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纽约的未来音乐厅

一半观众席空空荡荡的大都会歌剧院，整个2月都关门谢客。纽约的那个荷兰人音乐总监，以及西雅图的那个丹麦人，都离开了他们的职位，并以更加响亮的欧洲头衔来粉饰他们离职的借口。有十几家管弦乐团聘请了负责EDI（平等、多样与包容）的董事会副主席。美国最优秀的爱默森四重奏宣布将要退隐。音乐教授们被觉醒族（woke）批得体无完肤。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版《西区故事》血本无归。

在这条隧道的尽头，有一丝光亮，甚至可能改变整场游戏的局面。纽约爱乐乐团今年10月将重返林肯中心，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是的，你没看错。改建后的大卫·格芬音乐厅将提前一整年重开，其部分原因是疫情期间社会的停顿使其得以快速启动。我不记得以前是否有过早产的音乐厅，但这只是该事件中最不重要的部分。

林肯艺术中心大卫·格芬音乐厅

将这座音乐厅拆卸一空，并按照21世纪使用标准为其重新配置的费用最初预估约10亿美元。毕竟，它所在的曼哈顿黄金地段，只有对冲基金经理人才能租得起比一室户大的公寓。10亿美元看上去差不多，于是管理人员们开始向中城的阔佬们筹集余下的资金。所以你猜怎么着？刚刚得出的最后决算的费用几乎只是预估价的一半——5.5亿美元，不用找了。

这令人难以置信。在欧洲，每个项目都大超预算。巴黎爱乐音乐厅花了5.347亿欧元，超出预算三倍。汉堡的易北爱乐音乐厅比它的预算高了七倍，达到7.89亿欧元。科隆歌剧院的翻新工程预算达到10亿欧元级别，而它要为此偿还利息的期限一直延续到2063年。伦敦甚至连取代一塌糊涂的巴比肯音乐厅的计划都无法落实。曼哈顿让我们无地自容。

当然，除非这座新音乐厅能够克服原址旧音乐厅臭名昭著的缺陷——阴暗模糊的声学效果、古怪的进出动线和傲慢冷漠的气氛使得除去最坚定的音乐会听众之外的所有人都对其退避三舍——否则这一切都还是无足轻重。那座音乐厅于1962年开放，为了建造它而被拆迁的住宅区就是《西区故事》原本的发生地。音乐厅之前以艾弗里·费舍尔的名字命名，他带头捐赠了1050万美元。这笔钱在今天连清洁费都不够，所以在2015年他们把费舍尔的名字抹去，并以一位好莱坞大亨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大卫·格芬音乐厅，这位大亨捐了1亿美元来把他的名字放在大门上。冷酷无情，甚至没心没肺，但这就是在纽约做生意的方式。

那么他们用这些钱做了什么呢？纽约爱乐乐团的总裁黛博拉·博尔达（Deborah Borda）前几天在Zoom上带我做了一次虚拟参观。而我看到的情况令我相信，格芬音乐厅能够令世界上其他地方望尘莫及。

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其音效如何，但它的座位数已经从2738削减到2200席，这将改善声音的分布。更妙的是，观众席可以成片地随意升高或移除。舞台之后有一个类似于足球场在球门后的平台座位区，对于我们这些喜欢与音乐家近距离接触的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但是按一个按钮就能把这片座位收起来，从而适应更大编制的管弦乐队或创造一个更深的后台。

舞台本身被往前移动了25英尺，为了增进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亲密感——博尔达对此的描述是“更加贴心”，而且天花板也被升高了。侧墙以木质材料重新设计，以期“用空间将乐队包覆起来”。

在管弦乐队奏出最强音之前，我们尚无法知道那里的音效是否完美，但那里的设计采纳了源自19世纪波士顿音乐厅的最佳鞋盒形原则，并将其与汉堡和巴黎的现代葡萄园式风格相融合。它应该会不错。爱乐乐团有一位乐手偷偷地把乐器带上了舞台，他告诉我那确实很好。

音乐厅内部就有那么多变化，而从外面看，以前的艾弗里·费舍尔音乐厅就像新新监狱或诺克斯堡金库那样的诱人。即使你从防御工事的缝隙中钻了进去，面对的还是一排足以堵绝人与人之间任何交流的售票窗。整个门厅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身体或灵魂得到放松。

新的大厅会是另一番景象——空间扩大了两倍，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玻璃墙，邀请人们从街上透视里面的一切。这个空间将以咖啡馆加以点缀，使人放松的坐席遍布各处。一面巨大的视频屏幕将向任何愿意走进的人免费直播这里所有的音乐会，而且还能从第七大道或第66街观看。这看起来是世界上第一个不设墙壁的音乐厅，并且由此将产生无限的机会。

长期以来，古典音乐界一直梦想着创造新的观众群的可能性，而新冠疫情已经带来了一种可能。当铁杆订户们在这两年来大多待在家里时，一群年轻的、充满好奇的、而且令人振奋地多样化的公众则首次走入了音乐厅。如果他们喜欢在这里所听到的，就会再度拜访。新来的观众很挑剔，也很有成本意识。他们不会去听常规的音乐会，他们可能会欣赏在音乐厅大厦周围的各种小空间里提供的活动选择，从诗歌朗诵、爵士乐和弦乐四重奏到完整的梅西安《图伦加利拉交响曲》。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未来的音乐厅。一个人们可以依照由自己选择的强度水平来参与音乐的地方，全身心沉浸于音乐厅内，随意地伴以咖啡，或是从街上路过。如果格芬音乐厅能有那次Zoom导赏中展现的一半那么好，它就会成为一代人的世界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