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五月风暴”仍是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大约40年后，1968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参加竞选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分歧，将美国政治推进到一个和谐平稳期。就其本身而言，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活动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年政治生涯与20世纪60年代前激进分子威廉姆·阿耶斯（William Ayers）的交往，想方设法使奥巴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同样，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双方主要候选人都感到他们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对于最后获胜者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来说，“五月事件”充当了一种消极的检验标准。因为萨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区爆发的一系列骚乱所造成的国家不安全，所以他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对权威的敬意渐行下降，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大行其道。而社会党候选人赛格琳娜·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e）则强调她最后的选举集会将会在夏莱蒂体育场（Charléty Stadium）举行，因为该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地点。

在德国，20世纪60年代也充当着一个理解当中政治的重要参照点。2001年，一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有一张照片展示了外交部长、“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1973年一次示威游行中愤怒地向警察扔砖头。在保守派中间，这张照片——描绘了一场将近30年前发生的冲突——激起了潮水般的谴责，他们声称费舍尔不适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一般说来，这种事件会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涨，关涉到如何将30年前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骚乱加以历史化。

在许多方面，1968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革命幽灵突然显现在北京、墨西哥城、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和布拉格。悲惨的是，在布拉格，“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望被残暴地碾碎在苏联坦克的履带之下。

不过，在法国，事件却按照某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发生了。与其他地方一样，造反肇始于学生，但是“五月起义”的独特方面之一是，法国工人在两周内决定与学生示威者联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致使中央政府瘫痪，一度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逃离巴黎。一切烟消云散之时，总共800万到1000万法国人参加了罢工，法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乱。

《东风》对理解这些挑战性的、喧闹性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书通过聚焦“五月风暴”一个被忽视的背景事件——随后十年达到顶点的亲华浪潮，试图阐明这一事件的全貌。

故事始于少数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Red Guards）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他们，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groupuscule），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他们未被注意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他们的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兴趣，他们从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party of order）。戴高乐主义者与当时掌权的蓬皮杜断然拒绝放弃权力统治。然而，正是一个活跃在拉丁区（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别在许多方面成为“五月风暴”之解放诉求的继承者。

由于“五月事件”，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Jacobin）——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像达官贵人一样，而是使民主谦逊的美德内在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他们接受了社会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们有关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识”提醒他们注意“社会”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虽然萨特的介入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被重构了。对衰弱的政治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这种洞察力促使法国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评价普遍知识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这种普遍知识分子通过卖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当权者羞愧不已。

只要他们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他们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1789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

人们经常说，也许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法国的“五月风暴”是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历史学家、权威专家和政治家如此一致地努力将理性意识强加于一系列事件，以致这些事件似乎总是公然反抗严谨的概念一致性。

在法国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完全是一场十足的灾难，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大西洋这边，新保守主义历史写作的陈词滥调之一就是战后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城市骚乱、毒品泛滥、快速上升的离婚率和对权威敬意的下降——一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据称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具灾难性的十年。诺尔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ism）奠基人之一，认为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文化消亡过程：“奥登所谓‘卑下的、虚伪的十年’，当然是指20世纪30年代，其‘睿智的希冀’集中于苏联工人天堂的建设。我们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60年代，其不甚‘睿智的希冀’并不集中于建设……而是集中于破坏，是摧毁那些构成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体制。”在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看来，美国历史到20世纪60年代拥有了350年的叙述连贯性，当时由于自由主义精英的过激行为和反文化享乐主义，一切都成了未解之谜。施特劳斯派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暗示了新左派本质上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复活。“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布鲁姆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布鲁姆的解释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大学图景，这些大学被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学生团体扰得焦头烂额。通常，自由主义大学的行政部门懦弱地顺从这些团体的要求。大多数学生像绵羊、旅鼠一样被非理性的党派偏见所煽动，也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与此同时，知识渊博的精英——布鲁姆和他的挚友们——虽然拥有“正当理性”（right reason），但他们被边缘化了、被冷落了。就像柏拉图洞穴隐喻的主角一样，他们已经看见了太阳光——只有他们知道真理所在的确切地点——但是被激情所羁绊的大众拒绝听从他们的忠告。然而，一旦涉及评价“治安武装力量”（forces of order）的暴力和蹂躏，布鲁姆的著作竟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

布鲁姆的解释便于从时代的过激行为中提取以下主题：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反应迟钝的政治精英、深刻影响少数族裔和下层阶级的城市衰落，最后尤为重要的是一场显然以不道德的手段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汽油弹、不加区别的空中轰炸和残忍的搜索歼灭行动。在美国人全力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过程中，大约有两百万越南人丧生，他们大多是平民。在新保守主义的知识体系中，越南冲突最终是一场“正义的战争”（good war）。然而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被自由主义者、抗议者和逃兵役者的诡诈行为逐渐削弱了。最后，国内的代际之争悲剧性地、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国外的战斗成果，使美国丧失了战胜不信神的、有害的地缘政治敌人的机会。

假如人们把握新保守主义者关于“60”一代人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并加以颠倒的话，那么人们可能更接近于真实。“60”一代人不是激增的不道德的根源，实际上他们极具道德素养。对于许多积极分子来说，社会正义的规则成为魂绕梦牵之事，并且“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成为真正的教条。新保守主义的兄弟情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需要深刻的公民勇气源泉才能成为南方黑人（Jim Crow）社会中的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freedom rider）；冒着逮捕的危险争取自由言论或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反对不道德的战争；烧毁征兵证以示良知行为；自愿迁居国外而不愿像武装部队经常要求做的那样去杀死无辜平民。

文明的崩溃？

在法国，对六八一代人及其遗产的怨恨同样流传甚广。当“五月事件”进入高潮时，夏尔·戴高乐总统就定调了，他叹息道：“进行改革，可以；完全无序，不行！”在戴高乐将军看来，学生积极分子没有提出可辨别的政治目标，他们引爆了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治安武装力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由此导致了“文明的崩溃”（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只有严厉地恢复政治权威才能补救这种“文明的崩溃”。在戴高乐主义者中间，全球性“文明危机”（crisis of civilization）的观念深受欢迎。在这一观点看来，并不是戴高乐特有的专制领导地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法国是更普遍的全球性混乱的不幸受害者。技术进步的速度——“现代化”的步伐——太快了，超出了公民从道德和心理上进行调整的能力。这些适应性困难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道德沦丧行为：暴动、抗议、造反和广泛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悲叹法国青年不情愿接受现代消费社会的甜言蜜语，但是他也担心更普遍的生活“机械化”开始发挥作用，其中个体不可能逃避被碾碎的厄运。

关于“五月造反”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解释是由法国右派元老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阐发的。随着事件的发展，阿隆为《费加罗报》撰写了一组文章，他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将学生造反描述为一部“心理剧”（psychodrama）、一场“准革命”（quasi-revolution）。阿隆的批评者臆断他试图将“五月起义”贬低为一场在愤愤不平的、无法适应社会的青年人中间发生的反抗。阿隆并没严肃地考虑学生们的政治要求，他声称要将讨论转换到青少年社会心理的“临床”层面。

阿隆的批评抓住了“五月运动”的基本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其他目击者注意到了。尽管造反者反复地在口头上承认法国革命传统的理想，但是这些提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辞层面的，他们仍停留在引用或模仿的水平上。“六八分子”（sixty-eighter）正效仿着18世纪和19世纪的前辈们，“五月事件”只不过是一部革命哑剧的浮夸之作。因此，这是造反的修辞维度与参与者的真实意图之间的分歧，参与者的意图是“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性的”。阿隆认识到“五月暴动”不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辉煌顶点，而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苟延残喘。

同样厌恶“五月风暴”遗产的是这场造反的共和主义诋毁者。在共和主义者中间，“五月运动”意味着这样一个转折时刻：法国青年人不再尊重权威，转而赞成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此前，法国社会已经被神圣庄严的社会建制结构化：大学体系、天主教会、军队、工会、政党等等。随着“五月风暴”反专制主义信条的胜利，这些建制突然丧失合法性。“五月造反”使法国加速转向了一个离心破碎的原子社会（atomistic society）：一个由自我关注的、自我迷恋的个体构成的政体。更糟糕的是，这也是一个法国持续的、无法逆转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时刻。从这种观点看，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形成有意义的、持久的附属关系变得不可能。社会团结已经被持续地侵蚀了，牺牲在美国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祭坛上。

共和主义者对“五月风暴”的诅咒在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复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像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等小说家的声望。维勒贝克的小说多充斥着人格不健全的浪荡子形象，他们散漫地离开了无聊透顶的工作——经常是高科技部门或性旅游产业——游荡到冷漠无情的人际关系之中，其中弥漫着匿名的、机械的性。维勒贝克的主人公由于不能表达情感或建立联系，他们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小说家以其雄辩、直率的语调写道：

“你的纳税通知书是最新的，你的账单要准时支付。没有身份证，你无法外出。另外你没有任何朋友……事实上没有东西能够中止那些持续增加的、反复重现的时刻：你彻底的与世隔离、耗尽一切的空虚感、你的生存正接近痛苦而明确的结局的预感，这一切联合起来使你冲向真正痛苦的状态……你曾拥有人生。曾有些许时刻，你体味着人生。当然你对这一切不会记得太多，不过有照片可以证明这一切。”

尽管维勒贝克笔下的人物太年轻，不会是“六八分子”，但是他们的心理缺陷和情感缺陷有意要反映那个时代灾难性的政治文化遗产。

毫无疑问，“五月造反”直接的反响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了乌托邦政治期望的门槛。左派分子相信“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只有数月之遥，戴高乐专横的第五共和国确实大限将至。不久，想象力将会接任权力，正如五月风暴著名的口号“想象力当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预言的那样。

法国社会在“五月起义”的余波中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这一转变确实不像许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样影响深远，或者横扫一切。这些变化更微妙、更长久，更具演变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们多半发生在文化政治学更加不确定的领域，而文化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各类左派学生群体的眼中所呈现的重要意义。这里讨论的转变关乎社交模式与社会角色的感知，关乎性征问题、对权威的诉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妇女、移民、同性恋者和失业者）的地位问题。

本质上，“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由此允许法国青年人逃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逃避法国共产党所强加的“意识形态紧身衣”（ideological straitjacket）。它能够使积极分子表达各种先于政治的、“存在主义的”关注：一系列关乎心理学、性征、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际亲密关系等领域的议题。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学生激进分子能够更新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积极分子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劳资对立关系。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商品化的逻辑——人际关系由此变成量化的、难理解的和物化的过程——超出了工作地点，由此渗透和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