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登上朝鲜半岛祭祀神坛的中国人

“萨德”来了，很多国人似乎才从欧巴剧和网红面膜中惊呼而起，开始审视半岛上的这个千年邻邦。在东亚的整体视角下，朝鲜半岛更像是连接内陆与岛屿间的枢纽，它一方面积极承载并传播源于内陆的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保存并演化出独具特色的民族色彩。半岛与内陆间积极的文化交流自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便已经开始，箕子，则是开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

百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起伏波动，朝鲜半岛不但逐渐摒弃了对箕子的崇拜转而信奉檀君，甚至发展到否定箕子和箕子朝鲜的存在，把这个现实中的历史人物涂抹成虚幻不实的传说。那么箕子是否确有其人？箕子朝鲜是否确有其事？他又是如何被朝鲜半岛奉为始祖的？爰作小文，以奉谈资。

李氏朝鲜国号的由来

公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废除幼主，自立为王。为表达对明朝的亲附态度，李成桂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特使韩尚质带了“和宁”（李成桂出生地）、“朝鲜”两个名字前往南京，请求明太祖朱元璋从其中选择一个作为国号赐予自己。这种向中国皇帝求取国号的行为，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于是赐其国号为朝鲜，此即李氏朝鲜之名的来源。

明太祖所谓的“且其来远”、“本其名”，显然不是在说王氏高丽之称，他所指的是远在商周易代之际的箕子朝鲜，并且这种说法在李成桂时代得到了朝鲜统治阶级的普遍认同。李氏朝鲜开国功臣权近称：“今天子赐号之恩，殿下复旧之德，实与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鲜同一揆也。”活跃于同一时期的郑道传也曾刻意的将明太祖比作周武王、将李氏朝鲜与箕子朝鲜相提并论：“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那么，曾经被朝鲜君臣津津乐道的箕子，是否真如当下部分韩国学者所宣称的一样只是一个传说、并非真是存在呢？

箕子确有其人么？

《论语·微子》开篇即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说的是纣王时殷商王室三位“仁人”的典故。比干和箕子同为纣王的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哥哥，三人因见纣王无道都曾极力劝谏，其中比干因激怒纣王而被杀，微子退隐朝堂之外，箕子只好佯狂装疯以自保，但被纣王贬为奴隶惨遭囚禁。《韩非子·喻老》中 “象箸之忧” 的典故同样出自箕子。昔日箕子辅政时因见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忧心忡忡，担心他会从一双象牙筷子开始追求奢侈无度的享乐生活，并最终为天下带来祸端。

武王灭商后特地命召公“释箕子之囚”。以对待师长的礼数对待箕子，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并充分尊重他的政治选择，没有强迫他臣服于周的意思。旧传，作为对周武王礼遇的回报，箕子为其传授了治国安民的“洪范九畴”，至今仍收录于《尚书》之中，箕子本人也被后世尊奉为儒教前驱。但身为殷商王室的箕子毕竟不忍委身为他国之臣，于是婉言谢绝了周武王的封赏，率领部分殷商遗民“走之朝鲜”。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抵达朝鲜半岛后的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教化”序幕。

箕子朝鲜究竟在哪里？

关于箕子朝鲜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国内的学界曾有过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恐也未达成一致。大体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辽西说、辽东说和大同江流域说。辽西说认为“箕子朝鲜”在今辽宁、河北与内蒙古三省交汇处；辽东说认为“箕子朝鲜”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流域之间，“甚至到了鸭绿江以北和辽西之地”；大同江说则认为箕子之国应在北至清川江妙香山一线，东至狼林山脉，西抵黄海之滨的大同江流域，并曾定都于今平壤一带。

事实上，我们能从历史上找到的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并不十分丰富，考古学依据也相对匮乏，学者们的分歧与认同基本上完全来自于对相同文字记载的不同解读。我们面对这些分歧该何去何从呢？其实如果探讨“在哪里”行不通，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从探讨“不在哪里”入手呢？

辽西，本是殷人后裔长期聚居之所，西周立国之初曾在这里分封了一些由殷人建立的小国，代表周王室利益的燕国是在公元前664年才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正式取得辽西之地。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据胡”。造阳即今张家口，襄平即今辽阳，则燕国辽东郡的范围应该还不至于可以延伸至鸭绿江流域。于是，鸭绿江流域以南是不是箕子朝鲜呢？《魏略》记：“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 满番汗即清川江，如果清川江确实是箕氏朝鲜的南界，那么被迫与燕以清川江为界的朝鲜应该是“亡国”而非“遂弱”。可是，如果秦开所取的两千余里土地不属于朝鲜，又是谁的呢？《山海经·海内西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幅动态的迁徙图来：箕子带着不愿臣服于周朝的殷商遗民向北退回自己的故乡辽西，可是发现这里已经由西至东分布着孤竹、令支、屠何等国，再往北则是更加“不尊教化”的俞人、山戎乃至东胡。既然不能安居，大概也就只好继续向东，穿过濊貊人的聚居地（也有观点认为是渡海抵达朝鲜），终于在依山傍海的大同江流域找到了事宜耕种的土地和乐于接纳他们的部族。

朝鲜半岛的考古研究发现，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为节点，半岛的陶器纹样和形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栉纹陶器被赤褐色的无纹陶器取代，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半月形石刀开始普及，水稻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被种植。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变化理解为带有不同文化元素的外部族群在这一时期迁入了朝鲜半岛呢？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走上半岛国家祭祀神坛的箕子

箕子事迹与箕子朝鲜的历史，在半岛早期史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都曾出现过，自统一新罗时代（668年—901年）起被正式纳入朝鲜的历史构建之中，成为朝鲜半岛历史的一部分。公元1102年，高丽王朝肃宗有感于“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并在平壤修建了箕子墓、箕子祠，正式开启了将箕子作为半岛“教化之君”加以崇敬的历史。

李氏朝鲜王朝在确立之初曾因“得国不正”而急需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希望通过箕子朝鲜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从而确立政权的正统性。同时，这也奠定了五百余年朝鲜君臣强烈的箕子信仰基调，朝鲜世宗曾称：“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英祖也认为“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赖箕子之教”。这一时期的半岛还出现大量关于箕子朝鲜历史的著作，如《箕子志》、《箕子实纪》、《箕田考》、《箕子外记》等等。

更有甚者，朝鲜儒林对于始见于《三国遗事》（约成书于13世纪80年代）记载的檀君奉为朝鲜始祖的观点提出了颇多质疑之声。他们或反对将箕子与檀君、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始祖人物”共同祭祀，认为箕子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始祖，要求“都城及各道首官，皆建箕子庙，春秋享祀”；或者直接对檀君的所谓“御国一千五百年”和“入山为神”等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此说“妖诬鄙滥，初不足以诳闾巷之儿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

朝鲜世宗十九年（1437年），朝鲜政府正式将箕子的称号定为“朝鲜始祖箕子”，而将檀君的称号定为“朝鲜檀君”。诚如孙卫国先生所言，称号的差异“反映出当时朝鲜君臣的一种普遍心态，当时他们虽然承认檀君的存在，但是如何定位，还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所以只能给这样模糊的称号，而箕子则十分明确是其‘始祖’”。公元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箕子被奉为“太祖文宣王”，半岛对箕子的崇拜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权近：《阳村集》卷12，《平壤城大同门楼记》

郑道传：《三峰集》卷7，《国号》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郑麟趾：《高丽史》卷62，《礼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