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深圳种菜

穿过清晨的菜农

午夜12点，61岁的老林起床，披了一件儿子的灰色工衣，用老式二八凤凰，驮上两大筐蔬菜，在凌晨1点向西丽珠光菜市场（注：西丽是深圳南山区最北面的一个街道，珠光是西丽的一个社区）出发。四野寂静漆黑。在黑暗中，推150斤的蔬菜，上一段荔枝林中陡峭的坡，对一般人来说绝非易事。路宽1米，坡长0.8公里，这条小路在地图上尚无资格署名。但老林走了上万次，闭上眼也能踩准每一步。老林推上坡，进入一条砂石铺就的山路。山路依然是没有名字的。他跨上单车颠簸了2.5公里。

进入人烟密集的白芒村（注：西丽街道最北面的一个自然村落，与宝安区交界，后改社区），他终于走上了一条正常的硬质道路。此时，日间喧嚣的城中村陷入沉寂，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在营业。老林悄悄穿过村中10万人的梦乡，拐入了夜灯高悬的沙河西路。路面上惨白如霜，如果说西丽水库是这座城的一叶肺，这段沙河西路便是贯入肺叶的气管，呼啸而过的车辆来回擦响了夜空，仿佛是深圳熟睡的呼噜。老林避开大道和路肩，驶上了人行道。

途经西丽果场、报恩福地墓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3个红绿灯，进入繁华的市区，再过西丽法庭、被污染的沙河、西丽体育馆，抵达菜市场。这一去一回，路上要花三个钟。要是单车坏了，推着走，一趟就要3个钟。儿子心疼他，去年花2600元，给他买了一辆三轮电单车，老林技术不熟，那速度快得让他心惊肉跳。他无法驾御，只好以1500块转售，又换上了那辆老凤凰。老林宁愿慢。“慢点没关系，还可以锻炼身体。要是太快了，夜里容易撞到人，也容易被人撞到。”老林全身精瘦，看得出来，他锻炼得很勤快。邻居对他的评价是：“很吃苦很下力。”

老林说：“家里有五兄弟。父母过生了，一个82岁，一个83岁。大哥和小弟因为癌症也过生了。长年很少回去，碰到家里有大事才回一趟。要是征了地，该回家养老了。”

凌晨二点半到达珠光菜市场，把菜批发给菜贩子。原路回到菜园，已是清晨五点四十分。3月19日清晨，下了一点小雨，老林带着一身疲倦回屋补觉。

老林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刘、老吴、老王出发的时候。就像工厂的白夜班交接。事实上，他们各干各的，连卖菜的地方也各不相同。他们是这里仅剩的几户菜农，每户种了一亩多地，每亩租金是3000块一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拉菜的运输工具也各不一样。

清晨淋了几滴雨，路还没湿透。老刘、老王披上雨衣早早出了门。老刘今年62岁，揭西人，他面色潮红，自称是温热体质。来深圳有28年了，一直耕耘菜地。老刘捆好了生菜、油麦菜、芹菜、葱、茼蒿、小白菜，带上老婆，踩着电摩到五里外毗邻白芒村的麻磡村的菜市场。这里一个档口每月要1000多块。他把老婆送到市场，一起卸菜，然后骑着摩托先回。老婆在11点把菜卖完，他再骑车过去接送。“只有极端天气，外面的菜进不来，菜价才会涨上去。我记得2015年过年卖过15块一斤，最差的菜也要5块一斤。”

这天老王运气不佳。他骑了半小时到九祥岭，天下起了连绵小雨。九祥岭是个相对繁华的社区，菜市场是露天档，离周边的居民区还有较远的距离。雨影响了露天生意，他顶着雨卖了三个钟头，150斤的蔬菜还剩一半。

老王是广西南宁人，今年40多岁，在菜农当中算是年轻的一位。和所有菜农一样，老王一身衣着朴素。绛红色的长袖T恤敞着领子，西裤脱了三处线，破了五个洞，两条裤腿还被剪掉了一截。“我们这菜就打了点肥料，有时洒点农药，不像外面那些菜，用了很多激素。科技太发达了，我也不懂。南山有的当官的都到我们菜园里来买菜。”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他把余下的菜存在一个熟人那里，打算明天再来。

这一天，就老吴一人有先见之明，选择在家睡觉。他显得坦然多了，也最没有压力，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汕头市中心买了房。去年他资助两个儿子一次性付款，共花去100万元。今年两套房涨了40多万。他和老婆在这里种菜，也不指望收成多大，能挣一点就算一点。用老刘的话说：“他在这里种菜纯粹是锻炼身体。”

菜农老刘：种菜稳定，没钱就吃少点

中午雨没歇，三户菜农凑在一起喝茶，小孩们摆脱了作业，在一起玩耍。

这里是深圳西丽水库旁边的菜地，夹在麻磡和白芒两村之间，隶属麻磡管辖。西丽水库被称为深圳水缸，主要向南山区供水，周边分为一级水源保护区和二级水源保护区。1992年政府开始征地。2012年，有关部门开展“雨季行动”，清理了一批菜地，及时复绿种树。菜地面积大幅缩小。

前不久，这里又征收了一批菜地，拆除一批菜农的房子，20来户菜农缩减为7户。现场还留下一片残垣断瓦。来自清远的刘翠连大婶说：“拆的那天，东西还没搬完，我老公又在外面，来不及赶回来，里面有一张床也被砸坏了。”她在废墟上又支了一把印有青岛啤酒字样的遮阳伞，搭了一个临时小窝，摆一张木柜，存放了水壶、秤杆和耕具之类。

1983年，27岁的老林——当时应该叫小林，从潮州出来闯荡。“我不愿打工，就想自由，选了种菜这行。”他最早在佛山承包了一个果园，专种菠萝和梨子。他认识了梅县的何姑娘。两人结婚后，跑到深圳西丽工业区平山种菜。1987年和1989年，一女一儿先后降生在平山医院。1993年平山菜地被征，他们转到西丽水库租下两亩菜地，花了1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这套平房，继续种菜的日子。“我去看过在平山当年种菜的那块地，现在种了花，很漂亮啰！”

跟一般的潮州人不同，老林为了带好小孩，没想过去做生意。“种菜稳定啊，有钱就吃好点，没钱就吃少点。”

有的老乡迈腿向更远的关外，到公明去种菜。“拆铁皮房是一平方米赔100多块。他们的钱还没拿到手就搬走了。去要了几次也没结果。我这平房一平方米也就赔200多块。国家要征收，我们也没办法，该回家了。”去年老林也想去公明种菜，因此在公明塘尾（注：公明是宝安区的一个街道，与东莞交界。塘尾是公明的一个社区。）以35万元买下一套三室一厅的小产权房，简装了一下。由于长期闲置，他想转手卖掉。“38万卖了就行了。人家买也很辛苦，我不想卖贵了。能保本，只要不亏就行。”

老刘是揭西人，老婆也姓刘，他们是潮汕地区的客家人，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排在最末。排行第四的细妹也有26岁了。目前只剩两个女儿没有成家，其余的都有了小孩。儿子一人远在太原做生意，只有大女儿在身边经常给他搭把手。

老刘在宝安区石岩社区的黎光村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细妹在附近上班。她因公走了不少地方，全国各地乃至美国。上午小雨未停，老刘在看中央四台纪录片《国家记忆》。只上过小学的老刘爱看历史和时事新闻，“那些拉里拉杂的东西，小孩喜欢看，我都不看。”

刘家在房子后面的山上种了两亩多荔枝。他们主要打理菜地，稍带管管荔枝。老刘举起手说：“人家荔枝长荔枝，我的荔枝长叶子。”他的指甲盖又粗又厚，指头长着茧。

门前还有一棵龙眼树，刘阿姨说：“龙眼出来了，你们来摘龙眼。荔枝熟了，你们带小孩来。青瓜出来了，你们来吃青瓜。外面的青瓜都打了药，那花一直不掉。我们种的青瓜土生土长，味道就是不一样。”

征地是迟早的事，老刘也打算回揭西养老，顺便种点菜自己吃。午饭过后，大家在看电视剧《遥远的距离》。这是老刘所说的拉里拉杂的东西。他兴趣索然起身去里屋，每天这个点他都要午睡。

刘阿姨和何阿姨坐在电视机前闲聊。刘阿姨被大女儿说成：“就爱煲琼瑶剧，喜欢悲悲惨惨，哭哭啼啼。”

爱写东西的大女儿

“生活的困难时刻紧来，我不会轻易认苦。子淇，我的儿子，妈妈也有放松的时候，要时刻想着未来才能提高斗志。暴雨过后出现的不一定是彩虹，更有可能是水灾。我要做持续战斗的准备。人的经历和见识终会改变心性。

我想一直做这个梦，不想醒来，坚定不移，永远不忘前进的路，就算偶尔迷失方向，也要懂得回来的路。过着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我再也不可能分享他的幸福。我只好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刘文清的笔记本。有几个别字，歪歪扭扭，写了七页，除了心得，还摘抄了一些名言警句，不懂的字在括弧里注了音。她递给我们时害羞又自信地说：“达到那种境界了，那些词语和灵感在脑海里自然出来了，不用自己特别去想。”31岁的文清是刘阿姨的大女儿，嘴里戴着牙套，一副典型的岭南人面相。除了写，平时她还看《忏悔录》和《我的名字叫红》等书。《忏悔录》上下两册的扉页上分别写着：“心的窗口，生活如影，时光似风”。“上部用了一年”。刘阿姨笑：“平时在菜地里干活那么累，还写这些东西，初中都没毕业呢。”

文清在一家只有20多人叫银星的厂打工。工厂做电缆附件。主管打算给她升组长。她特别高兴，这意味着她要加工资了。厂子在麻磡村29号工业区，离菜地只有四五里。逢周末她就过来帮爸妈种菜淋水，“妈妈和爸爸不辞辛苦把我们养大，他们付出了很多。”

想换个环境的女婿

文清的老公小钟要年长三岁，他们打小就认识。小钟兄妹五人，父亲在丽康路武警中队后面承包了一座租期20年的果山，种了满山荔枝。小钟6岁从老家普宁来到深圳，在白芒小学借读，学费900多元。他亲眼见证了全是瓦房、铁皮房的白芒村建起第一栋楼房。中学他又回到了普宁老家上学。

汕尾地区不重读书。17岁他到东莞去买菜，一年后进入康佳公司储运部开叉车，主要负责装卸显像管，当时的显像管很重，48个21寸的显像管就有一吨多重。“忙的时候，48小时都没睡过。”他在里面呆了5年，2009年回到父亲的果园当起了果农。果园离这块菜地不远，结婚前他常帮未来的丈母娘卖菜。果园承租合同今年到期，他介绍了一个投资商前来买地，最终没和本地人谈拢。他打算收完这一季荔枝就去东莞看看。

“不想在这里呆了，要换个环境。”

小钟肤色正常，小眼睛，细眉毛，面容端正，脚下趿着一双蓝色拖鞋，和工厂男工没什么两样。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果农。今年荔枝开花不多，小钟断定将是一个歉年。谈到去东莞后儿子异地上学的问题，他在话语里透着无所谓的态度。他已经厌倦了八年的果农日子。管理荔枝并非想象中那样轻松。除了在荔枝成熟时繁忙，平时他还要修枝、下肥。单修枝一项就要耗费两个多月。

小钟吃过午饭一个人骑电摩先回了果园。

小林在深圳长大，还是选择回家乡

小林正处在老林当年出来闯荡的年纪。他性格温和，稍偏胖，与他爸全然不同，更像母亲。他算是地地道道的深圳人，除了在户口本上。他出生于深圳，通过缴纳借读费在白芒小学和西丽中学度过了少年时代。他不爱上学，仅止步于初三。他的姐姐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后来又考上广州一所大学，大专毕业后嫁到佛山。

电视后面的墙上贴着三张毕业大合影。两张是姐姐的，上面写着：“西丽二中2004届初三年级全体师生合影”，“侨城中学2007届高三全体师生合影”；一张是他的：“西丽二中2005届初三年级毕业合影留念”。每张照片都有160人以上。他至今偶尔与几个白芒本地的老同学有些联系。这些同学都是以祖上的物业租赁和每年分红为主要收入，有的在社区工作站谋一份工作打发日子。他们在身份上与小林拉开了距离。

小林16岁时就出来做事，在满足法定年龄后进厂打工，他已有七年的工厂经验。原关口不远处的百旺信工业园里，有家做银行U盾的文鼎创公司。他目前在这家只有80多人的工厂打工。一晃4年过去了，他觉得待遇不错，还有伙食补贴。

上学的时候小林偶尔在地里帮家里种菜，收菜。除了没有网络，他很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平常他和老婆小孩都住在这里。“这里不会苦闷。空气好，环境挺不错。隔壁刘叔在石岩黎光新房过年，呆了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19岁，他在工厂遇见现在的老婆。两人未婚先育，有一对儿女。女儿嘉怡，9岁；儿子嘉瑄，7岁。这是潮州人生儿育女的普遍次序：女儿、儿子；或者女儿、女儿、儿子。现在的年轻人比老一辈观念有进步。但总体上想要男孩的愿望根深蒂固。因此这个生育链还会拉长：女儿、女儿、女儿、儿子。小林吃了上学不用功的亏，如今他特别注重下一代的教育。为了符合上学政策，他特意在白芒村租了一间单房。一对儿女在上学之余，他又花一万多元，将他们送到附近一个培训班学习跆拳道。

小林从小在深圳长大，普通话没有老家口音，而潮州话带着外地口音。“回家说老家话，老家的人以为我是外地的。”公明塘尾的房子打算要卖掉。家乡是最终的退路。最近，他和老婆在老家镇上看中了一套54万元的商品房。这两天老婆带着儿子正在老家办理付款手续。

墙上挂着一面用镜框装裱的十字绣，小林老婆花了四个月才把它绣完。中间有“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左边绣着两只青花瓷瓶，一只瓶里装着腊梅，左上方还有三个奥特曼，右面是红牡丹。画面上还有四只蝴蝶、一只葫芦。本不是一个季节的杂七杂八的事物，被整在一起。女主人大概是想多多益善。镜框里还嵌着六张照片。其中有四张儿子的，一张女儿的。

客厅里的时间

刘家客厅里，石灰壁脱落的墙上挂着一只数字刻度的圆钟，下面是一份手撕挂历，已撕到19日。撕历旁边有一面旧挂历，白底反面朝外，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这满页的号码，清晰地勾勒出刘家的社会关系网。除了亲友，上面有顺丰、工地送菜、电工、肥料、鸡屎、农药等手机号码，还有一个买马的手机号。

林家客厅的一面墙也是相同的格局，一只圆钟，外加一只心形小闹钟，一份撕历，一份肥料公司赠送的挂历。对工业生产来说，时间只是一个效率单位和区分标志，人的生活被分为上班和下班。在这块偏僻的菜地上，时间把生活分成耕种和收获。时间是与有外面世界步调一致的唯一参照物，在与世隔绝中，受到特别的关注。然而林家撕历上的日期是17日。

刘家的圆钟对面，餐桌上面，贴着一幅世界地图。只有刘家细妹走过了地图的另一半。客厅后半截的小房里堆满了杂物。墙上挂着将要脱落的SHE肖像和日本漫画少女。显然这是老刘的四个女儿留下的痕迹。右边的里间有一张挂了蚊帐的床，被子凌乱卷着，仿佛15元旅店。两面墙挂满了衣服。靠窗的台桌上散落了一叠码报和一本六合彩的书。这家主人也热衷于买马，在繁重的种菜之余，给枯燥的日子制造一点悬念。

客厅外连着两间耳房。一间房摆了一张简易的床，另一间房是厨房，煤气灶旁边还筑了一只火灶，灶膛里燃着枯柴。

6岁的子淇眼巴巴地盯着我们带来的一袋巧克力糖。小钟说：他不能吃巧克力糖，咽喉这里的扁桃体会发炎。子淇听话，眼动手不动，眼睛发光。第一次在田间碰到他，他穿着高统靴，黑黑瘦瘦的，拿着比他还高两个头的钉耙在地里挖土。

邻家一个女孩来和他玩橡皮球。在游戏中，他终于露出顽皮的个性。皮球造型是只熊猫，有两只耳朵。两人分别拿着皮球扔来扔去。一边扔一边喊：

“爱人之力，五灵威力！”

“水灵之力，超级变身！”

每一个小孩都活在动画片里。隔壁一位菜农的9岁外孙女也加入了游戏队伍。这位菜农的女儿嫁到了香港，周末常带两个女儿回娘家菜园。耳房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们坐在客厅里继续翻看刘文清的笔记本：

“他就这样被关进了黑暗世界，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就等于掉进了无尽的深渊。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恐惧、孤独时刻如影随行。可怜的他只能躲在角落。离别只为重聚。

现实生活的困难考验我俩的决心。在对未来美好幻想还没破碎时刻，抓紧努力上进。

人类是最可怕的动物。他们经常对一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下手，弱肉强食。社会现实残酷不过如此。

人生就是一场灾难。

抱怨这种病毒，

信念的力量，

天主啊，就让我幸运一次吧！

别让不幸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做错什么啊！我爱我的父母和孩子。

我活着，活着的意义何在。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悲伤的影子。

除了忧愁，爱，恨，笑，都是我的情绪，但为什么忧伤的时间最多。除了个人性格和女生的天生感性。还有就是随之年岁的减增阅历。”

这样的笔记，她交到了并不太熟悉的我们手里。这个不设防的人，对我们表现出的信任让我们感到羞愧。来之前听说，她喜欢阅读写作。我们给她捎来了一本书。在这荒僻的菜地里遇见一位文学爱好者，算是小概率事件。

第一次遇见文清时，她蹲在垄间麻利干活，15分钟就栽下了840棵小白菜。脸上始终挂着克制的微笑。很难想象到她的内心结构是如此纠结复杂，感情生活受过重创。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还是一颗少女心，带着灰姑娘的渴盼。她在笔记中既绝望又不断自我鼓励。她说自己的母亲爱煲琼瑶剧。在骨子里，她比她母亲更加琼瑶。

我们披上雨衣蹬着共享单车，从菜地回来，我在想该如何为这个旅程结尾。城市中最后的农民迟早是会消失的。他们与土地产生了最后的故事，也是构成城市底部的一种个体记忆。很少有人能觉察到，菜农们曾踩着单车悄悄穿过这座城酣睡的呼吸，在沙河西路来回走过了17200次。当太阳照亮汹涌的上班人群和车流，还有寥寥几人在这里守着农历欢欣耕作，把汗水交给土地。

最后再用文清的一段笔记，为这次城市农民的探访加一点抒情的文艺调性：

我曾经问过父亲，人为什么活着。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平凡忙碌是为养育多年的父母，为连心连肉的子女。一生为其苦，转眼即空。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45厘米”，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