灯而言，写作要直接切入现实，直面真实的自己，否则写出来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把似乎“失败的”、“屈辱的”、“不光彩的”个人和家族经历晾晒出来之前，她也曾迟疑自己是否有权力将亲人的事情拎出来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但她最后冲破了内心的纠结，因为她知道她个人的经历，背后是一大群人，有着相似的命运，在近二三十年“赌场”似的转型期中，从未有机会站到社会前台去表达他们的境遇。而她书写自己，也见证时代。

与黄灯有着相似的跨越城乡经历的刘汀，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来自内蒙古北部山区富河屯，曾四度参加高考，最后拿到北师大录取通知书时，亲人说“村里的人又活出去一个”。而当初毅然决然离开乡村的刘汀，开始了自我反思：“我们转身走了之后，走到了城市，有了一份工作，混了一口饭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回头看，不要老往前看，老看城市，老看未来，看这个社会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却忘了我们身后的地基性的东西。”他将凝重深切的感情写成了散文集《老家》，他相信，对于乡村而言，哪怕是非常主观的呈现，也比把它单纯纳入到一套干瘪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机制里面更有意义，因为中国乡村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太大，不能滥用“世界性的词汇”去抽象表达。书写乡村的任务需要分解到许多人的肩上，“没有一棵草就没有草原”。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应该摆脱文人式的自恋，站到土地上去，视角往“下”走，勾连起真实的生活经验，回到事物本来的状态。正如《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虞金星评论的，要意识到个人经验的有限性，提防过快地把自己局部的经验和似是而非的论证上升到宏观和全局。承认这种有限性，才能通过耐心的积累，寻找更多乡村建设的突围之路。

在《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饶翔看来，黄灯和刘汀两个文学博士都接续了一个乡土书写的传统，既不属于社会调查，也不是严格的文学书写，而是一种自我焦虑的投射。而这个传统上承鲁迅，鲁迅的乡土书写，我们惯常读成启蒙式的批判，他笔下的乡村是凋敝和愚昧的，但同时他可能也在传达一种美好的事物无法避免被磨损的命运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孕育了唤醒与关注的文学力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孟登迎也认为，鲁迅的冷峻与决绝背后有一种非常火热的东西。而在天水电视台记者、《崖边报告》作者阎海军那里，在如今的城市视野里，乡土书写的传统却受到了质疑，今天写作者的任务是重建这个合法性。“中国即便实现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城市化，仍然有几亿的农民。”

《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季亚娅，来自湖南岳阳乡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用冷静的视角分析返乡书写的现状。她批评道，文学的返乡书写这个伟大的传统已经构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人道主义书写，同情弱者的情感被高度类型化，甚至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而这种同情很多时候是虚构的。黄灯的文字打动她的地方，就是一个“真”字，它基于个人经验，以血缘的、地缘的、肉体的名义发声，所以格外动人。而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返乡书写下凋敝的乡村是一种“失败者之歌”，这种失败者之歌并非乡村独有的社会心理，而是一个城乡同构的问题，这种书写满足了受众的某种心理期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此外，目前文化环境里的乡村书写，主动或者被动地被大众解读为一种时代寓言，但寓言必然的结果就是遮蔽掉乡村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在季亚娅看来，今天主流的乡村书写，主体是从乡村走出去的青年知识群体，作为乡村代言者，把自己想象成盗火而归的普罗米修斯。但返乡书写被忽略掉一个重要主体就是被代言的农民自己，农民也许并不阅读返乡笔记，反而更愿意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渴望一夜暴富。那么书写者是否有可能与渴望一夜暴富的农民建立起新的文化共同体？这就需要召唤左翼延安文艺的传统，其中可以拎出来说的一点就是语言，因为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来构建的，而语言能力本身就是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书写者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农民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去构建乡村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用一套新的动员和阐释把乡土老农民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这种语言能力就构成了一种翻译，意味着两种文化的对接，谁掌握了这套翻译能力，谁就掌握了动员乡亲的能力。

书写返乡：中国的乡村建设离不开城市的参与

黄志友来自江西南丰武夷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喜欢种田，报考了西北农林大学，毕业后去了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为第一个签约的大学生。他去了之后才知道“被他们骗了”，虽然有一百多亩地，三年时间里却从没有机会种地，一直在盖房子、搞工程、修厕所，后来做财务，办社区活动。用他的老朋友、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恩的话说：“他后来发现，我们的田园梦就是帮助更多人实现田园梦。”

2008年，黄志友等人受海淀区政府的邀请，进京来到凤凰岭山脚下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那时候面对这么大的一片荒芜的土地，真是无从下手，因为我们也不是农场主，家里就是一亩三分地，”九年后，黄志友在已成生态农业全国性示范的小毛驴农园感慨道。小毛驴农园采取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的经营模式，市民在农园承包经营土地，在这里农民与市民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市民有时候不得不倚重老农的农作技术。黄志友认为，对于从河北乡村到北京西郊，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中国的乡村建设离开城市的参与是没有出路的，而这种模式将市民跟农民连接起来，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代表了一种城乡之间的对话。与“市民下乡”对应的，是“（乡村）文化进城”，这种文化不仅是乡愁乡恋式的情感宣泄，而是从整个社会意识层面重新认识乡村文明，构建城乡建设主体性。

2012年，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成立，黄志友出任总干事，爱故乡中心也陆续吸引了许多关注乡村建设，研究乡村建设的高校学者。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学教研室主任刘忱是小毛驴农园的“老地主”，同时也参加了第一届到第四届爱故乡研讨会。她认为乡村建设是回到民族的本源乡土文明重新看待中国问题，而其本身是一个逆市场化的行为，一开始需要有一种情怀驱动，“我老师常说我们做乡建的人有一种妇人之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孟登迎接触乡建十余年，认为乡建文化的特点，是既不会过度赞美纯净的乡村，也不是诋毁乡村，这两者都是在回避现实，他也反对守在城里抒发轻飘飘的乡愁，“乡愁这个词本身就有很大的虚伪性，因为真正爱故乡的人不会有乡愁，他只有真正的忧虑。”他并不赞同城市中产阶级观光式的农家院之旅，将乡村变成一种景观，坚持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才能产生文化，只有市民和农民相互理解和体谅，才能打破城乡壁垒，形成积极的新文化。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外，乡村建设的实践与书写也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如潘家恩所言：“强调跨界，是因为我们觉得学科不应该分割，因为乡村也好，生活也好，社会也好，本来就是整体的。”狄金华在华中农业大学做社会学，他说，理解乡村社会不仅是在描摹制度、结构，同时也在关注需要人心，在这个意义上，以往力图转变为“科学”的社会学需要反思，回到关注人心的人文传统。从“人心”的角度思考，为什么这几年返乡书写越来越多，难道是农村越来越凋敝了吗？在狄金云看来，农村的凋敝莫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返乡书写并不是因为农村越来越凋敝，而是城市里面越来越没有空间安放当代人的脆弱心理，变化的是城市。高明在上海大学做文化研究，在她这里，学院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工作是将实践中产生的纷繁芜杂甚至矛盾缠绕的知识梳理出来，用归纳的方法和既有的理论对话，这种梳理对于实践者而言就是一种陪伴与同行。知识分子分析问题还需要历史化的视角，得以从历史结构中理解个体经验，“当代乡村的衰败和梁漱溟、晏阳初搞乡村建设的时候不是一个性质的，它背后有一个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而高校课堂成为乡村建设的另一块需要耕作的土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说：“站稳讲台，将正确的知识，或者说社会的可能性教给孩子。”无论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曾经挂职甘肃兰考副县长的何慧丽，还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的青年教师王昱娟，都在利用讲台和社团撒播乡建的种子。

如沙龙的活动组织者之一潘家恩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的：“‘返乡书写’如何在主流逻辑下真正打开论述空间，让公共议题真正进入大众传媒和大众视野，这既是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所面对的重要挑战。……实践与‘书写’之间需要真正的互动，我们需要更多形式的‘返乡书写’，直面‘城乡困境’，真正接上‘地气’，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危’中之‘机’，并充分利用围绕‘返乡书写’的争论所打开的空间，在实践与理论的自觉中真正‘有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