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发展国内油棕种植？

2019年，曾宪海在云南与全国油棕试种协作单位成员开展油棕果穗分析。图片来源：曾宪海提供

油棕是一种原产西非的热带乔木，棕榈油是用其果肉榨出的油。这种红色的油脂在史前时期可能就已经在当地人饮食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考古学家曾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墓葬中发现过大量棕榈油遗迹，说明那时就已经有长距离的棕榈油贸易。殖民活动和工业革命让棕榈油被西方社会广泛采用，成为制造肥皂、人造黄油、蜡烛、机器润滑剂的重要原料，油棕也随之被引种到同属热带的中非、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以及南美大陆，成为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如今世界棕榈油主产国是印尼和马来西亚，产量占全球约80%。而中国的棕榈油完全依赖进口，近几年每年进口大约700万吨，价值超过40亿美元，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曾一度消费过国内种植和加工的棕榈油；中国政府出于增加本土食用油供应和生产生物燃料的考虑，也曾一度试图重启国内油棕种植；而如今在海南，有一群科学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选育出了多种适合中国国内种植的油棕品种，希望重新推广国内油棕商业性种植。

在中国油脂对外依存度超过80%，2021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的背景下，中国是否会重新开始在国内发展油棕种植业，势必引发更多关注。

数度起伏

中国本没有油棕，记载中最早的引种出现在1926年，一批华侨将其从东南亚引种到位于热带北缘的海南等地。

一般认为海南经历了两轮大规模油棕种植。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全国食用油严重短缺，国家拨款一亿元引种油棕，在海南、云南等地推广棕榈油生产性种植，这相当于当时一些小城市全年的GDP。到了1965年，全国种植了65万亩，其中62万亩在海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油棕产业发展课题组组长曾宪海告诉中外对话，当时中国对油棕缺乏认识，引进的是未经选育的低产厚壳种。此外，未能掌握栽培和管理技术、缺乏专业人才等种种原因，产量难以提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平均每亩产油仅二三十公斤，如今东南亚主产国平均每亩能达到约270公斤。

但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由于油棕的产值比不上当时的橡胶、胡椒和芒果等热带作物，第一轮推广的成果逐渐被农民淘汰。

第二轮大规模种植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新加坡公司与海南澄迈的华侨农场合作种植4万亩薄壳种油棕，但最终因为管理不善，种植面积不足以实现规模效益最终未正式投产。此外，三亚南滨农场此时也从马来西亚、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引进薄壳种用于生产性种植与更新，但最终因为效益低，也于1991年全面停止了油棕商业化生产，油棕的科研活动也几乎停止。曾宪海把此后的8年称作中国油棕研究的“空白期”。这些多年来被作为油料作物引种的油棕，逐渐被作为绿化和景观植物在南方栽种。但有趣的是，它们或被人为栽种，或为自然播散的子子孙孙，后来又成为曾宪海等研究者研究油棕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和生态适应性的基础。他们发现，最北到北纬25度的云南大理仍然有油棕分布，且能正常开花结果。

1998年，国家相关部委从保障中国食用油供应出发，要求热科院重启油棕引种试验。曾宪海的老师、橡胶专家林位夫等人接下了这个任务。历经20多年，在两代研究者的努力下，2021年，这个如今由曾宪海领衔的团队选育出了首个适合中国本土种植，且年亩产油量超过200公斤的油棕品种“热油6号”，并初选出了多种具有抗寒、高产、高油酸、无籽、矮生、长果柄等特异品种。此外，在2017年，该团队还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批油棕组织培养苗的大田种植试验。相比杂交育种，通过组织培养技术能大幅缩短种植材料培育时间，苗木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有利于快速推广。

一棵结果的“热油6号”油棕。图片来源：曾宪海提供

曾宪海在《海南日报》关于“热油6号”的报道中表示，优良品种的自主选育有助于改变中国油棕产业“受制于人”的局面。

林位夫表示，理论上中国种植橡胶的区域都可以种油棕。橡胶作为战略作物不太可能被取代。虽然中国南方缺少集中连片的平地，但还有大量低产林地、撂荒地、桉树林地等边缘土地可以利用起来。据他估算，中国适合种植油棕的土地面积可以达到2000万亩，作为比较，中国当前橡胶种植面积约为1800万亩。若不论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假设这些土地都种上年产油量200公斤/亩的“热油6号”，那么其全年总产油量将达到400万吨。这接近中国当前棕榈油进口量的三分之二。

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具备大规模本土种植油棕的基础？

无果的规划

大约10年前，中国针对在国内重启油棕种植多有讨论和谋划。

2009年，民盟海南省委员会的一份提案建议在海南大力发展油棕产业，将其称为“解决我国食用油紧缺和能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省政府办公厅的回复却表示，一来，海南过去大规模种植的失败让“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种植油棕也心存疑虑”，所以再提推广种植油棕难度会比较大；二来，海南大多数土地已经开发利用，能用于油棕种植的已经很少了。但是它表示，海南省正根据农业部的部署在省内多地开展试种工作。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我国热带作物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大油棕新品种引种选育力度，继续开展多点试种，创造条件适时推进产业开发。2011年农业部的《全国热作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15年，完成油棕多点试种，提出发展中国油棕产业的可行性建议。同年，为期十年的全国油棕区域适应性试种（2011-2020年）启动，截至2020年底在海南、云南、广东建立了9个试种基地。热科院橡胶所是该项目的技术指导单位。

2015年，海南曾试图超越试种，而开始发展油棕的生产性种植。省政府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两个油棕重点市县，但该目标未能落实。

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挖掘林业潜力，发展木本粮油和生物质能源，维护粮油安全和能源安全。”木本粮油作物由于能在山坡地等边际土地上生长，因而被认为能够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具有独特战略价值。而生物质燃料被认为可以保护环境，并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

这令油棕作为木本能源作物的属性得到政策关注。2012年，油棕被写入了国家能源局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在盐碱地、荒草地、荒坡地等边际土地上建设包括油棕在内的非粮能源原料生产基地，到2015年达到200万公顷。2013年国家林草局发布的《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1—2020年）》设定了到2020年新造3万公顷油棕能源林的目标，重点区域为北部湾沿岸和滇南山区。

2013年，由棕榈油和再生食用油制成的航空生物燃料成功地为东方航空公司提供了试飞燃料。2010年后的一段时间，全国曾有扩大油棕榈种植用于生物燃料的计划，但进展甚微。图片来源：Alamy

但是这些规划也没有落实。事实上，2016年发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就没有再出现油棕，对“能源作物”的提及仅限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木薯等淀粉作物。

如今，中国生物柴油产业的主要原材料为包括“地沟油”在内的各种废弃油脂，并且废弃油脂回收、再利用和交易体系正快速发展，部分废弃油脂被直接作为原料出口，只有少数企业使用进口棕榈酸化油生产生物柴油。而无论使用哪一种原料，绝大部分国产生物柴油都用于出口，而生物柴油的国内推广还处在试点阶段。

换句话说，为了制造生物柴油而扩大国内油棕种植尚未发生，目前也不具有优先性。一位资深棕榈油行业人士估计，这应该缘于国内种植油棕成本过高，以及利用废弃物的考虑。

高昂成本

马来西亚的棕榈油行业观察者、“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观察”网（CSPO Watch）创办人许向安（Robert Hii）也强调成本因素。他说，虽然热科院开发出适合中国本土种植的油棕品种的消息已有英文报道，但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棕榈油主产国的业界却似乎都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因为它并没有回答中国将如何解决棕榈油产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

“你必须理解外国作者总喜欢强调的所谓棕榈油是‘低成本’的植物油，其实是一种误解。棕榈油或许比大豆和油菜有着更高的土地单产，但是它却也有着很高的劳动力投入，这一成本从来没有反映在全球棕榈油的定价中，”许向安说。他解释道，大豆和油菜可以使用大型机械种植、维护和收割，但是油棕树却必须全靠手工进行，重达20多公斤的果串必须一条一条地采收和搬运，他访谈过的很多东南亚种植园工人都因为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而存在驼背问题。在植物油中，只有橄榄油的情况与之类似，但是橄榄油的劳动力成本被充分反映在了价格中。

东南亚油棕产业存在严重的廉价用工问题。在蚯蚓基金会（Earthworm Foundation）2020年的一份印尼棕榈油产业公平工资政策建议中，一个典型的印尼油棕种植园采摘工人的日薪仅12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54元），前提是完成1.2吨的日采摘量，工人们经常无法完成这个工作量。马来西亚棕榈油产业则严重依赖主要印尼移民劳工，其工资在法定最低工资线上下徘徊。该国2019年最低工资为每月1100令吉（约合人民币1675元），2020年提升至1200令吉。由于中国尚无油棕产业，橡胶业的职工收入水平或许可资比较。曾宪海告诉中外对话，海南和云南国营橡胶农场胶工一般月收入为人民币3000到4000元，民营农场胶工月收入则在4000到5000元。

林位夫和曾宪海也承认，在中国推广油棕大规模生产性种植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配套大型压榨设备，就需要数万亩大规模连片种植来获取较好的效益。但国内土地多为分散经营，且土地流转成本高，让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有困难。

印度尼西亚南巴布亚的一家棕榈油厂。油棕榈生产若想盈利需要有庞大的种植园区，并配备榨油机、磨坊和炼油厂等基础设施。图片来源：© Ulet Ifansasti / Greenpeace

林位夫说，虽然“热油6号”已经选育出来，但是目前还很难评估其市场前景，因为得先将榨油规模化才能评估成本，但国内没有棕榈油的榨油业，所以暂时只能用实验室方法替代，但这和工厂环境下的榨油仍然不是一回事。

他坦诚，目前生产性种植的推广面临一种两难——如果先推广种植，那么两三年就会结果，却还没有榨油厂收购果实；而如果先建榨油厂，却又面临原料何来的问题。已有多家国内企业来与团队谈榨油合作，但是一听到投资资金量，以及所需的种植配套，都没了下文。他认为只有先开展小规模生产性试种，并建立起榨油等加工配套之后，才能做进一步推广。

而关于成本太高的问题，曾宪海认为正面竞争优势不够突出，走与主产国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是突破口。曾宪海认为不能正面竞争，而应当走与主产国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这就得靠特异品种。同样以“热油40”为例，它的油饱和脂肪酸含量仅30%，低于一般棕榈油的50%，有望降低摄入带来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该品种还被刻意育成一个矮化种，茎干高度仅为常规品种的50%，这让采摘果串变得容易许多。因为缺乏加工配套，简化榨油技术是团队育种的一个方向。“热油40”没有果仁，因此能省去榨油过程中去除果仁和果壳的步骤，让小农可以用简易的榨花生油的设备就可以榨出毛棕榈油。

2018年，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在海南举行现场鉴评会。图片来源：曾宪海提供

曾宪海认为，在国内推广大规模种植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可以先从小规模的生产性试种开始，为后续商业化生产积累经验、储备技术和人才。他还认为，市场不应是发展国内油棕种植唯一驱动力，“应从食用油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内种植的价值，在国内食用油自给率不足30%的局面下，热带油料可以做一些贡献，”他说。他认为，在国内发展生产性种植，需要国家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引导，以及社会资本的参与。

林位夫则希望能够对研究提供更多支持。但目前针对研究的支持仅限于农业农村部“油棕试种协作网”向种质资源获取、育种、试种提供的支持，而没有针对产业化的。

“走出去”

国内发展油棕商业化种植前景尚不明朗，但曾宪海等研究者把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油棕产业视为油棕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

曾宪海所在的热科院橡胶所已经在向在非洲刚果（金）、刚果（布）和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开展油棕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中国自己选育的品种的组织培养苗或杂交组合。其中刚果（金）已经在制种一万亩，刚果（布）刚开始小规模试种。而瓦努阿图则是中国首个对外援建油棕项目的接收国。事实上，早在2005年，热科院橡胶所就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始派专家向气候适宜但是没有油棕产业的瓦努阿图提供油棕种子和种植技术。引种在2014年取得成功。据报道，橡胶所在2019年开始与一家中资企业在当地推广商业化种植，计划以“公司+农户”模式种植1万公顷。

“国外很多技术很成熟，尤其是在高产栽培方面，我们在抗逆栽培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把这块做好了，往外推广才有特色，”林位夫说。

热科院的另一个单位——椰子所——自2010年以来也在研究油棕。据报道，去年8月，该所与少数海外经营种植园的中国企业中最大的一家——天津聚龙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将在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油棕产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等方面与聚龙在印尼的项目开展合作。

但不能忽视的是，长期以来，油棕种植的扩张砍伐热带森林、排干高碳储量的泥炭沼泽，被认为是继牛肉和大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毁林驱动因素。虽然给生产国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油棕产业也存在突出的损害劳工和原住民权益问题。近十多年来，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受到关注，因而涌现了包括认证在内的多种手段追求棕榈油产业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作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也已经开始了从消费端推动整条棕榈油价值链走向绿色的讨论和尝试。

随着中国科研机构开始能够向海外输出生产技术，或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种植业，生产端的可持续性势必成为中国将会面对的课题。比如，高产栽培技术由于可以避免扩张种植面积而具有一定的生态保护潜力，但单一化的油棕种植依然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并增加小农的市场风险。因此，如何将油棕作为农林复合的多样化种植系统的一部分来推广正在引起关注。这或许也会成为中国油棕研发未来探索的一个方向。

作者简介：蒋亦凡，中外对话资深编辑，多年来从事国际环境与农业议题的研究、传播与编辑，拥有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