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读｜《批评的返场》:细语众声和文学的可能性

编者按：近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的文集《批评的返场》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近五六年以来，何平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主编“现场文丛”和“文学共同体书系”，现实地影响当下文学生产和生态，以兑现其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和公共性的批评理想。《批评的返场》基于长时段文学史和大文学观的整体性，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勘探并重绘全景式的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一部文学现场的原生档案。

本文选自《批评的返场》中“思潮”一辑。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

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会议上，王尧教授提出小说再次发生革命的必要，而且以为新的“小说革命”已经在悄悄进行中。文学不论革命已久矣。王尧教授的发言自然引起文学界和大众传媒的兴趣。《文学报》傅小平邀约近二十位作家和批评家做了对谈，《江南》杂志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笔谈，张莉教授也正在组织相关活动。

《批评的返场》

我同意王尧教授的“再次革命”说，也认同他对“悄悄”的判断。这五年给《花城》杂志主持《花城关注》栏目，以拓殖文学边界，发微审美可能性作任务，不可能不对可能策动的“文学革命”心向往之。但是，如果对标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革命范式，我又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学不革命”的时代——“文学不革命”，意味着类似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初断裂式的文学革命在当下之不可能。“不革命”就是今天，甚至未来文学的常态。

首先，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无论是五四前后，还是改革开放时代，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及思想启蒙的合体，是彼此声援的自然结果。此间的逻辑，比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周作人的《思想革命》都说得很清楚。周作人的结论是：“文学革命上，细语众声和文学的可能性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以此观乎改革开放初起的1980年代，文学革命同样是和思想解放、文化启蒙相互激荡，彼此成就的。

文学没有单独的命运，哪怕是和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门类，同样也存在着彼此声援相互激荡的问题。我们可以有许多指标去衡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所谓的先锋的文学革命时代。我说的先锋的哗变，不只是先锋文学时代，更不只是先锋小说时代。先锋美术从“星星美展”到“85新潮美术”再到1989年的“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先锋艺术最有力量和成果的部分。同样，先锋音乐和戏剧，其世界性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先锋文学。

其次，虽然从梁启超等人开始就已经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但从“革命”更早的中国语源以及现代实践来看，革命从来就是激烈的、断裂的、替代的。在这一点上，现代的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例外，斗争思维和暴力手段也一直灌注在文学革命中。即便今天的文学革命取最平和的弃旧图新的变革意义，依然涉及两个问题：谁能领导这场文学革命？文学革谁的命？对于第一个问题，鲁迅在《文艺和革命》一文中说：“先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那么，当今中国文学谁能成为我们文学革命的卢梭和珂罗连珂？如果我们深究下去，我们之所以迷信文学革命，一定程度是预先相信了现代时间，也相信了文学进化论。在现代时间上，人类文明存在着等级和级差。在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等等的文明谱系中，我们经受了巨大的震惊时刻，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焦虑。不说更小的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和改革开放初起时的两次大的文学革命都发生在从禁锢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点上。

青年在进化的链条上是新的、未来的、进步的，这是我们往往把文学革命托付给青年的前提。观察中国现代历次文学革命，青年们也都做了革命的先驱，但是生命展开在承平时代的青年们，如《时钟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的主编之一苏七七所说：“贫乏是我们共同的底色。童年的我们站在一个风暴刚刚席卷而过的废墟上，物质贫乏，精神也一样贫乏。”类似的感受也同样地被收入本书的作者梁鸿体认着，她说得更具体：“也许并不只是我。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梁鸿：《 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如果70后算“贫乏”的话，紧随其后的80后和90后则更可能是。世界被抹平，落差被缩短，其结果则是，不要说召唤他们成为先驱，可能像韩东、鲁羊、朱文他们那样搞“断裂”的冒犯者和挑衅者都很难寻找。

退一步讲，即便有所谓的青年先驱，革命依然需要可动员的基本文学群众，其中最大份额应该是文艺青年。按照《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统计：“1986年——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不是所有的文艺青年都能成为先锋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也可能只“文艺”但不“先锋”，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弃文艺，但挑战既成惯例和体制的前卫、反叛、反抗、创造却是文艺青年成为文艺青年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确实存在过先锋文艺的黄金时代，也应该是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网络文学4.7亿读者的数据可靠，那么在证明网络文学繁荣的同时，也说明国民整体文学审美堪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读者很难成为我们想象中的文学革命的同路人。与此恰成对照的是，文学不革命以后，文艺青年也成为一种“群嘲”。

而且，文学革命落实在实践层面，亟须有见地的编辑、出版人和批评家。今天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写到，1980年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是由残雪、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洪峰等人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一直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有着各自写作出发点的人是如何被召唤到一起的？1986年，吴亮和程德培主编出版了《新小说在1985年》和《探索小说集》两个小说选本，正是这两个选本使得星散在各家文学期刊的先锋作家得以聚合。而且聚合是以“新”和“探索”的名义，其刻意“编辑”和“设计”的意图相当明显。吴亮和程德培明确指出：“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在《新小说在1985年》这个带有“倾向性的选本”前言中吴亮则进一步强调“198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以它的非凡实绩中断了我的理论梦想，它向我预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地到来，而所有关在屋子里的理论玄想都将经受它的冲击。”1986年除了这个富有意味的小说选本，在诗歌界还有《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1988年4月余华在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中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编去年《收获》第5期一样。”这封信里谈到的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中国新潮小说》。

在1980年代的文学革命中，巴金做主编的《收获》是最不讲究这种稳妥平和的，其面目是反常的、革命的和摧毁式的，像余华信里提到的1987年第5期，还有1988年第6期，两个专号的阵容几乎全部由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这些代表着当时最为激进的创作的作家组成。当时的年轻编辑程永新多年以后回忆：“在《收获》新掌门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 再而三，那些年轻人后来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王朔、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他们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收获》这种充满了强烈预先设计的先锋姿态，让身在其中的作家也产生错觉，以为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降临。1987年10月7日苏童在给程永新的信中写道：“《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错。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对否？”说到“改朝换代”，如果我们今天诸事俱备，自然面临文学革命“革谁的命”的问题：我们宣判谁，哪些是旧人、旧文学？事实上，五四新文学宣判过旧文学；改革开放时代文学“pass过北岛”，也宣告过新的文学原则崛起。因而，在今天，如果我们既不能坦诚地宣判哪些文学、文学的哪些部分是旧的、陈腐的，也不能明示哪些文学、文学的哪些部分是正在崛起的、新的，文学革命立足何处？尤可深思的，究竟是审美判断匮乏，还是勇力不逮？

有意味的是，韩东、鲁羊、朱文他们挑动“断裂”的1998年恰恰是70后出场之后不久。这恰恰是一个历史分界线，此后至今似乎再无文学革命。和韩东、鲁羊、朱文这些兄长辈主动“断裂”不同的是，70后最初的叛逆面目是大众传媒调教和制造出来的，而此后的80后也迅速复制了这种出场方式。文学新青年不是自我文学涤新的结果，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文学看到，越到后来，青年作家的成长和成名越来越依赖其掌握和操纵的媒体资源。不只如此，在配合媒体的同时，青年作家也配合可资获益的文学制度，以至于文学交际、文学活动、文学宣传在一个作家成长生涯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整个文学制度和文学谱系，青年写作者的寄生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们不可能宣判代际意义上的中老年作家是旧文学。所以，我对今天文学革命之不可能的悲观，正是基于我们有如此多的基础工作没有完成，或者干脆无法完成。如此，遑论文学革命。韩东曾经说过，他们的“断裂”是空间意义上的。“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写作。”（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以我对“断裂”至今二十余年中国文学的观察，这种空间意义水火不容的写 作秩序关系依然存在。去年“界面文化”出版过一本《野生作家访谈录》，副标题是“我们在写作现场”。这些以“野生作家”为名的作家包括：赵松、朱岳、刘天昭、于是、独眼、袁凌、盛文强、常青、杨典、史杰鹏、康赫、胡凌云和顾前。名之“野生”，大致等于韩东所说的“极少数的、边缘的、非主流的、民间的、被排斥和被忽略的”。按照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构成的了解，或者我们直接去翻翻这几年后浪的原创出版书目，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更年轻。再把这份大名单和引发王尧教授“再次革命”说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篇目作者对读（不仅仅是这个备选篇目，可以扩大到期刊、大学和文学组织机构票选的榜单和评奖），就能发现他们几无重合。我没有和王尧教授交流，这些“野生作家”的异质性属于不属于他所说的“悄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虽然和韩东他们的“断裂”在时间中的空间站位相同，但从接受的访谈来看，他们并不想策动又一场空间意义“在野”和“在朝”的“断裂”，从而成为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不仅不想，他们无视、不自觉另外的空间的存在，写作成为自洽的、自适的，很隐微、很私人的事。即便我们能够辨识他们提供的文本是异质的，他们已然丧失成为类似1980年代先锋文学实践者的极端主义姿态，自然也不会选择需要充沛激情的先锋姿态。

事实上，对当下文学版图的想象已经从线性的、垂直的等级关系变成平行的对等关系，比如这些作者：今何在、猫腻、江南、天下霸唱、血红、沧月、无罪、当年明月、玄雨、桐华、辛夷坞、唐家三少、南派三叔、蝴蝶蓝、梦入神机、流潋紫、烽火戏诸侯、我吃西红柿……他们从事的是资本定义的网络文学，即便传统的所谓纯文学（精英文学或者雅文学）认定他们的通俗文学身份，也并不能以垂直的等级关系将其清除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这种垂直的审美高下的等级关系在今天只能是假想层面的，而从网络文学这面，他们认为他们和纯文学版图是同样的文学部落，对等，但并不谋求对话。类似情况，还有刘慈欣、江波、糖匪、宝树、陈楸帆、迟卉、郝景芳、夏笳、王侃瑜、飞氘等这些科幻作家。科幻文学有自己的刊物、圈子、传播路径和评价机制等。但最近几年，以刘慈欣和郝景芳获奖为标志，这个专业而狭隘的圈子被打破，科幻文学的地理版图越来越大。

如果细细梳理下去，比传统期刊文学、野生文学、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更小的文学部落还有很多，甚至单个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文学部落。他们以期刊、图书等纸媒，也以网络社区、公众号、圈（群）等勘定边界和疆域，部落与部落、部落和个人之间不再是对抗的、征服的、收编的，而是绥靖的、相安无事的，这种绥靖和相安无事可能是对外的，也可能是内部的。缘此，我们俨然进入一个细语的众声文学时代，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不革命”时代。在这个“文学不革命”时代写作，神圣的文学事业降格为全民写作的日常文学生活。文学可以和内心相关、和体制相关、和生意相关，当我们真的想要文学革命，已经组不了团，成不了军，布不了阵。如此，说穿了，我们还心念的文学革命不过是宏大历史叙事癖作祟。那么，我们一起假想一下文学革命的可能性，写作者自己已经不可依靠了，就依靠期刊策划？还是研究者和批评家想象的建构？那该需要怎样的洞悉和统摄时空的能力，才可以将一块块收集的文学碎片拼贴出富有历史感而又通向未来的文学地图。或者，在今天“文学不革命”的时代，任何的参与者至多只是一个文学碎片的收集人和占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