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探险家迈克·哈彻的海洋寻宝活动如何逼出了“南海一号”

中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沿海口岸帆樯林立，东南水域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它见证了海外贸易的繁华，也吞噬了无数的生命和货物。根据俞伟超（1933-2003，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派的奠基者与领军人之一，考古学界的思想家，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的研究，从公元前后到20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的沉船超过2000艘。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易场所，其海域内的沉船和货物更是不计其数。根据印尼海军和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门（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Ministry）的最新统计结果，光在印尼海域就有沉船至少463艘。

海洋的未知和宝藏的神秘吸引了很多探险家的目光，他们有的丧生，有的大发横财。其中，有一位“最成功”的探险家，却又被视为国际海洋考古的灾难——他就是英国人迈克·哈彻（Michael Hatcher）

孤儿迈克·哈彻

哈彻出生于1940年，他的人生记忆从孤儿院中的艰苦生活开始，14岁被送到澳大利亚。在穷困无依的童年时期，他对财富产生了疯狂的渴望，通过翻看大量寻宝书籍寻求慰藉。据他后来回忆：“我在孤儿院中长大，如饥似渴地阅读寻宝的书，希望有一天能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找到宝藏，让自己和孤儿院里的其他伙伴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来，这是我后来寻宝的心理指南，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0年，哈彻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Adelaide）成立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专门打捞二战中沉没的商船和军舰，回收船上的橡胶、锡和其他金属物。1981年，他还参与了荷兰潜艇K XVII的残骸调查。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1980年，他听说了一条新闻：一位菲律宾渔民在中国南海附近的一个海岛捕鱼时，打捞出许多瓷器，怀疑是发现了古沉船。哈彻急忙前往现场，了解了情况后，他立即组织在新加坡附近海域的搜寻工作：这是一艘大概沉没于15世纪的中国古商船，从中打捞出2.2万件中国古瓷器。他试探性地将这些瓷器售出或拍卖，结果获利数百万美元。

尝到了中国瓷器的甜头后，哈彻从此改变了业务方向，将目光投向古沉船。他开始出入世界各大图书馆，搜集旧航海图和航海资料，还花重金聘请考古专业高材生、海难事故研究者和技术纯熟的潜水员等研究沉船位置。自此，哈彻成为了一名职业寻宝人，专门在南中国海领域寻找古代沉船，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海域。

在过去40年的沉船打捞生涯中，哈彻成了这个领域的传奇人物，共计打捞出古代沉船50艘。他因“歌德马尔森号”沉船开始闻名于世，又因 “泰兴号”沉船货物而变得家喻户晓，被视为当代最出色的海洋探险家、最成功的寻宝人和最富有的打捞者。与此同时，他也被专业研究界视为海洋考古的敌人。

中国文物史上的一处伤疤

在哈彻开始转变业务方向的几年后，“歌德马尔森号”给了哈彻名利双收的一次机会。因其从南京出发，歌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沉船的另一个名字——“南京号”（Nanking Cargo）——更为人熟知。然而，这个名字却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处伤疤。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曾在16-17世纪的外销瓷领域独占鳌头，哈彻自然对其青睐有加。1984年，哈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馆的航海日志里发现了“哥德马尔森号”这个名字。根据记载，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冬，一艘名为“歌德马尔森”号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从中国南京出发，驶向荷兰阿姆斯特丹，航行16天后，在中国南海水域触礁沉没。于是，哈彻将自己的打捞船开到了南海海域开始工作。

从查阅档案到开始探测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在南海海底，哈彻凭借着他的直觉下令对一座“堆积的小山”进行打捞，其中打捞出水了清康熙时期的瓷器百万件。正当船上的工作人员惊喜万分之时，哈彻却下令将这些瓷器砸碎。他深知收藏市场的定律：物以稀为贵。他仅保留了23.9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45kg），还有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VOC的青铜炮。挑选和毁坏工作结束后，他把这些“战利品”拖到公海。一年后，他以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为由获得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

1986年4月，荷兰佳士得拍卖公司对这批文物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专场拍卖。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立即将消息传回国内，而国家文物局想要制止这场拍卖会的时候，翻遍了国际海洋公约、各国海洋法也找不出一条可行的法律依据。当时中国关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也是一片空白。“买回来”便成了留住这批文物的唯一方法。国家文物局派陶瓷专家耿宝昌和冯先铭先生带3万美元到阿姆斯特丹参加拍卖，而这3万美元却成了日后永久的痛。

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两层楼摆满了准备拍卖的23.9万件青花瓷器，拍卖大厅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世界各地赶来的收藏家。拍卖行贴心的把优先竞拍的1号牌交给了中国人。可是，在接下来3天的拍卖中，两位专家连一次举牌的机会有没有，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各地的收藏家一路叫价，中国专家所带的3万美元根本买不到一件像样的瓷器。最终，近24万件珍贵瓷器尽数落入旁家。

此次拍卖使迈克·哈彻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的收益，他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是，他始终拒绝回答“哥德马尔森号”打捞点的详细位置，成为考古界的一大谜题和遗憾。

“泰兴号”沉船

1999年，哈彻聘请的考古人员在荷兰人詹姆斯·哈斯伯格的《东印度航行指南》上发现了另一条沉船线索：“1822年1月14日，泰兴号（Tek Sing）从中国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这是一艘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的巨型帆船，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压舱的是100多万件福建德化的瓷器，包括茶具、水杯、化妆盒等。船驶到中沙群岛时，不慎触礁，完全沉没。2000名乘客中，只有198人被路过的印第安娜号救起，其余全部葬身海底。”英国船舶研究者Nigel Pickford根据材料重新勾勒了泰兴号的沉没，认为这是一场导致超过1600人死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难。SPIEGEL新闻杂志甚至将这艘船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Titanic of the East）”。哈彻的关注点当然只有压舱的货物。根据航海指南上的记载，他找到了“印第安娜号”的航海日志，从中锁定了“泰兴号”的大致沉没位置。他带上自己的团队，再次悄无声息地潜入中国的南海。

这一次的搜索却没有了上一次的好运气。在第一个月里，他们从声波定位仪和磁力针探测中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两天后，潜水员在深入30多米的海底发现了一处高4米的堆积物，方圆足有400多平米的瓷器，即使在海底黑暗的环境中，用肉眼就能辨别出杯子、盘子、碟子和花瓶。经英国著名的海难研究专家鉴定，这艘沉船被认定为“泰兴号”，数百万瓷器几乎件件都是精品，很多还是完好无损没有瑕疵的。这些瓷器被装填在船的货舱里，保持船体稳定。其中大多数的瓷器是18世纪制作的德化青花瓷，在19世纪早期准备出口到东南亚市场。同时还发现了其他时期的瓷器，最早的可追溯到15世纪。这些瓷器虽然在造型和尺寸上不尽相同，却具有相同的装饰风格。由于此时瓷器商品尚未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瓷器，在形状和图案上并不适合欧洲人的品味。同时出水的还有水银、六分仪（航海定向仪器）、怀表、大炮、钱币等商品。

同上次一样，哈彻再次对出水的瓷器进行了毁灭性提价，仅收回了36.5万件。他又将保留下来的出水物偷偷拖出南海，运到德国，委托给当时德国最顶尖的艺术品拍卖公司Nagel Auktionen进行拍卖。持续9天的拍卖会，又为哈彻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回报。

“泰兴号”沉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七个装载着“泰兴号”货物的集装箱却因澳洲的《1986年保护可移动文物遗产法案》（Protection of 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 1986））遭到了澳大利亚当局的扣押。经印尼政府证实这些货物确为非法离境出口。但这一切对大部分货物来说都太迟了，它们继续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拍卖，流通，再拍卖。2001年9月12日，澳大利亚将被查封的71939件瓷器归还给印度尼西亚。

被哈彻逼出来的“南海一号”考古

哈彻砸碎的60多万件南海珍宝，不止提升了沉船遗物的价值，还点燃了中国考古队的决心和斗志。迫于哈彻在南海的疯狂行为，1987年，“歌德马尔森号”沉船遗物拍卖后的一年，中国“被逼”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水下考古中心的准备工作还未开始，“南海一号”便出现了。由于水下考古队刚刚成立，没有能力去打捞抢救任何一个海底遗存。任中心主任的张威曾说：“那时候我们真叫一穷二白，没钱没技术没设备，甚至连潜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广东省阳江市边防支队担负起守护沉船的任务，国家也对外界封锁了相关消息。2001年，香港水下考古协会赞助国家水下考古中心120万港币，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便将目标锁定“南海一号”，香港赞助方找到当时发现“南海一号”的英国船员（南海一号是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时意外发现的），并买下定位地图。2002年，国家财政拨款4000万元用于“南海一号”的发掘，最终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察和局部打捞。

经过5年的努力，“南海一号”于2007年12月22日出水，24日停靠广东阳江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临时码头。中国国家水下考古队终于实现了世界首创的古沉船整体打捞工程，“南海一号”成功入住阳江海陵岛水晶宫，发掘工作继续在室内进行，并建成了开放观看式的考古现场和修复现场。据估算，船上文物总价值至少3000亿人民币。

在短短的20年里，中国水下考古队从一无所知到独立完成整体打捞，完成了飞跃性发展。现在中国国家水下考古队的打捞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了韩国和日本。

“马失前蹄”不止步

然而，哈彻的寻宝之旅也并不一帆风顺。

2006年，哈彻同一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新西兰人合伙成立了“哈彻信托投资基金会”。因为之前哈彻海底寻宝的丰富回报有目共睹，他们便以“发现一处海底沉宝”为噱头开始“众筹”，吸引了大批国际投资者，从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共筹资4000万美元，投资人数高达1.5万。然而，直到2007年，哈彻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进展。当被问及最新动态时，哈彻表示：“我确实在中国南海开发新项目，但是你们（投资者）要有耐心，要相信早晚会有回报的。”

但最终，他因“打捞”无果，无法偿还巨额债务，被投资者联名告上了法庭。而至于他是否真的在南海开启了寻宝项目，无人知晓。

对于一个年近80的人来说，下海打捞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可哈彻却说：跟海底的沉船数量相比，我之前的成绩太微不足道了，要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根据一个船长对他的采访知道，他的下一个大计划是打捞Flor Da La Mar，一艘于1511年底到1512年初在苏门答腊沿海沉没的西班牙商船。这艘船上载着的黄金价值相当于现在的20亿美元，但哈彻需要先募集到2000万才能开始运作。若真的打捞出了Flor，那可能会是到目前为止经济价值最大的沉船。

舆论对于迈克·哈彻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终究是贬过于褒。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哈彻的疯狂盗宝，中国南海的沉船和沉船中的货物何时重见天日还是个未知数。也正因为他的疯狂，让中国的水下考古在逆境中诞生。然而，哈切故意毁坏瓷器和遗失船体的行为也给考古研究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也就是考古和寻宝之间的区别，像是对“泰兴号”和“歌德马尔森号”的破坏性打捞，剥离了文物自身和考古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