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地下铁道》：它超越了历史

美国东部时间4月10日下午3点，第101届普利策奖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其中去年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地下铁道》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地下铁道》一书聚焦黑奴题材，讲述了少女科拉搭乘秘密地下铁道，从南方一路向北追求自由的故事。

4月11日下午，《地下铁道》的中文版出版社世纪文景举办了新书发布会。非虚构写作者梁鸿、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杜庆春、《地下铁道》中文版译者康慨参加了新书发布会。

探讨种族主义、黑人、奴隶制，几乎是美国文学中的母题之一。放在美国黑人文学的脉络中，这本《地下铁道》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地下铁道》处理历史的方式有何特别之处？地上和地下的对比，地上现实、地下奇幻的对比，对于我们思考历史问题有何启发？书中透出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又是什么？三位嘉宾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黑人题材小说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读《地下铁道》？

梁鸿认为，《地下铁道》在美国写作历史上有一定的传承性，它和黑人解放题材相关的小说是一脉相承的。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社会生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层面，是各个领域，不论是历史学、社会学或者文学，都会涉及的。这不但是黑人作家的使命，也是一个作家的某种使命。

据译者康慨介绍，在《地下铁道》之前，获得过普利策奖的黑人题材小说，一部是艾丽丝·沃克的《紫色》，另一部是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这两部小说读来都让人觉得撕心裂肺的疼。

《紫色》采用书信的形式，开篇是女主人公写给上帝的信，信里说，父亲把“我”强奸了。

《宠儿》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母亲如何杀死自己的女儿，拎着脚脖子往墙上摔，把孩子摔死，还有一个孩子，她还要给这个孩子哺乳，于是小一点的孩子就着姐姐的血吸了妈妈的奶水。

《宠儿》是1987年出版的。作者那一年在《纽约时报》上写了篇文章，为自己的写法辩护。她说一定要撕去奴隶制暴力上面的那层面纱，不要再让那些白人心安理得地过日子，让他们知道这种疼是怎么回事。

在怀特黑德这里，他选择用第三人称写作，时刻保持一种相对冷漠和超然的态度。《新共和》上的一篇评论说，怀特黑德把莫里森这一层面纱合上了，写到暴力的时候，比如四个人轮奸了女主人公，他这样写：“科拉初潮而花开的事为人所知后没过多久，爱德华、泡特和南半区的两个工人便把她拖到了熏肉房后。要是有谁看见或听见，他们也没干涉。伶仃屋的女人们给她做了缝合。”

《纽约客》有一篇评论认为，最暴力的时候，他把眼睛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而莫里森始终让眼睛不离开暴力的场面。

另外康慨也认为，《地下铁道》跟流行小说不同的一点，在于采用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比如书里几次写到科拉在哭，但从来没有写过科拉的泪水，没有写过她哭的样子，都是她哭了，或者是她哭完之后睡了，睡完了再哭，然后上路。从来没有说她如何伤心地哭，人物说话也是这样，就是她说、他说，没有她高兴地说、他生气地说。这是他写作上极简的特点。

《地下铁道》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结合

康慨谈到《地下铁道》的写作手法以及对于历史的处理。他说刚读的时候，以为是一本历史小说，特别是前面两章，严格按照历史小说的路线来写，非常现实主义。

后来作者接受采访时也说，前面两章确实是做历史研究得来的，主要是通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搞的联邦作家计划，做田野调查，保存下来很多口述史的东西。怀特黑德读的主要是佐治亚这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写了前面两章。

而接着再往下读，从第四章，科拉离开种植园以后，整个风格就变了，回到了作者以前的风格，开始比较自由、比较放得开了。康慨提到一种叫做历史叠加的写法，从美国内战之前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大概150年的历史中，关于种族问题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怀特黑德把它们完全叠加到19世纪50年代，叠加到科拉的旅程当中了。

比如在南卡罗来纳，有坏血实验，但这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的事情。到了北卡罗来纳，先有哈丽雅特·雅各布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雅各布斯在阁楼里藏了七年，她有一个窥视口，从这里能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但是她不能说，孩子也不知道，她这个窥视口是向内的，向屋子里的。

到了科拉这儿，她也有个窥视口，她是往外看的，看到的是城市的广场，罪恶的城市，市民们在集体狂欢，有绞刑的星期五晚会，拷打黑奴，敢于帮助奴隶的白人也要被处死。她看到的是大屠杀, 科拉也成了安妮·弗兰克。这种写法怀特黑德并不是第一个。

梁鸿则认为，《地下铁道》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结合。这本书里有大历史，美国这段真实的历史，这样一个大历史里有一个象征性的地下铁道，在怀特黑德的书中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地下铁道。这里也有一个小历史，可以说是黑人的、白人的，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史，包括科拉自身。她怨恨母亲抛弃了她，但其实母亲是在逃跑过程中死掉了。就连科拉也不是一个完全坚强的、自始至终毫不软弱的人。

梁鸿认为作者在写到三码地的时候也是毫不留情的，因为这是她生存的基本来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出生活的残酷，越能体现出人类文明背后对人的伤害或者人对自我的伤害。这一点上，《地下铁道》是多层次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的层面，其实它的历史是多层的、真实的、象征的，有大历史也有微观的历史。

杜庆春反倒没有把《地下铁道》看成历史小说，怀特黑德的文笔超越了杜庆春一般的历史经验：因为历史是不允许夹叙夹议的或者通过剪切来强化，可是怀特黑德刻意这么做，刻意在这里构成一个黑人的历史，这个历史超越了科拉的生命。因此，怀特黑德并不是在小说里讲科拉生命体验的过程，而是通过科拉的旅程来构成一个黑人历史。这个黑人历史的某一部分肯定大于美国的历史。这也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写作的方法。

这继而关系到人们如何面对苦难、面对被遮蔽的历史。那些被遮蔽的和被遗忘的是否可以回顾？杜庆春认为这一点思考对于中国读者可能更有启发。中国在对历史痛苦的回忆上，显得技法不足，仍然囿于非常私人的简单判断。而《地下铁道》却既超越美国历史，又超越黑人历史，这方面对于中国的写作者来说十分具有启发性。

同时，杜庆春认为一个好的导演或者作家或者艺术工作者，一定要祛蔽，要把遮蔽在那些大型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背后的东西重新提醒，这是一个作家基本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怀特黑德是在完成他自己，要通过这本书找到自己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跟他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作家也面临这个问题，你怎样通过书写找到自己，既包含你的身份，也包含你在这个身份里的历史的存在和你同类的状态，这也是这本书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怀特黑德对人性的观察有种小说家的彻底

梁鸿认为，怀特黑德在《地下铁道》中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本质性的问题，即在黑奴的历史上，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因此这本书讲的不单是美国具体的历史，还是在探讨人性。在科拉逃跑的过程中，在科拉生活的过程中，不单单有白人，也有黑人；不单单有白人的迫害，也有黑人相互之间的伤害。怀特黑德没有回避这些，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单向度的二元对立，其实是比较混沌、驳杂地来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前两章中写到科拉逃跑之前，生活在兰德尔种植园的时候，如何为了自己的生存进行斗争。书中并没有写因为黑人受到迫害，所以他们抱成一团，而是把种植园描述成一个人性复杂的地方。这点也是怀特黑德在后面处理——比如说猎奴者霍默——恶的形象的时候考虑到的，这种恶的形象并没有因为科拉的悲惨就改变。在这一点上，怀特黑德的处理具有一个小说家的彻底，有对人性的观察。

再比如在窥视马丁那一家的时候，怀特黑德写到了软弱、害怕，这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并非就是舍生忘死，他仍然充满了害怕。

梁鸿认为怀特黑德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构，他的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人物的素描式的写法。在“马丁”这一章里，当马丁的老婆对科拉特别不好的时候，读者能看到其内心的软弱和害怕和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态。但在“埃塞尔”那一章里，读者又看到马丁老婆有很重要的前史，实际上揭露了她的内心。这样的描写让人物丰满起来，也让人性丰满起来。

杜庆春也谈到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他认为《地下铁道》以女性的私人经验为切入点。这种个体性是一个女性的私人经验或者一个黑奴在那种情况下人性的自私性或者人性基本的规则，有很强的隐喻性。他通过一种反历史和反现实的手法，构想出真实存在的地下构造和景观，这种景观继而消解了怀特黑德不断回溯或者体验到的地面上的残酷性。杜庆春认为那种残酷性是惊人的，也是他的阅读经验里最刺激的一部分。一边把地上的、现实的、最残酷的、人性的丑恶剖析给读者看，一边又通过地下的、奇幻的希望消解这种残酷。

杜庆春由此引出两个向度的思考：一方面是我们不能只消费历史的痛苦；另一方面是为何把痛苦在某个瞬间呈现之后，要迅速地用大量奇幻的或者是历史叠加的东西变得那么冰冷。一方面是温暖，人性色彩的暧昧性；一方面是冰冷，理性社会学家的冰冷。

在场的一位媒体人也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提出，为何黑人题材的小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首先，在奴隶题材的小说里，人活得非常艰难，那种生存状态异常极端。怀特黑德在书里说，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动物，我们在一个多么极端的环境里都是可以生活下去的。这种在极端环境下强烈的求生欲望能够让人了解何为人性，这是很多好的文学作品中共通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