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北大演讲：霍布斯在图像中说了什么？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伦敦玛丽皇后学院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于近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4月11日晚，斯金纳教授发表其系列演讲的第三讲。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

在本次演讲中，斯金纳以“霍布斯：描绘国家”（Hobbes: Picturing the State）为主题，通过展示霍布斯身处的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借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研究，将霍布斯的国家构想、主权代表理论与其核心著作中的视觉表象相互勾连，从而揭示出理解霍布斯国家“统一人格”的门径。

霍布斯的智识传统

托马斯·霍布斯生于1588年，早年接受了典型的人文主义教育。在霍布斯时代，进入大学之前，学生需要修习拉丁语与修辞学。而在霍布斯于牛津大学学习期间（1604-1608）则需继续钻研古典修辞学。同时，大学生还应学习古典诗学，尤其是荷马。此后他们应转向逻辑、历史与道德哲学，最后则是自然哲学，也即我们今天的“科学”。

斯金纳提醒我们，修辞学在人文主义教育中享有重要位置。而修辞术的学习无法绕过修辞学家西塞罗（Cicero）。在西塞罗那里，任何问题都有其两面性。要劝服（persuade）他人，仅仅依靠理性的推理（reason）是不够的，因为争论双方都有着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理由（reason）。如果要赢得争论，就必须同时借助理性（ratio）与雄辩（oratio）。因而核心问题是，应如何通过影响听众的情绪来说服他们，或者说，如何让听众转向演说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西塞罗认为，这就是修辞术要教授的内容。

在修辞术中最重要的有两种手段，一是正确的论证，二是使演说清晰生动（vivid），让听众直观地“看到”（see）论证，以至于听者（auditors/listeners）成为观者（spectators）。那么，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为了增强说服的效果，我们不应该单纯地描述（describe），而应该用修辞格来描绘（picture）事物，尤其是比喻。比如，说“某人是狡猾的”与说“某人是一只狐狸”相比，就较欠缺说服力，因后者给了听众一个直观的图像。这也是为何，大学生必须在大学修习古典诗学，而荷马也因此被当作最伟大的诗人。对此，贺拉斯（Horace）总结道：“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则促使一个新观念产生：要让听众成为观众，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其直接观看图像！也就是说，修辞格（figures of speech）不如真正的图画（actual figures）有效。斯金纳提示我们，这一观念在中国也许并不惊人，因为中国的表意文字本身就类似于图画，但对使用表音文字的欧洲人来说，这一观念是极为重要的。

在16世纪，这一观念带动了两股印刷出版的劲流。首先是寓意画本（emblem books），一种16世纪以来广受欢迎的表现形式。这些书本大多呈现道德与宗教的主题。道德劝诫的内容以诗句形式写在书页的一面，反面则是相应的图画。另一个发展方向则是书本的卷首图（frontispiece），用于概括书本的思想观点。“Frontispiece”在16世纪的英语中也有“建筑物的正面”（facade of a building）之义。所以Frontispiece也被比作书本的门径（gateway）。

在此，斯金纳进入演讲的核心：霍布斯在这一传统中究竟立于何处？研究者往往将霍布斯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联系起来。毫无疑问，霍布斯是一个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熟识伽利略与笛卡尔。霍布斯甚至将他1642年的作品《论公民》（De Cive）当作是第一本政治科学著作。尽管如此，斯金纳认为我们不应忽视霍布斯与修辞学传统的关系。最显而易见的是，霍布斯对其哲学思想的视觉呈现有着持久的兴趣。这种意图在他两本重要著作中都展露无遗，一是1642年发表的《论公民》，二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政治理论作品《利维坦》，于1651年发表。接下来，斯金纳集中在对这两本书卷首插图的鉴赏上，并对霍布斯在两本书中展现出的政治理论取向进行分析。

《论公民》中的图像

首先是《论公民》中的插图（见图1）。该图画是法国版画师让·马修斯（Jean Matheus）的作品，写作《论公民》时霍布斯正远走巴黎。

细看1642年的插图版画，斯金纳指出其有着标准的上下空间构图，图画的中部类似门楣的结构上写着RELIGIO（宗教）。因此，现世始终处在宗教之下。而图画的上半部分则预示着末日审判。该部分内容与德国传统中丢勒（Dürer）、克拉纳赫（Cranach the Elder）与布鲁盖尔（Breugel the Elder）所绘末日审判图景非常相似，尤其是丢勒1511年的木刻画作《耶稣受难》（Passio Christi）（见图2）。丢勒画中的天使、信众、裸身的长发女人、画作中的阳光与加冕的耶稣等元素都在霍布斯图画中的上半部分得到保留。而在该幅图画的下半部分两侧的人物则展现了典型的修辞学观念：任何问题总有分立对峙的两面。在斯金纳看来，霍布斯要引导我们思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服从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是保持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

我们看到，该图左下方的人物基座上写着“Imperium”（最高统治权力）。代表Imperium的女性面容平和，头戴王冠，身着长袍，左手执剑，右手持天平，象征着正义。而左边人物也是以安全、和平与繁荣的生活为背景的。画面的右下方人物基座上则写着“Libertas”（自由）。倘若我们选择这一方，将处于持久的战争状态。斯金纳提醒我们注意这幅图画与其语境的关系。Libertas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最好的生活。通过展示博洛尼亚人阿基勒·波齐（Achille Bocci）于1547年创作的寓意画书本《象征性问题》（Symbolic Questions）（见图3）与切萨雷·瑞巴（Cesare Ripa）1611年的作品《图像学》（Iconologia）（见图4），斯金纳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由”的强烈推崇，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观念包含着对城邦自由独立生活的诉求。这样看来，《论公民》提供了关于自由的全新观念。“自由”不再是一位高贵强大的勇士。相反，她手持弓箭、穿戴原始，是一个紧张焦虑、弓身耸肩的野蛮人，处在自保的警戒之中。而画面的背景则是人对于人的狩猎。霍布斯借此警告我们，自由无非是野蛮与危险。

斯金纳认为，霍布斯用于描绘Libertas的资源来自欧洲人对于北美原住民的观察。比如在瑞巴一幅以America为题的图画中（见图5），人物特征与霍布斯的插图十分接近。与霍布斯的作品更加接近的则是西奥多·德·布莱（Theodore de Bry）为托马斯·哈瑞埃特（Thomas Hariot）1590年所作的《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报告》（Report on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德·布莱的版画展现了阿尔冈昆酋长的形象（见图6），背景则是狩猎。这一背景与霍布斯的《论公民》非常相似，但霍布斯还将德·布莱作品中的猎鹿图景改为猎人图景，人们狩猎的不是动物，而是人，这使其显得更为残酷。

那么《论公民》的这幅插图向我们提示了什么呢？斯金纳认为，霍布斯想传达的信息是：即便自由看起来很吸引人，但选择自由却是不明智的。而服从统治尽管违反直觉，但却是最有利的。

《利维坦》中的图像

在1642年出版《论公民》之后，1649年，随着英国内战的结束，霍布斯感到他必须回应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所以他停下手头上的科学研究，着手写作《利维坦》。该书出版于1651年，就在霍布斯返回英国前不久。其封面插图几乎是现代欧洲政治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见图7）。

接下来，斯金纳将观众引向图画背后的多重语境。首先是霍布斯是《论公民》的卷首图。《利维坦》的插图与之相比有明显龃龉。两部作品都凸显“最高统治权力”（Imperium）与“最高权力”（Suprema potestas）。但在《论公民》中，Imperium一方以女性的形象出现，而在《利维坦》插图的巨人头像则显然是男性的。虽然他与之前的女性形象保持着某些一致，但两幅图画的区别仍然十分明确。《利维坦》的插图则没有类似《论公民》人物古典长袍。《利维坦》中的巨人没有任何衣饰，他的身体（body）与自然人的不同，是一个政治体（body politic）的形态，由其臣民构成。

另一个反古典要素，则是霍布斯已经完全抛弃了修辞学中两方辩驳的对峙情景。《论公民》中Imperium与Libertas的对立被替换为单一的图景。而更为惊人的改变是霍布斯画中的末日审判。末日审判的图景在《论公民》的插画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而在《利维坦》中却彻底消失。不仅如此，《论公民》中Imperium仍然低于宗教，但如今，Imperium却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Imperium已完全转变为一个世俗概念。

在对比了《论公民》之后，斯金纳将《利维坦》置于更加广阔的人文主义语境中。斯金纳指出，卷首插图的两侧画上军人或者武士，意味着该书的立场应得到维护与支持。比如霍布斯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见图8），其卷首图就有类似的结构，其两侧分别是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Archidamus）与雅典的伯里克利（Pericles）。

但《利维坦》呢？我们看到，两侧的柱子只处在下半部分，并且，两侧的内容并非象征着对“利维坦”的支持，相反，它们是“利维坦”的敌人。首先在左边，我们看到的是“贵族”这一利维坦最高权力的死敌，左上方是象征贵族权力的城堡、冠冕。相对的右侧图案则是代表教会权威的教堂、主教法冠。而左侧画柱的下半部分则是相应地支持贵族权力与教会权威的事物：直指政治联合体的加农炮、旗帜、利剑与火枪。相应的，右侧下方从上至下依次是同样箭指政治联合体的雷电（thunderbolt）、教会的唇枪舌剑。而在两侧画柱的最底部，则分别代表利维坦国家最终将堕入的深渊——篡取国家司法权能的宗教法庭与褫夺政治权威的内战状态。在当时英国的政治观念中，人们认为努力抵制二者。于是，插图中这些混乱状态也被压制在城市之下。

接下来，斯金纳将视角转向利维坦巨人本身。利维坦右手的利剑象征着法律与军事权力，正好处在贵族权力的正上方，而左手的牧杖则处在教会权威的上方，抵制教会权威对主权的侵蚀。而当我们细看上半部分的巨人图像时，我们就能注意到，主权者并不是一个自然人（natural person），而是一个人造人（artificial person），是一个由臣民组成的人造政治体（artificial body politic）。利维坦国家建立之前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而自然状态则是战争状态。霍布斯提出的方案是，人们通过所有人立约（covenant）来建立主权代表，使其以我们的名义言说与行动（speak and act），由此才能带来安全与和平。而立约之后，出现了三个变化。

第一，大众（multitude）改变了。当我们同意立约时，我们获得了一个单一的主权意志。他的意志代表着我们的意志，大众则授权（authorise）其以自身的名义言说并行动。于是，大众转变为“一个人格”（One Person）。这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由大众的联合所组成的拟制人（person by fiction）。第二，霍布斯声称，当群体转变为一个人格之后，主权者则成为这个拟制人的代表。最为关键的是，拟制人被称作“国家”（State），也就是“利维坦”。因此，国家是一个人，一个“虚拟的”人。但尽管如此，主权者又作为国家的首领（head of state）行事。

这正是我们在插图中看到的：一群人通过让自己同意服从国家的首领来人为制造单一的政治体。插图表现了这个联合的时刻。简单地说，霍布斯希望通过这个插图描绘他关于国家原创性的构想。

但是，斯金纳旋即指出，这一理念并不是毫无先例可循。这可以与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人形欧洲地图比较。其中欧洲的各个国家被当作单一人身的组成部分。斯金纳先后展示了德国制图师海因里希·本廷（Heinrich Bünting）的出版于1587年的一幅木刻欧洲地图（见图9）与塞巴斯蒂安·蒙斯特（Sebastian Munster）所制的《世界地图》（Cosmographia）（见图10）。两幅图画有着大量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对比蒙斯特与霍布斯的图像，能够发现，相比于霍布斯图画中一群个体联合组成国家人格（persona）的图景，蒙斯特则将一群国家联合组成单一的大洲，两幅图像都展现了“多”组成为“一”的构想。

霍布斯还借图像传达了另一个重要信息。通过观察利维坦巨人两手所执的利剑与牧杖所组成的图形，斯金纳认为在这个方形插图之中，存在一个隐而不显的三角形。（见图11）那么，如果这个假定成立，三角形究竟代表什么呢？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三角形象征上帝的“圣三位一体”（Holy Trinity）。在17世纪的英国，有着大量圣经的卷首图用三角形展现上帝的三个位格的现象。更为有趣的是，与《利维坦》同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查尔斯·德里林克特（Charles Drelincourt）的《灵魂之慰》（Consolations of the Soul）中，《利维坦》卷首图的作者亚伯拉罕·波瑟（Abraham Bosse）同样为其设计了一幅插图（见图 12）。问题在于，霍布斯通过这个隐藏的三角形要为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我们应该将国家视作上帝。尽管国家被霍布斯称为会死的上帝，但正如他在《利维坦》第17章所言，我们应将和平与安全归功于这个会死的上帝。

其次，会死的上帝与上帝本身一样，是三位一体的。它是主权者，也是由大众组成的统一人格，还是由同意服从所制造的作为国家的拟制人，正如圣灵一样。

最重要的是，将国家当作上帝是为了澄清臣民对待国家应有的态度，臣民应对国家怀有敬畏之心。而正也在插图中得到的反映（见图13）。政治体中的成员都仰视（looking up to）主权者，甚至有些成员有膜拜的动作。在霍布斯的图景中，臣民对于主权者的敬拜与信徒对上帝的敬拜如出一辙。一些评论家因此将这一图景当作是一种宗教上的回应。但事实上，臣民对于主权者的敬仰却与对上帝的敬仰仍有不同，这个造物是他们自己的创作。斯金纳注意到，在画面中的臣民并没有像宗教信徒一般脱帽致礼，他们致以感激是因为利维坦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同时，画面中的臣民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与孩子。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对臣民的保护之下，对于国家权力的敬畏情感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