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真空中做规划：人类学家谈旧社区改造的困境

当城市规划遇到社区和百姓的抗争时，会发生什么？除了规划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会以怎样的视角对之进行观察呢？

3月27日，在2017年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城市对话系列第10期活动中，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chael Herzfeld（注：Michael Herzfeld拥有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最高成就Ernest E. Monrad 教授荣誉称号）做了题为“社会美学与城市生活：人类学家看待规划困境”的演讲。

本次活动在同济大学举行，由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协办。

以泰国曼谷市中心一处历史悠久的社区与官方规划建设进行拉锯战的故事为主线，Herzfeld生动展现了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官方和民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并牵涉出对城市规划、身份认同、生活政治等方面的观察和反思。

被围困的曼谷古堡社区

因为一个偶然机会，Herzfeld注意到曼谷包帕素棉堡(Pom Mahakan fort)旁边的一片历史社区。围绕这片社区的故事，在十多年在地寻访调查和写作之后，他去年出版了《精神的围困：曼谷的社区和当局》(Siege of the Spirits: Community and Polity in Bangkok)一书。

1782年，泰王拉玛一世将曼谷定为国都，建立曼谷王朝，当时有14座堡垒守卫这座城市，包帕素棉堡是如今仅存的两座之一。此后，古堡后面的城墙里，逐渐形成一片长条状社区。历经200多年，社区发展到300多人，在夹缝中顽强延续着生命力，这里以生产泰式木鸟笼、人面陶器、烟花等各种工艺品而名声在外。居民实践创造着一个微小但充满文化气息的社区，也逐渐营造出一套生活政治和仪式关系。

1992年，曼谷市政管理局（BMA）宣布对该片社区的土地征用权。根据当局的地区保护计划，大皇宫和金山寺等著名建筑所在地，将成为一个历史修复的样版和旅游热点，原有的历史社区将变为中产阶级、上层阶级与游客服务的地区，而古堡社区位于拆迁区域。在2005年，又经泰国最高法院授权，对该处进行拆除，改造为公园绿地。军政府上台后，开始清除附近的流动食品摊位和小贩，意图让这片凌乱的“城市死角”秩序化，达到城市美化、空间清理的效果。

官方凭借权力和法律授权，二十多年来，对社区不断施压，多次发出命令，要求该地居民撤出社区。但这反而激起社区民众团结一致，有组织有策略地不断对抗当局、保卫家园的政治剧目。拆除的消息时不时突然发布，社区领导人为防止官方突然闯入，城墙外始终有人守卫，并以生产出售工艺品、在城墙上张贴各种海报、举行各种集会活动等方式，向来往的人讲述自己面临的困境，希望消除偏见。拆除消息来临时，居民们自编木头栅栏堵在门口，时刻注意官方人员动向。“我甚至感觉不到这片区域有官方的存在”，社区领导人抱怨说。官方从来不和居民直接沟通，什么消息都只登在报纸上。官方还在社区城墙对面竖起美化后的公园效果图，以施加压力。

当地居民保卫社区的长期努力，得到了社会活动家、NGO、媒体、学术界和一些政客的广泛支持，甚至已被国际上作为社区营造、文化多样性的典型案例讲述。2004-05年期间，事情似乎有了一些转机。但因最高法院的授权，曼谷当局又有了充足理由继续落实拆迁。

为了确定社区的价值，居民们通过向各方人士，甚至是自己的对手学习；同时为了吸引游客去观赏“真正的泰国体验”，居民们主动与各方合作，对社区进行士绅化改造，尝试设计出一个“Living Heritage Museum”（活着的遗产博物馆），展现一种开放共享的姿态，也试图增加保留社区的机会。双方在妥协谈判中暂时达成一致。

许多建筑设计师无偿为社区贡献力量，将社区改造为博物馆，使包括居民在内的所有人，能共享这片社区的文化价值，居民也能获得相对正规的工作。组织者还专门搭建一个网站（mahakanmodel.com）和脸书主页来展示对社区的改造计划和动态，以期获得大家的支持。这是充分照顾各利益相关者的计划。

在这种多方互动下，社区居民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发的社区改造，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构建出一种超越阶层和政治两极化的身份认同。Herzfeld认为，这种社区的自组织管理非常重要，使得社区充满团结和包容的气氛，并始终维持社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社区的领导人与居民保持密切联系，社区委员会也有充分的内外互动，以及为新房屋建设、博物馆改造而设立基金。这种在威权和平等主义之间摇摆的领导模式，正是泰国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行使权利，社区的居民建立了一种道德上的共同体。

Herzfeld从这种长期的对峙中，还看出了两种政治间的冲突。一种是当局依托法律和官僚机构的政治（或称现代性的理性政治），一种则是社区性的多层次互动政治。前一种政治，因为体制化的运作，被学界认为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后者充满活力和互动，体现出政治的真正内涵和可能性。

文化遗产背后的话语霸权

Herzfeld反复强调一句有调侃意味的话：“Bureaucracy is also human beings!”（官僚机构也是人类啊！）言下之意是，官僚机构虽然思维理性而僵化，但还是要和他们展开对话谈判。去年六月，曼谷市政当局代表在古堡社区与居民及各方支持者，进行了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对话，并表示不会在夜晚进行拆除。社区领导人说，自从拆除消息出来后，我没睡过三小时以上，现在我能睡好些了。

但遗憾的是，双方此前达成的一致，后来又不了了之。官方仍执意要拆除这片社区，并表示，即使有部分居民想成为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很难允许他们继续住在这儿，除非他们支付租金。对社区分批次的拆除，仍然不可避免地进行。

去年九月起，当局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拆除。但绝大多数社区居民仍表示坚持留在这里，有少部分人领到了当局的补偿自愿离开，还有些领到补偿准备离开但又改变了搬走的主意。社区支持者仍在请愿，希望留下尽可能多的房屋和老者。官方单向的“士绅化”改造，没有让居民和公众共享空间，而是简单明快地驱逐居民，把空间留给被认为能带来实在价值的阶层。

但当局没有道德权威去驱逐社区，部分是因为这个改造成清洁公园的计划没什么意义，部分是因为该社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他们称之为“木质古建筑的社区”，并把自己定位成这片历史遗产的守卫者，将这些木头老房子作为自己的精神圣地。

Herzfeld认为，文化遗产定义上的错位，也导致了当局在城市规划中犯下“错误”，并提醒大家注意目前这种文化遗产机制背后的话语体系和评判标准。他认为，与官僚政治和法律授权一样，对文化遗产的定义也是一种现代性（modernity）产物，即源于西方现代性的产物。这背后以一套西方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时代以来打造的话语大厦为依托，并渗透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这套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现实中的一大反映就是随处可见的“城市美化运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这片社区居民精心打造和维持的充满历史感的空间，在曼谷当局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只是脏乱和丑陋的象征。

Herzfeld强调，应该把文化和文化遗产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实体。古堡社区的居民在漫长的时间中，积累着记忆，改造着空间，变换着功能。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这是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所在，也是一种社会美学（social asethetics）的体现。

但当局不愿从这个方面理解，仍然把传统、遗产看成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把古堡社区看成一种“非正式的居住地”（informal settlement），但这种居住形态，往往有着官方难以想象的自组织形态。Herzfeld认为，曼谷当局的官僚们缺乏对类似社区的认知，他们应该去这住上三个月，充分了解要驱逐的到底是什么，但不会有人这么做。社区的领导人也认为，官方这样强行拆除社区，拆的不仅仅是房子而已，同时还一并抹除了历史记忆和文化贡献，复杂而和谐的社会关系也被拆散，未来某个时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关于社会美学，Herzfeld还穿插了讲述了关于巴西利亚和城市建设“宜家化”（Ikeafication）的问题。虽然与曼谷的社区抗争不直接相关，但在他看来，这些产物都是规划设计美学至上、社会美学丧失的表现。巴西利亚在城市规划史上是被反复提到的案例，但讽刺的是，这个充满重大缺陷的人造城市，居然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齐格蒙特·鲍曼也认为，巴西利亚的建设唯一要关注的只是恪守逻辑和美学原则，它是一个构建完美的空间，但对居民而言，不啻是一场噩梦。曼谷当局对古堡社区的驱逐，也是这种逻辑在旧城中的微观复制。

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做规划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伟珏在对上海本地里弄的调研中也发现：拆迁过程中，有两个群体受伤害最大，一个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给再多的补偿，也无法挽回永久离开世代生长居住的社区；其次，是年轻的外来人员，许多便宜租金的住处可能会被不断拆掉，人们不得不搬到城市的边缘。这些使得社会学者面临巨大的困惑。

关于移民问题，Herzfeld在和中国人交谈中，发现这里有一种欧洲存在过的问题，即把内外移民当成危害，产生各种文化偏见。herzfeld认为，这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一方面移民需要自我教育，另一方面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强势人群也需要教育，让他们理解这些移民，共同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古堡社区更新设计，前后效果图对比。图片来自mahakanmodel.com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WHITRAP上海中心执行主任邵甬，谈到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大量规划要求各种量化指标，要强调所谓社会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各种老城、乡土建筑和村落。这些要保护的遗产，是在现代主义规划运动前的传统农耕社会里建成的，已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思想体系。如何在保证公平性底线的同时保持城市的多样性、多元化，甚至是个性化的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泰国的案例，虽然展现了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自下而上社区的美学要求之间的张力，但也没有看到解决的方案。在规划师和政府的角度，调整现有的规划思路，使得规划设计更加开放、有包容性，倾听利益相关方的声音，这是必须要做的，要主动去实施。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刚在讨论中认为，规划者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完美城市设计的步伐，但也很嘲讽。一方面，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了解形象和结构，但目的又是要打破、重构它们。这里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改变了社会的物理结构，但在多大层面改变了“作为社会的社会”呢？如何衡量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去估计对社会空间改变甚至破坏的影响？现阶段要紧的，是让我们的声音发出来，让政府和各界都能听到。

Herzfeld表示，在城市规划设计中，需要一种真正的民主，现在的民主很多只是在政府层面自己决策。我们总说社会公平，但它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要考虑，是谁来决定社会公平？城区的“士绅化”改造实际上把社会秩序从空间中剥离开来，让那里的人们完全没有权力，也无法再承担打造社区的责任。对许多局外人来说没意义的社会空间，对生活于其中的人却有极大意义，即使看上去很脏乱差。

Herzfeld呼吁，各种学科之间，应该展开公共讨论，打破话语藩篱，并和上下各方展开合作，保持开放姿态，应对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由官方流程来决定大众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要做的，是不断观察和聆听，并与当局和规划者对话。我们要改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

当然，Herzfeld虽然赞成对话，但还要看代表谁的声音。当局往往为了表现一种姿态而主动要求对话，将其变成一种政治工具，结果又往往是“理解但不接受”，对话失去意义。

最后，Herzfeld的警告值得反思：“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做规划，而是有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影响的。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影响到某一个既定社区和场所的人的生活，这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大问题。”

(本文根据Michael Herzfeld教授的讲座“社会美学与城市生活：人类学家看待规划困境”进行整理。文章内容已经过主办方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确认。杨惟轶对本文亦有贡献。更多讲座内容可参考演讲者近期发表的文章“The blight of beautification: Bangkok and the pursuit of class-based urban purity”，该文章基于作者于2017年1月10-13日在日本东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城市：互动、传统和转型的枢纽”会议上的发言，此次会议由东京大学、哈佛燕京研究院、韩国研究学院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