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转向“大总统制”：埃尔多安面临三方面内外隐忧

土耳其宪法修正案公投在“有惊无险”中结束。“有惊”的是，尽管已经有将近半年的造势，但是土耳其国内公投结果显示，支持“修宪”的民众比例，并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高，根据初步统计，大概有51.3%的投票赞成“修宪”；但“无险”的是，公投结果仍然说明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能够在投票中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显示出在当前土耳其政坛中的巨大影响力。

此次修宪，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土耳其总统权限将由过去虚职的“小总统”转变为拥有实权的“大总统”。修宪公投涉及18项宪法修正条款，包括将国家政体从议会制修改为总统制，总统之下设置两名副总统，废除总理职位，总统可以直接组建内阁，任命各部部长，还可以直接颁布行政法令。此外，根据修宪提案，议会对总统的监督和制衡权力被削弱。总之，修宪案在公投中获得通过，标志着土耳其总统由之前的名誉性国家元首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总统”。

作为总统的埃尔多安，其本人对于“大总统”一直有所追求。从2014年卸任总理职务，并随后担任总统职务前后，埃尔多安就已经开始布局将土耳其由过去的“议会制”变为“总统制”国家。埃尔多安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有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将摒弃羸弱的政府，结束总统和总理二元领导制度，强化国家的政治制度，防止像2016年7月那样的未遂政变发生，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权以及实现土耳其的繁荣。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看来，一个更加集权和有效的政府，将会给土耳其国内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对于“正义与发展党”来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以及“大总统”制度的实行，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确保该政党在土耳其国内的主流地位。在新宪法修正案之下，“正义与发展党”将可以在总统权力的“庇护”下安稳的盘踞议会，持续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圈施加关键影响力；此外，此次公投也是由“正义与发展党”所发起，而公投的通过，也意味着“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国内公共社会宣告“胜利”，更会极大的挫败其他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力与自信心。

除了“正义与发展党”之外，土耳其国内其他三大主要反对党对于公投的态度不一。右翼的“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巴赫切利，在2015年6月选举前，曾经发声表示反对可能出现的土耳其宪法修正案。当时的巴赫切利认为，修正案将会使其他的议会党派逐渐“边缘化”，因此曾经极力反对。但是随着土耳其国内局势发生变化，特别是在2016年后，“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政治立场“转右”，巴赫切利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当埃尔多安频繁地与巴赫切利会面，有消息传出埃尔多安许诺，如果修宪成功，将会给巴赫切利“副总统”职务，巴赫切利的态度逐渐软化，最终成为了“修宪”的重要支持者。

与巴赫切利和“民族行动党”态度相反，传统的老世俗政党“共和人民党”和倡导库尔德人利益的左翼政党“人民民主党”，都坚决的反对宪法修正案，认为一个“大总统”制度下的土耳其，将容易发生独裁统治并导致严重的腐败，将国家的命运交于一个人手上是非常危险的。

一边倒的宣传造势

在此次公投之前，“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在宣传层面做足了功课。从前期宣传工作来看，土耳其几乎已经提前宣告了公投“胜利”。在土耳其国内，到处都贴满了呼吁人们投出“赞成票”的标语，到处都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旗帜和埃尔多安的画像，在公共舆论上，几乎所有权威媒体，比如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下属的诸多媒体，每天24小时连轴播出广告，呼吁民众上街投出“赞成票”。在土耳其国内主要的清真寺，几乎所有的伊玛目（伊斯兰教士）也都通过清真寺的大喇叭呼吁民众上街，投出“赞成票”。可以说，从公开场合的宣传“覆盖率”来说，“赞成票”几乎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一方面，修宪的成功，得益于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近些年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从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当选总理以来，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提升迅速，很多“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往往会感激埃尔多安，认为这是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将过去那个从来必须对着欧洲和西方国家“低三下四”的小国，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一个地区强国。埃尔多安在很多领域，比如在教育、慈善、医疗、养老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口碑。因此，“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确实有着很大的群众基础，这点是需要肯定的。

另一方面，掌握大权，尤其是2016年7月以来“紧急状态”下权力大增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能够动用巨大的公共和政治资源，来帮助自己在修宪公投中“造势”。2016年7月土耳其爆发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的权力更加稳定，原先可以挑战土耳其政府权威的军队、司法系统和遍及宗教、慈善和警察系统的“葛兰运动”，都在2016年7月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命令下，纷纷遭受重创；而面对库尔德民众，“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则再次拿出“恐怖分子”这样的标签，来震慑库尔德民众中间的反对派政治力量。有统计显示，2016年7月至今，土耳其国内已经有将近100多个非政府组织被迫关停，而被关停的媒体则更是不计其数。在“萝卜加大棒”政策之下，土耳其的宪法修正案公投也最终得以通过。

大总统时代的内外隐忧

在新的政治架构下，“大总统”制度无疑将会增强埃尔多安个人的权势，也将加剧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分裂与极化现象。作为当前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无疑是最大赢家，从2019年新宪法修正案实施开始，在新宪法制度下连任两个任期共十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埃尔多安将担任土耳其国家权力最高领导人直至2029年。在“大总统”制度下，政治权力与资源进一步向执政党与埃尔多安手中集中，而且总统来自于并控制议会多数党派的现实，也使多党竞争、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面临重大危机，反对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甚至大国民议会也可能成为“橡皮图章”。

在“大总统”制度下，土耳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拉大。正如此次投票结果所显示的那样，“赞成票”与“反对派”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在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大多来自于右翼民族主义者、伊斯兰宗教团体和乡村民众，而在发达城市、高收入和高学历人群、世俗主义者、亲西方群体和库尔德人中，大多反对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彼此对立的两个群体，形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话语体系，敌视情绪明显。在公投之后，随着埃尔多安总统权力的不断巩固，两个群体之间的裂痕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考虑到土耳其政治传统中，制衡行政权力的军队、司法、警察和宗教力量，在过去十多年中，先后被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击败，并在“紧急状态”的名义下，被扣上了“政变分子”“葛兰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帽子，对于埃尔多安不满的政治和社会群体，可能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来反抗现有国家体系。

此外，“大总统”制度下土耳其和周边国家关系可能会面临严峻考验。过去数年中土耳其已经深陷叙利亚内战旋涡。尽管在2016年土耳其总理、曾经长期担任埃尔多安重要助手的达武特奥卢辞职，新总理耶尔德勒姆上任，而且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重新走近，但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涉入程度并未减轻。无论在叙利亚还是伊拉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都可以被视作国内政治倾向的延续：一方面在“泛伊斯兰”“泛土库曼”思想的影响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另一方面，则在国内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下，担心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工人党”分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力量壮大，更担心近期跃跃欲试的、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因此，“大总统”时代的埃尔多安，如果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成功的调和国内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政治力量，很可能会进一步陷入周边邻国的内战旋涡之中；而如果埃尔多安无法解决与国内库尔德群体在2015年6月大选前后出现的裂痕，尤其是如果无法弥合与“人民民主党”的裂隙，进而推动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谈，那么土耳其势必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群体产生更大的矛盾，进而可能激化与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最终造成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地区的治理危机。

最后，“大总统”时代，埃尔多安还要小心处理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尽管土耳其在近些年与欧盟关系风波不断，尤其是随着公投的临近，“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欧盟之间“隔空对骂”，但是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产品出口、油气出口仍然需要来自欧洲的市场；此外，解决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仍然需要得到来自于欧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而在安全防务方面，作为北约国家，土耳其更需要来自于欧洲国家的支持。但是，受到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影响，强势的埃尔多安还希望“清算”葛兰分子和政变军人，尤其是是希望恢复死刑判决，这将是未来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一个重要争议点；而一个强势的总统时代，或许代表着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更趋强硬，进而威胁到与希腊和欧盟国家的关系；在库尔德问题上，如果埃尔多安仍然坚持在“反恐”的名义下一味打压，势必进一步恶化与欧盟的关系；随着欧洲恐袭不断，一个带有伊斯兰倾向的土耳其总统制国家，将很可能更多的介入到欧洲社会内部风波之中。因此一个“向东看”的土耳其，尽管已经不再追求成为“欧洲一员”，但是土耳其与欧盟之前的关系，很可能会在“大总统”时代，面临诸多挑战。

为了能够促使宪法修正案通过，进而使得自己实现“大总统”的梦想，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可以说穷尽了各种手段。宪法修正案投票结果，显示出土耳其国内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分裂。而未来在“大总统”制度下的土耳其，更将面临诸多的内外部挑战，这必将考验着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