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2022-02-10 19: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下的这句话，这段时间突然频繁地被网友们引用。大概每个人都逐渐察觉，互联网看似使得远方和人们离我们更近了，然而，每一位具体的人所经受的真实生活，我们实在难以体察。

这种对于“无数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真实而具体的关切，在作家袁凌的非虚构短篇集《生死课》中却篇篇皆是。袁凌在一次采访中介绍到，《生死课》里“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在书中，袁凌以几乎不带情绪的白描，将这些我们平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刻意回避的生命故事一一书写。甚至有读者评论道：“袁凌的好，在于全都是白描。”

我们从《生死课》中选取了其中三篇：有儿子走失后精神异常的母亲，每天靠幻想儿子过得很好来度日；有从狱中出来的单身女性，与朋友共同抚养捡到的弃婴；也有在永远长眠于煤矿中的男人，一生颠沛，也无善终……当我们跟随作者去靠近这一段段真切的人生，无数的远方与人们，才逐渐开始与我们产生关联。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儿子走失后，

她成了屋里唯一的人”

下雨天的院坝滑溜，透出青苔。我和红林走进黑暗的屋子，一个女人在烤火，炉子几乎已经熄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但我其实认识她很久了。没有成年时，我就知道她住在自生桥上头，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推磨、唱歌。有时会走到路上，老半天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

后来我去坎上红林家，每次要经过她家的屋。院坝空荡荡的，旁边的邻居似乎也搬走了。大门虚掩，有时堂屋里掠过一个人影，只有一次院坝里有个女人，在新装的龙头下接水，我跟她搭了一句话，但不敢确认是她。不管有没有见到，她常常在我想象中出现，唱着歌推动磨子，或者走到自生桥头高坎上去，朝远方眺望。

人说她望的是走失的儿子。自从十四岁那年离家，出门打工，他再没回来。儿子走后，老公也去世了。她成了屋里唯一的人。

我曾想过以她为题目，写一篇叫做《远方》的小说。但我从没有机会跟她搭话，听见她唱的歌。每次我进豹溪沟散步，一直走到自生桥下方，望见吊岩坎上方露出院子一角，就会想到她站在坎上眺望。儿子走失之后，有人说在镇坪见到过他一面，她的眺望因此是向着镇坪的方向。

没想到红林跟她熟，是院子里跟她说话最多的人。那一次在水龙头旁边我跟她搭了一句话，回头她告诉红林，儿子来看她了：“忙得很，说一句话又走了。”

今天红林下去，她问红林要不要洋火姜，她种的洋火姜都挖回来晾在楼上，红林爬上去看，发现这些天下连阴雨，石板屋顶漏，好多都坏了。上楼打开了电灯，“呲啦呲啦响”，赶忙下来了。

窗户很小，火屋里光线缺少，下雨天现出黑暗。土墙上蒙着一层防雨的编织布，几乎看不出条纹。她从火边抬起头来，神情平静，似乎对外人到来并不惊讶。

她的面容白皙，没有多少皱纹。六十多岁的人，头发在黯淡的光线里显出青幽幽的。衣服也干净，看得出年轻时的人材（指相貌身段）。提起丈夫去世的往事，语气和缓，让我不易把她和想象中那个女人关联起来。

“他本来是胃癌，做手术把肝子伤了，就又包起来，我们也没去找医院——”

丈夫比她大八岁，两家是老亲，很早的时候丈夫走亲戚，看上了十二岁的她，一直等到她成人了才结婚。那时她的生父是地主，被枪毙了，跟着继父度日，虽然丈夫是二婚，也没有多少选择。好在丈夫心疼人，在外头有啥子吃份儿，总是给她装回来。“人家装的纸烟，他拿一大把回来给你吃，他个人吃叶子烟。”提起这些，她脸上露出不显眼的微笑。

她还嫌丈夫不够“哈”，本来是民办教师，又兼了大队的会计，公社把他抠住，管四大四行，却没有谋到国家身份，“没志气的么”。

提到儿子，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了。她说，儿子是他爸爸送去郑州学烹调，毕业后分配到联合国了，十六个国家都在。各个国家都娶一个媳妇，生了一百个后人，还有了四十九个孙娃子，“我想到都笑人”。原因可能是丈夫下葬的时候自己请了阴阳，埋在覃家老屋场里，发人。

一会她又说，儿子是分到美国。“美国他胆子大，把总馆开到瓦屋场来了，我去年在瓦屋场看见他了的，还没丢。”瓦屋场是豹溪沟口的蔡家大院子，她的大女儿嫁到院子里，有时候会去玩，但不过夜，当天一定会赶回来。

儿子开个大摩托，故意把她拦到，她当时背一篓苞谷给大女儿送去，儿子向她笑，没说啥子，看她认不认得到，她认得到，儿子长得好，红光满面的，出门这么多年容颜变化不大，“还没皱”。她也没说啥子。因为知道儿子在管劳改队，是机密，不敢说么子。他是法院的厅长，美国把七个劳改队放了，他就没工作了，劳改队分散到这些地方到处跑，所以他又回来。

这是在电视上看到儿子讲的。曾经有两年，沟里拉起了小水电，一个月收五块钱电费，看了几天电视。后来小水电垮了，直到前年又通电，电视已经坏了，放在窗台上没修，也不想再看。“知道他没丢，就行了。”

电灯也坏了。我试着一拉，果然呲啦呲啦响，灯头冒火花，红林不禁躲闪起来。去堂屋关上了电闸，打开灯头一看，两股线搭在了一起。掰开了导线，再合上闸拉电灯，好了，屋里顿时明亮了一些，似乎也暖和了一点。

她要给我们烧水喝，但是炉子已经快熄了。半个月的连阴雨，水浸满了炉窖，煤已经烧不燃了，加的柴火，但炉子下半截不通，柴火也烧不旺。幸好土墙上大女婿来时包了一层防雨布，地面下也铺了一层塑料布再垫的土，不然屋子要返潮透了。

还好坡上的庄稼都收了回来。三亩多地退耕还林，普遍种上了洋火姜，另外还打一千多斤苞谷，自己吃不完的，都给沟口上大女儿用摩托车带下去。往年用背，眼下实在背不动了，肩膀痛。去年还养的有猪，碰上发猪瘟，两个猪胚子都死了，女儿不叫她喂了，买肉送回来给她吃。这次下连阴雨，厨房也垮了，煮猪食的灶塌了，往后就都喂不成了。

她也不想再喂猪，一个人呆着也不焦愁，跟自己说说话，其实她推磨的时候并不唱歌儿，眼下石磨也废弃了，是坐着没事的时候唱。从小爱，十样的歌儿都会唱，从解放前的老歌儿，到流行的也会几个。

让她唱一个，她说“那唱个么子好”，又说没得那么合适的了。想了半天，说让红林唱。

红林小时候经常托她抚养，另外还有一个小孩，都是家里没有大人照顾，正巧她没有子女在身边，都托付给她。那时候红林刚刚出生，伯伯在山西煤矿里塌坏了腰杆，长年躺在床上。当年红林的妈妈是跟伯伯谈恋爱的，伯伯出事后才嫁给了红林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尴尬，家里负担又大，生下红林几个月就走了。红林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在高山上种药材，两头不见太阳，红林就放在大伯床上，靠着大伯能动的上半身照看一下。再大一些，就丢给坎下的她照看。两人的亲近就这么来的。

“我喜欢娃儿。”她说。两个女儿小时候都是背在背上，一边做活路。

但是自己的孙儿，她一个也没引（照看）到。沟太深，前几年路面也没硬化，更不像现在都装了路灯，从瓦屋场上来一趟也困难。两个孙女上来玩过，晚上没通电灯，“要给她们点蜡烛，把打火机放在旁边”，晚上两人起夜，还要给她们找盆盆。

幺女儿两口子在县上买的房，幺女儿又在外面，带着孙儿。提起幺女儿，她的口气又变得活泛起来，说是中学毕业考师范，三个里头录两个没考起，后来调去县上的缫丝厂，“她双手能起丝，又考第一名”。后来女儿究竟“心野”，去了江苏那边的印刷厂，印花厂，花了两三千学艺，“她没办那个厂，也是国家分配，当总管，是七个油田的大老板，四十万一年”。又说到女儿过年回来，爱打麻将，“一揣几千，都输了”。她自己从来不打牌，但也不去管儿女的事。

听红林说，实际幺女儿是在陕北油田打井的包工头，红林的爸爸前些年一直跟着她在干，这是两家的另一层关系。眼下油井封了，还在那边做别的生意。

除了走失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她说自己小产过娃子，另外是国家要求她结扎，强行在医院剖腹引产，“手杆脚杆都拴到的”，婴儿从肚子里取出来，她说是由一个医生的老婆抱走，国家抚养，分到十国去了，她只记得当时婴儿被抱走的样子，“那么佝着，伸着，盖到的”。

走失的儿子没有留下什么，只剩一套西装，是二姐出嫁时婆家给他做的。

她起身进卧房，给我们找儿子的衣服。卧房里整齐地挂了不少衣服，都是两个女儿买的。儿子的西装储在一只土漆的老式大木箱里，箱子是她的陪嫁。西装是灰色的，叠得整整齐齐，她拿起来提在手上，尺码很大，不像一个十四岁少年能够撑起来的，她说儿子个子大，和他爸爸的瘦高不一样，穿这个衣服不嫌长。“他就剩这么个东西，在屋里穿了一下子，就给他叠到这儿的。”

事后听红林的伯父说，她的儿子最后一次出门是十七岁。这套衣服，大约是预备他成人后穿起来的。

她不肯离开这个屋子，近来国家扶贫搬迁起的集镇房也不去，过年都是女儿们回来。我问她是不是在这里等儿子，怕儿子回来了家里没人。她说不是的，就是呆在这里自在。窗台上放着半瓶药酒，红林说她买两块钱一小瓶的锤锤酒来泡药酒喝，前一次还拿给了红林奶奶，红林过后吵了她，说奶奶有中风的毛病，把奶奶喝醉了，倒在地里起不来怎么好。桌上还有半包便宜香烟，一天抽掉大半包。

在这间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即使一只猫、一窝家鼠的动静也听不见。不会有什么来妨碍她唱歌，跟黑暗中的儿子对话，旁人看来是自言自语。歌声停息的时候，抽一支烟，喝掉两口酒，在烟丝和醉意里，看到了远方的儿子，穿着那套灰色的西服走来。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这间屋子，这是她不能说出口的愿望。

原文名《火屋里的远方》

“和两位养母呆在一起，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在楼道里见到阎爱芝第一眼，对她的年龄有些混淆。

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绒衣，扎着两条辫子。如果不是头发花白，和一个少女似的难以分辨。即使有了头发的渲染，也难以把她和近七十岁的年纪合一，除了装束体态，还有她的眼神，奇怪的闪动和呆滞交替。

大约这就是一辈子单身的后果，有些东西衰老了，却还没有来得及成熟。不接受年龄的规定，执意逗留在少女时代。

在这个西安城南名为“自由自宅”的小区里见到她，也让我有些困惑。起先一直疑心阎爱芝是住在哪个楼梯间里，带着倾斜的屋顶。大约由于同行的朋友曾告诉我她捡破烂去卖，以及几十年上访者的身份。现在知道她租住侄子的房间，一个月交四百块钱。

这是一间流行的带卫生间的单身公寓，摆着两张床，一个女人站在床前，和阎爱芝同样有些辨不清年纪。还有一个少女坐在电脑前边。三个人的衣服和辫子都相似。屋子里的凳子不够，我和阎爱芝对面坐在床上。少女也有些不情愿地被轰开，坐到了另一张床上。

这么对面坐着，才看到了阎爱芝前额上的沟壑，那种混淆感却没有消失，大约依旧来自眼神的游离。我想到了她患过的精神病。说起往事，阎爱芝回身拿出几份复印的报纸和材料。

这些报纸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用着“沉冤昭雪”的标题。这几个在“文革”之后一度闪闪发光的字，并未将多少余晖投射到眼下的阎爱芝身上。透过另一篇《阎爱芝告状13载》报道上的插画，能依稀看出二十多岁的阎爱芝的模样。这个绥德的姑娘，却让人想到“米脂婆姨”的谚语。跟她提起“绥德的汉子”，她赧然一笑，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么。

在绥德县沟壑密布的乡村，“我是村里可有名的人，父母也有名”。父亲是跟着刘志丹的老红军，阎爱芝本人和新中国同龄，是共青团员，选拔到韭菜园供销社当出纳。但她的漂亮带来了灾殃。对面办公的供销社会计对她流里流气挑逗，“我扇了他一耳光”。

以后又冒出一个商业局长，把她的裤带都扯断了，阎爱芝执意不从。事过不久阎爱芝莫名背上一桩贪污案，大会小会批斗，最后开除团籍。十七岁的她不服气，成了中国早期的上访者，曾经孤身从西安沿铁路走到北京。结果是归来进了绥德看守所，又被劳教三年。

在看守所里，她被打断了门牙，还尝到了“苏秦背剑”式上铐的苦头。因为偷藏一份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批示，还被脱光搜身，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当初遭到的骚扰，流传为她作风有问题的风言风语。转到劳教所时检查身体，证明她还是处女，“干部就明白我是冤枉的，照顾我，同伴也对我好”。

从劳教所出来，她养成了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到医院去检查处女膜，证明自己没有作风问题。终究得到平反的时候，她手头存了十几份妇科检查证明。

平反之后，二十八岁的她仍旧把这份清白记录延续下去，“不找对象，不结婚，才不找”。当时经过报道，她名气很大，收到一大堆捐献和求爱信，其中有一个是大学生，又是警察。“他说，听了我在看守所受的折磨，他赌咒再也不打犯人了。”大学生来找阎爱芝，向她磕头求爱，“又说自己家里有电风扇、大立柜”。这却让冷若冰霜的阎爱芝鄙视。

阎爱芝最终没有答应任何一个人，“以后见到男人就怕”。这些求爱信却被她保留下来。她朝着房间里12英寸的电视比划，“有这么大一箱子”。在西安南门外租房子的过程中，她一直带着这些信辗转。直到五年前搬到“自由自宅”，实在没有地方放，同住的伙伴冯华劝她，才把一箱子信丢掉了。

虽然平了反，阎爱芝却因为患有精神病，没有安排工作。倒闭的供销社还弄丢了她的户口，让她连身份证都办不了，享受不了社保。她靠打各种短工和捡破烂维持生活，一边上访，中间遇见了绥德同乡冯华和她收养的女孩。

冯华十五岁成过婚，第二年男人害头疼病死了，流落到西安打工，在干休所侍候瘫子。有天起早去干休所，她在南稍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被人遗弃的襁褓，里面有一个女婴，“只有一张纸条，标明出生年月”。

女婴健健康康的，冯华抱起了她，一直养到七岁。孩子要上学却没户口，冯华自己养活不了她，找到了早就认识的阎爱芝，三个人在南门外租了房一起住。

阎爱芝找记者报道之后，有华侨愿意收养女婴。虽然没弄成，但福利院给女孩子上了户口，跟随阎爱芝姓。有了户口，女孩子能够免费上学，一直读到了中专三年级，又在参加大专的自学考试。

谈话中间女孩子没有位置，一直趴在床上。她身材高挑，回答问话语气有些急促，解释着自己不是职高而是中专。冯华当时的记忆中，襁褓中的女孩子睁大眼睛看着她，眼神灵动。

有两次冯华出去给人烧饭，阎爱芝扑向窗户要跳楼，说不想活了，女孩子抱住她的双腿。阎爱芝又扑向女娃子，双手掐住女孩肩头，咒骂“你怎么还不死啊，气死我了”。冯华在家也被她叱骂，“你们怎么都不死”，骂完了又嚎哭。

阎爱芝有一个胸牌，出门的时候就挂在脖子上。牌子上写着：“本人有眩晕综合征，头晕不能动，眼睛睁不开，还有严重抑郁症，犯病大哭，心里全都明白，不会说话，全身没经（劲），不知道回家。烦劳打电话急救。”后面写着女孩子和冯华的手机号，以及地址。她上一次发病是从省信访局回来，过马路时突然晕倒，被扶起后想不起住址，还是别人打冯华的电话把她接回家。

另外一个毛病是脖子疼，头低不下来。凑近看，阎爱芝的脖子上有两道伤疤，一道说是当年上访，被人拿铁棍从窗格里伸进来捅的。另一处是做颈部脊椎手术留下的。脖子疼的一个后果是，阎爱芝不能再剪窗花卖，丢掉了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只好去捡垃圾。

“自由自宅”是高档小区，垃圾桶里常有生虫倒掉的米和挂面，留着自己吃。其他的破烂卖掉做生活费。前一段被一号楼的保安阻挡，只好去另一幢楼上捡。

以前剪的窗花都卖了，阎爱芝保留了一个相册。拿出来摊在床上看，有老鼠嫁女，老鼠的头部现出纤细的绒毛触须。花猪的肚子里还有小猪，是要下儿的母猪。还有狐狸抓鸡，老鼠吃麦穗穗，都是自创的花样，阎爱芝说是“算想算剪”。这些拍摄下来的图样只是顶小的，感觉却比我在书院门书画市场见到的生动细巧，叫人想到剪纸人当年的人材。

这间小屋子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众多相册，保留着三个人生活中的闪光时刻。

一张标注为兴庆宫秧歌队的留影，三人一律穿着深红的绸袄裤，梳着长辫子，举着折扇，在公园绿地上做出弯腰回眸的造型，最初一眼有些难辨女孩子和两个养母。三个人参加过好几支秧歌队。

另外一张照片，是阎爱芝和女孩子在“西安电视台碎戏之星颁奖PK擂台赛”上的领奖照，两人演的碎戏是《吕布戏貂蝉》，还在上小学的女孩身量已经不低，一身素色戎装演吕布，阎爱芝则是满头珠翠的貂蝉，红绸袄裙显出腰身，看来对于红有特别的钟爱。她两次提到“脖子开刀打激素，我重了三十斤”，看来对这事特别在意。在一张别的照片上，阎爱芝额头上扎着白羊肚肚毛巾，挂着胡子，和扮演农夫的冯华演《骚情》。

在公园里和大街上，阎爱芝遇到老头就躲着走，觉得脏，“老头都是流氓，一个一个都是流氓”。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盯着她看。找老伴的念头，从来没起。

但看到老家来的幼年玩伴，一个个当了曾祖母，阎爱芝就心里难受，觉得这一辈子活得没意思，发病大哭，想死。“不由我。”

她不能贸然轻生。为了看病和上访，她借下的月息三分的债务，累起来上了百万元，两个外甥的果园和窑洞都抵押进去，只等她上访得到赔偿还账。年底，阎爱芝抽了签，是大吉，但“官事”一栏“公厅自有真明镜，急速难分黑白时”的签词，却让她有些忧心。

过年之后，我给女孩子打了个电话，她正在同学家里玩，说阎爱芝当天晚上不方便接电话，因为头晕。她最近常常头昏。春节期间，三人没有做年夜饭，“就是和平时一样，什么也没有添”。女孩子不觉得这有什么，“往年也这样”。

和两位养母呆在一起，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也没有想过去寻找生身父母。毕竟，襁褓中的她被弃在古城脚下，是被眼下朝夕相处的一双手捡起来。

（原文名《古城脚下三人行》）

“母亲没法忍受…

逃回了家乡”

一架老式胶片机在店里拍的照片，上面有四个人，前排是坐在藤椅里的岳父和蹲着的小明，后排是站着的勇儿和我，背景是大河。勇儿满面笑容，右手搭在我的肩上，似乎是在说明，他是拍下这张照片的提议者。

照片上的大河变成了水库，左半边的两个人已经不在了，表情严肃的岳父和满面笑容的勇儿。

那次是勇儿带着媳妇，从上门的河北良乡回来。上八仙的车上，他靠在里窗，打量贴着车外暗青色掠过的页岩，对身旁的媳妇说：“你看这些，多细致——”

渡船口的店门前，他让媳妇靠在自己肩头，望着大河，太阳下山，一条金色的带子，从脚下直铺到天边。他轻轻叹息：“你看这是上天的路……”

媳妇沉默地顺着他，不知听懂什么没有。大家说，她有些笨笨的，否则家里不会招勇儿上门。

不知道勇儿被冒顶塌住的灵魂，能否走上去天上的路。要穿过地下两百米的黑暗煤层，似乎有些难，就像他和母亲从河南回来的路。

勇儿两岁的时候，当过村妇联主任的妈嫌男人是酒罐罐，带着他跑下了河南。听人贩子煽，说在那边家儿富足，男人不喝酒，还能当代课老师。结果被卖给一家三兄弟，轮流过夜。母亲没法忍受，几年后跑了出来，躲在一座山里，又找机会把勇儿偷出来，逃回了家乡。一路说好话搭便车，走到岚皋县的时候，娘两个身上只剩一个要来的饼子。前夫已经另娶，只好改嫁到张家。

勇儿姓了张，并不像真的张家人。张家本身有一儿一女，继父不大亲勇儿。勇儿妈自从回乡，也变得很闷，不大管勇儿。他经常的玩伴，是公路旁赵家店里的两个姑娘，他喊姐姐，也就是以后我的妻子小絮和姨妹。岳母一个人开店那些年，常年靠他打伴，在大河的水响中睡着，听见公路上有个响动，就握住枕头边的一根攒火棍，跟他的身长差不多。十五岁那年他出了门，常常给两个姐姐写信。我看到过他从北京郊县寄来的信件，总是很正式地这样开头：

大（二）姐：

近来还好吧？我这里一切都好，很想念你们……

她们不太回信，对于他一成不变的问候，找不到什么话来回答。他却似乎是按照义务，定期把自己在外的行止告诉她们。以后才知道，实际上在来信一成不变的抬头后面，勇儿在外面的经历并不平常。

他在北京一家饭店里当帮厨。小絮有一个亲二叔，早年参加了地质队，在河北良乡工作。勇儿常去看他，认了亲，嘴巴甜，二叔给他介绍了这个女友。勇儿结了婚，就在那家饭店办的婚礼。保留下来的几张照片上，勇儿穿着西装，餐厅顶上结着彩灯，由于玻璃的闪光，勇儿的脸大多是黑的。

过了一段，勇儿却被饭店辞退了。勇儿去二叔家时常带些小菜，说是饭店剩下的。后来才知道勇儿有顺手拿的毛病。女友喜欢吃包子，他也顺手拿了一些。勇儿从没在岳母和二叔家里拿过东西，早年倒是曾从张家偷蒸馍给岳母当早饭。

勇儿换到了一个清真寺当保安和管电，他会一点电路修理。那段时间他曾经骑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带着媳妇去二叔家。过了一段派出所的人却上门来了，让二叔做笔录，原来那辆车是勇儿偷来的。据说他参与了一个偷车团伙，都是家乡人，那些人跑了，却把他抓住了。

勇儿坐了半年牢。出来之后，他又给小絮姊妹写信，抬头仍然是说一切都好。又说打算让张家的妹妹过去，一起在北京的超市里做蒸面，说那个生意好。

正是在这期间，他带媳妇回来了一趟，留下了那张四个人的照片。

他带了张家的妹妹去北京，蒸面生意却没有维持多久。据说他不会管账，本钱都落到了妹妹妹夫手里。生意倒闭以后，妹夫要去山西打工，勇儿也一路去了。那时候他的媳妇已经生了。

勇儿以前没有去过山西。别人说他身体单弱，不适合下矿。去山西以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出事了。那次事故里就死了他一个人，旁人连皮都没擦到。

岳父和二叔去山西处理了勇儿的后事。勇儿媳妇说娃子嫌人，分了八万块赔款给勇儿的妹妹妹夫，委托他们养大娃子。估计她是想再嫁，怕娃子拖累。勇儿的骨灰带回家乡，由张家负责安葬，丧葬费也在赔款里出。在张家柴山上找了块地方，做了一副泡桐树木料，安葬了勇儿。年纪轻，虽然有了后人，也没打丧鼓。安葬的时候岳母流了眼泪，私下说不该用发胀的泡桐树给勇儿做料，用的勇儿的赔款，至少也该用椿树料。但她也只能送上一份五十块的情。勇儿的妈和勇儿媳妇都是闷闷的，没见她们流泪。

勇儿过世半年多，有一次翻相册，看到四人的那张合照，小絮眼睛就湿了。过了一阵她说，其实我收到过他一封信，就在他去世以前半个月。

这封信和从前的都不一样，信里勇儿讲了他在矿上不太习惯，还总是做一个梦。

“他说梦见自己站在一条长桥上，好像是在一个火山口上，两边都是燃的火，望不到底。他只有从长桥上往前走，长桥只有一尺宽，他不敢迈脚，一迈就会掉下去。总是在掉下去的那一下，就吓醒了，一身冷汗。”

小絮收到信，以为跟往常的一样，就没有当时拆开看。等到勇儿安葬了，她想到了这封信，拆开了才知道里面的内容。她当时出了冷汗，几晚上一直发梦魇。不敢留着信，只好烧掉了。

那张四人的合影，当时放回了相册，现在也不知落在何处。

（原文名《勇儿的梦》）

本文节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