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龙镇遗址、陕西雍山血池等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领队彭菲：鸽子山遗址不仅呈现了腾格里黄沙下，万年前人类逐水而居的生动场景，也撩开了我国西北沙漠边缘区旧-新石器过渡、农业起源的神秘面纱。

西北沙漠边缘地区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一直以来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空白，鸽子山的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为研究这一地区旧石器晚期到早期过渡阶段环境与人类生计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原地埋藏的石器、植物遗存、装饰品、火塘等重要遗迹、遗物，并且首次发现了可能为旧石器时代的建筑类遗迹，以及鸵鸟蛋皮和方解石等加工的体现了高超制作技艺的装饰品，刷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的认识。

整体来看，鸽子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早期人类于多个时段在这一区域活动的居址类遗存，保存情况良好，出土遗迹、遗物十分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领队傅宪国：牛坡洞遗址近7米厚、五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奠定了构建贵阳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演化序列的基础；墓葬、居住面、石器加工场等遗迹，丰富的典型细石器制品、动物遗骸等文化和自然遗物，为全面了解该地区的文化和自然面貌以及与周邻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云贵地区广泛分布着大量的天然洞穴，古人类往往利用这些洞穴作为栖身之所，牛坡洞就是其中之一。该遗址是黔中地区发现的包含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晚期连续堆积的洞穴遗址，从旧石器晚期的砍砸器，到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细石器、墓葬，再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对建立该地区连续性的文化发展序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牛坡洞发现的墓葬人骨的葬式为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常见的蹲踞葬，而与墓葬同时期的细石器技术又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这种现象是人群交流还是技术的传播，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找到答案。无论如何，牛坡洞遗址的发现，无疑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史前文化、人类生计行为以及人群的迁徙与交流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领队孟华平：石家河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印信台祭祀遗址、三房湾制陶作坊遗址及后石家河文化的精美玉器，对深入研究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与下游的良渚遥相呼应，在中华文明进程的探索中举足轻重。2015-2016年对遗址核心区的勘探发掘，对石家河遗址的布局及聚落功能区划有了更详尽的认识。

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其位于石家河古城核心区，占地26万平方米，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其东部还揭露出一座石家河文化晚期、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台基。该地还发现屈家岭早期的土坑墓和后石家河时期的瓮棺，反映出该区域经历了“墓地——居住中心——墓地”的功能变化，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家河古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是一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在城外西北角的严家山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西部的印信台遗址则是一个有五处大型建筑台基的祭祀场地。这些遗址的发掘，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聚落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本次发掘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类型丰富、造型生动、技术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领队羊泽林：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瓷之源课题的新篇章，规模宏大的窑址群，完整的窑炉结构，层层叠压的龙窑遗迹，处处昭示了夏商时期制瓷手工业曾经的繁荣。

在瓷器正式问世前，原始瓷器是介乎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瓷器先声。近年发现、发掘的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

此次发掘揭露的9座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典型龙窑遗迹，填补了福建地区早期龙窑发展阶段的缺环，是最大的考古收获，窑炉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考古队在多个窑炉火膛底部采集碳粒样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年代最早为公元前1749年，最晚公元前1497年，即夏朝中期到商代中期。

苦寨坑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以陶瓷器和窑具为主，其中原始青瓷器制作工艺水平高，器形、纹饰丰富，有尊、罐、豆、钵、纺轮等。瓷胎为灰胎，质地致密。釉多呈青灰、青绿色，部分略偏褐，施釉不均匀，釉层较薄。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陶瓷器以及垫饼均被人有意打击过。

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存在较大的区别，为研究我国原始青瓷及龙窑起源提供了新材料。在同属晋江流域的许多遗址发现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似的陶瓷器标本，在闽江下流也发现少量相似的原始青瓷，说明该窑址的主要消费目的地在晋江流域，可能向北传播至闽江流域。

领队田亚岐：寻觅已久，终获其踪。首次于秦都雍城郊外的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 “畤”文化遗存，不仅填充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而且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的历史一幕，既是正史记载之佐证，又是自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从精神层面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物质再现，从“透物见人”的角度，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对于深化秦汉礼制文明研究，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皇家祭天礼仪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愿。据古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都城雍都郊外置鄜畤、密畤、吴阳上、下四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承秦制，在原四畤基础上又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畤作为当朝最高祭礼。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470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考古工作，逐步确认出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秦汉时期于此创制的成套畤祭礼仪不仅蕴含着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而且对于古代祭祀制度演变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领队白岩：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城址的发现与城外周边千余座墓葬的发掘，对区域性考古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历经千年的路县故城城址将会成为未来千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今北京市通州区在明清时期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繁荣而喧闹的京师门户，而早在西汉初年，这片坐落于鲍丘水、沽水（今潮河、白河）畔的咽喉之地便已修筑了城池，时称路县。

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开展的考古工作使路县故城重见天日，描绘出了它的基本样貌。这座通州最早的县城平面近似方形，边长约600米。夯土城墙仅余基址，城内发现了叠压的明清、辽金和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遗迹；墙外则有城壕，并发现有沟渠、房址等汉代遗迹和大量遗物。

而在以路县故城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共发现1146座由战国直至明清时期的墓葬，其数量之众、时间跨度之大、类型之多、随葬品之丰富，为勾勒城址发展历程、还原古代通州地区社会文化和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城市考古工作曾长年集中于都城，路县故城及周边遗迹的确认与发掘，为汉代县城的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掀开了面纱一角，对探索汉代县城及汉帝国北方地区基层社会有重要价值。

领队郑建明：上林湖后司岙是唐宋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这一时期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秘色瓷生产技术，是制瓷史上的里程碑，影响到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和高丽青瓷诸多名窑生产及整个社会审美取向。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人陆龟蒙用典雅的文字生动地描绘出越窑秘色瓷器的釉色。后来秘色瓷的身影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若隐若现，然而秘色瓷是什么，产地在哪儿，如何生产，则是未解的谜团。

如果说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的发掘，解决了秘色瓷是什么，那么浙江上林湖发掘的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则揭露了晚唐五代秘色瓷的基本面貌、生产工艺、窑场基本格局，很好地回答了产地在哪儿及如何生产。

发掘的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发掘面积近1100 平方米，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

越窑青瓷历数百年技术之演进，造极于唐宋之世，行销世界，故后司岙窑址，得以成为烧造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

领队陈杰：青龙镇遗址是历史时期市镇考古的重要范例，其发掘成果是实证千年上海城镇发展的宝贵资料。考古发现进一步确证了青龙镇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改写了以往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与格局的认识。

近年来，历史文化名镇乃至名村越来越多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与此相应的是，考古学界虽然早已开始关注市镇遗址，但最近这些年来市镇遗址的考古工作才逐步受到重视，如叶县文集遗址、山东板桥镇遗址等。这之中，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港口——青浦青龙镇遗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青龙镇在唐宋吴淞江航道畅通时期，是中外贸易的一大重镇，著名的书画家米芾还曾在此做过监镇。全盛时期，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唐代、宋代瓷器，数量惊人，窑口多样，正是其贸易繁荣的例证，说明上海曾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

2016年还发掘了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据文献记载具有航标塔功能的隆平寺塔基，不仅从地宫中出土大量精美文物，为了解当时的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资料。更重要的是，考古发掘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塔基遗址，发现了地宫上部十字相交的木板作为封护的特殊结构，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佛塔营造技术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领队王晓毅：龙门古渡发现宋金时期完整的制瓷作坊与窑炉遗迹，不仅为研究物质文化史提供了新资料，其瓷器产品中北宋的简约素雅与金代的繁褥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宋金分立的历史大格局下，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融合的一个缩影。

四处瓷窑址、四个制瓷作坊、四座瓷窑炉，千余件完整及可复原瓷器、数以万计的瓷片与窑具，通过对固镇及周边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几近销声匿迹于历史风尘中的宋金河津窑终于在2016年显露了真容。几处窑址沿古河道建造，北倚蕴藏瓷土和煤炭资源的吕梁山，西临黄河古渡禹门口，坐拥资源与交通之利，可谓发展瓷器制造业的“风水宝地”。

固镇窑址发掘的四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相关制瓷遗迹。制瓷作坊内“别有洞天”，从原料制备到制坯、晾坯乃至装匣钵的场所和工具一应俱全。每个作坊有一到两座窑炉，为小手工业作坊的规模。近旁的水井则是窑炉废渣和残次瓷器的最终去处。

白瓷为固镇窑址的主要产品，其中北宋时期的细白瓷胎白而细腻坚致，简约素雅，显示出了较高的烧造水平。金代则以使用剔花填黑彩和珍珠地划花技法的装饰瓷枕特色最为鲜明，更为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器物找到了源头。

固镇窑址发现的遗迹与遗物为世人了解河津窑的制瓷流程、技术及其产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是足以写入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发现，也是这片曾经诞生“鲤跃龙门”传说的美丽土地，留给世人的又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