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日楼旧藏古籍碑帖，看沈曾植藏书与书学

生于道光年间沈曾植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动荡的大变革，在新旧交替之间，他横跨史学、地学、律学、佛学、诗学等各领域，其学术心得，以收藏题跋、随笔签识、逐条批注等方式记录在一册一册的书中。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沈曾植旧藏书籍、碑帖甚多。这些或朱或墨的蝇头小字看似未成系统，然细细品读，常给人豁然开朗的棒喝之感。

日前，《澹宕璨然：海日楼旧藏古籍碑帖撷颖》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浙博藏沈曾植海日楼及沈颖旧藏古籍与碑帖题跋批注为研究目标，尝试探求他的藏书面貌和书学观点。

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供职刑部，先任贵州司主事，后转为江苏司郎中，迁任总理衙门章京，外简江西广信府知府，继调任南昌府知府，后擢为安徽布政使，终学部尚书。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动荡的大变革。就是这样一位前清遗老，也是一个会写字的学人。他的学思活动庞大精深，且“生平论学，不欲蹈袭前人片辞只字，神理恢张，最多达识，每于蚕丛鸟道中，辟前人屐齿未经之境。及其沟通达道，则又契若肝胆。六十以后，益神乎通明，得乎悬解”(王蘧常语)。他的这种宏通，横跨在史学、地学、律学、佛学、诗学等各领域间，更重要的是有创见地响应着他那个时代。能做到这些，与他一生博览群书、敏学思辨有关。

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 《日知录》沈曾植家旧藏，《海日楼藏书目》“第竹字号书箱”著录“先司空公手度何义门批本”，有沈曾植祖父沈维 批、校、跋。

幸运的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沈曾植旧藏书籍、碑帖甚夥。他的学术心得，以收藏题跋、随笔签识、逐条批注等方式记录在一册一册的书中，作为他阅读、校勘、考订的重要方式。这些或朱或墨的蝇头小字凌乱散漫，看似未成系统，然细细品读，从一开始的晦涩，反复咀嚼，到渐入佳境，常给人豁然开朗的棒喝之感。同时，也映照出我们后学的浅见狭识。沈曾植给了我们读书的门径，也给了我们了解他学术思想的研究钥匙。

清道光六年广州喜闻过斋重刻本 《风俗通义》此书为沈曾植家旧藏，《海日楼藏书目》“第匏字号书箱”著录“尚书公手批本，道光丙戌喜闻过斋重刊本”，有沈曾植批、校。

我们对沈曾植的旧藏进行了初步分类，此次整理主要集中在他的古籍与碑帖两个方面，尝试探求他的藏书面貌和书学观点。古籍上，首批遴选了沈曾植旧藏书籍中版本较善、批校题跋较多，能反映沈氏研学特色的善本书十种(包括一种元刻本、三种稿本及一种木活字印本等)，并撰写了详尽的书志。按照古籍书志的一般要求，分别按标题、册数、尺寸、行格版式、封面、 内容、原书序跋、后人批校题跋、钤印、按语、书影等项目进行逐一撰写。 目录排列顺序依据该书的版本先后进行。著录之时，版本主要依据原书加以规范，辅以参考沈曾植之子沈颎所编《海日楼藏书目》。该书需要加以阐释考 证的地方，则以“按语”述之。

六朝墓志《晋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并阴侧）》沈曾植批注

刘氏重覆颍井本《兰亭》沈曾植批注

书法上，遴选了他所收藏的十六种《六朝墓志》影印本、十四种《兰亭序》、二种《圣教序》及五种其他刻帖四个大类，并对应校参补充了钱仲联辑 《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除了拓本的基础性介绍之外，重点摘抄出沈曾植的批注，并结合书法史做了一些带有阐释的按语，试图联系沈曾植的个人书法，寻其知践合一的思想源头。

清道光间蒋凤藻精抄，魏锡曾、周星诒校稿本《平生壮观》沈曾植批注

在十种沈曾植旧藏书籍中，除了《平生壮观》及沈曾植本人的两种稿本外，《海日楼藏书目》均见著录。而书中诸多跋文，现行的收录沈曾植题跋的书籍，主要有沈颎校录的《海日楼群书题跋》、钱仲联所辑的《海日楼札丛·海日楼 题跋》，许全胜与柳岳梅整理的《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其中《宋元检验三录》和《乐府诗集》三则题跋已见著录，其余均未得见。另一方面，以往之收录，往往只侧重于一人，特别是沈氏之跋文。而从藏书研究本身来看，一书之中，收藏有源流，题跋有先后，各家之批校题跋，宜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研究。故此次整理，以一书为一对象，所有基础信息都尽量著录。如此，相信于辨章学术更有明晰之功效。

玉枕《兰亭》沈曾植跋

沈氏早年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派于一炉。其校碑，或补经史缺误，或述风格源流；其鉴帖，不惟看重旧拓，更重精拓。于《六朝墓志》诸跋中论行楷隶篆递变，得出“异体同势”“古今杂形”“南北会通”等独识;于帖部诸跋，辨别《兰亭》各本以及《阁帖》的源流，亦多创见。这种类似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范式，也是后世文人日常书写在晚清的延续。

沈曾植藏《宋拓十三行》跋

此次整理时日虽短，择书选帖亦少，但已深感长期坚持整理沈曾植旧藏古籍碑帖之必要性。通过初步整理，我们能够看到其藏书特点是家传有序、学以致用，藏书以博识研究为主，以修身辅政为目的，非特为善本而置架。所以沈曾植藏书中批校题跋甚多，他于版本、音韵、训诂无所不通，以之为辅，学力精微之处，更是深达边疆與地、佛学道理。从其藏书，便可见沈曾植一生为政、学习用力之勤。沈曾植对书法风格在传承过程中的损失、变异则很有自觉意识，擅长帖与帖之间的优劣比较和相互联系，并对流派的划分与溯源有自己 的见解。我们更可从其书学旁支中窥得其晚年书体变法之奥秘，从而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沈曾植虽著作刊行不多，但其一生之学术思想依然如 雪泥鸿爪，有迹可循，纷繁精妙，不仅是一代儒宗，更称得上大学人、大哲人。

《澹宕璨然：海日楼旧藏古籍碑帖撷颖》；陆易 陈翌伟 著

附：沈曾植旧藏两则

晋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并阴侧）

永安元年（304）四月十八日。该墓志呈圭形，高59厘米，广41.6厘米，厚9厘米，青石质地。文17行，阴18行，左侧3行，右侧2行，行21字。隶书。见重刻本，第一行“阴”、二行“岁”、七行“陵”“写”、十三行“钱”，较之原刻俱有讹误。第十六行“遣”及阴面十五行“陵”尤不成字。1917年在河南偃师蔡庄（一作汶庄）出土。现藏于河南偃师商城博物馆，墓志拓片藏于河南省博物院。志文记载了荀岳的世系及死葬年月、籍贯、享年，并附有晋惠帝两份诏书。背面记载了荀岳的名字、生日和历任官职，并附记其妻刘氏的世系及其子女名字和婚嫁情况，全文共六百九十二字。

荀岳（246—295），字于伯，小字异姓，颍阴县（今河南许昌）人。

此汉石经体也，中郎笔势嫡系在兹。

晋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

【按语】石经指将儒道释等经典文献刻立成碑，石经体就是指适合这种碑铭的书体。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又可看到供人摹写的标准隶书。

中郎即东汉蔡邕。汉灵帝批准刻立的熹平石经，就是“（蔡）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引来的盛况是“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到了曹魏，刻立三体石经，书写者以蔡邕的隶法为楷模，取用八分书的笔画特征。此时，古文、篆书是古体，隶书是正体，草书、行书和楷书是俗体也是新体。相对东汉的书风，曹魏的俗体地位得到确立并被广泛效仿。在当时隶不隶、楷不楷的过渡书体中，艺术成就较高的就是蔡邕之后的钟繇。他擅长新体，并以“铭石之书”的八分见长。沈曾植亦藏有三体石经的拓本数张，如下图所示。

沈曾植藏三体石经拓本

清朝书家推崇的西晋隶书名迹，是以汉魏隶书为标准的。此碑处于西晋，铭石书依旧由隶书当道，书法的中心仍在洛阳，书风接曹魏。该墓志虽为隶书所写，但其中却带有楷书的意味，不仅具有研究魏晋时期隶楷之间书法变化的艺术价值，也为考察西晋皇陵的方位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汉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渊源及兴衰发展包括西晋社会礼俗等问题，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晋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

荀岳的同辈族人荀勖，是钟繇的外孙，他在武帝泰始年间领秘书监时“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这一举措让钟繇的书法在朝野更为流行。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说：“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也。”又在文中根据唐代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的书风比较，进一步分析：“则钟最瘦，大王得肥瘦之中。小王最直，大王得曲直之中，钟最曲。锋芒生于瘦曲，妍华因于肥直。”二王是向钟繇取法的，但他们临钟书，已经带入了晋人的风气。在文字使用趋向简便自然的要求下，隶书中束缚体势的点画使转相应产生变化，促使隶书向楷书转变，章草向今草过渡。波点的笔画修饰既是书体特征，也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元素。进而，沈氏在文中又提到了蔡邕写《隶势》中所讲的“修短相副，异体同势”“靡有常理”，可见这种书体变化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在另一篇《论行楷隶篆通变》中他讲到习古的要点在“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所以，“变”才是他追求的。“异体同势”“古今杂形”也就成为沈曾植个人的重要书观，并诉诸实践，在清季碑学运动中独树一帜。

沈曾植临王献之行书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曾植稿本《钦定蒙古源流笺证》

《蒙古源流》，清蒙古族萨囊彻辰撰。作者自称此书系根据《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等七种蒙、藏文字资料写成。《蒙古源流》是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蒙古族重要的宗教史文献。乾隆四十二年（1777）译为满文，乾隆五十四年译为汉文，称《钦定蒙古源流》，编为八卷。该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前有《钦定蒙古源流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利时、日本等国开始重点研究《蒙古源流》，并把它与《元秘史》《蒙古黄金史》合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历史著作。

《钦定蒙古源流笺证》，沈曾植笺证，手稿本；此原稿本朱墨两色笺证，使用底本为清刻八卷本《钦定蒙古源流》。

【尺寸】版框18.1厘米×13.8厘米，装帧24.7厘米×15.5厘米。

【行格版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双行小字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

【封面】函套封面题签“沈乙盦先生蒙古源流校稿”，下有双行小字“慈护兄藏/孟劬题”。

《钦定蒙古源流》卷一

【内容】书分八卷。记述的主要内容是额纳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传世次序，及蒙古供养大喇嘛、阐扬佛教的事迹。以宇宙的形成、佛教的起源与传播为全书缘起，次纪额纳特珂土伯特蒙古汗世系。按编年记载蒙古历代诸帝王世系，到成吉思汗的传说和故事，到忽必烈兴佛教，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失国，再到北元时期蒙古内部的帝位争夺，与卫拉特（瓦剌）、兀良哈（朵颜卫）的分并和战，达延汗的平定和分封，阿勒坦汗的再兴佛教以及用兵甘、青、西域，土们札萨克图汗的东移以及征服女真等，直至林丹汗的抗清和败亡，诸部的被兼并等事迹。

全书对蒙古政治、经济、宗教、领地划分、各部战争和诸汗世次、名号、生卒年及人地诸名、职官等的叙述在所有蒙古文史籍中最为详细。此书用语有散文，有韵语，还收录了很多蒙古民间传说、诗歌及藏、梵、汉、满等族的语言，对于研究蒙古文学、宗教、生活习俗等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原书序跋】卷前有《钦定蒙古源流提要》。

【后人批校题跋】全书有朱墨两色详细校读批注，朱笔校对文字，并标注重点文字，墨笔于天头地脚加以详细校注，均为沈曾植亲笔。卷端天头题：“癸丑用王氏抄本校一过，朱笔。诸氏本从满、蒙、汉三文合刊本录出，文胜王氏。今多从之。”具体校注例如首页“三恩喇嘛”改为“三德喇嘛”，并注：“诸本作三恩。”

《钦定蒙古源流笺证》沈曾植题跋

［跋·沈曾植］此刻出翰文斋韩星原手，元本抄写极恶，余尝见之。三十年来欲求善本校之，竟未遇也。宣统癸丑偶从沪上得一抄本，校勘一过，增脱文数处，然察其字句讹舛，所目与韩本盖亦同一源，未为殊胜。

张尔田题跋

［题跋·张尔田］此沈乙盦先生笺证时手写原稿也。庚午夏，慈护兄以遗稿属编定，参校迻录，均已别编成卷。此手稿宜藏于家，存高贤墨迹。敬书数语归之。张尔田孟劬识。

【钤印】张尔田题跋钤印一枚：朱文“孟劬”。卷三卷端钤印一枚：白方“一盦手校”。

【按语】根据沈曾植跋文，该书原刻为清翰文斋坊刻本，沈曾植初欲求善本校之而不可得，而根据首卷卷端沈曾植批注，后来他所参校的他本还有“王氏抄本”“诸氏本”等。书中有沈曾植详细校批甚多，不仅限于从文字、音韵、版本等角度校读该书，更有论证历史、地理和宗教等内容。另有夹页数张，内容为“印度宗教史第二部第二章”“西藏佛教史印度宗教史第四章”等，多为沈曾植撰写笺证的参考书籍及笔记，可见他对此书研核尤勤。张尔田称此书“叙述繁复，又经重译，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荜路蓝缕之功，微先生莫为之前”。

沈曾植笺证《钦定蒙古源流》手迹

沈曾植对于舆地之学颇有心得，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龢所激赏，视为通人。而他的研学生涯又与他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研学但求经世致用。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主管俄国事务，深患于西北沙俄、东南英法的威胁，于是益究四裔舆地之学，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四裔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其中《蒙古源流笺证》，未写定而归道山，张尔田与王国维相约为沈曾植理董其书。后其子沈颎（慈护）出遗稿倩张尔田编次，定为笺证八卷，张氏又增校补。写成之后，复从赵万里处假得王国维校本，发现多有印合之处，遂增以王氏校语刊行。

沈曾植笺证《钦定蒙古源流》手迹

此外，该手迹原稿中尚有无法辨认的抄写及圈点笔迹。查阅《海日楼藏书目》“第九号书箱”著录“《钦定蒙古源流八卷》，〔内藤〕炳卿批校本，四本”。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汉学家，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若此书即是著录之本，或亦留有内藤氏的笔迹。

注：作者陆易、陈翌伟均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