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自闭症：训练他们还是学会与他者共同生存

此前，十五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走失四个月后死于托养中心的新闻，再次让自闭症人群进入公众视野。自2008年起，4月2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自闭症关爱日”，据统计，在上世纪，自闭症发病率仅为万分之五，而在21世纪初，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每8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然而，“疾病”的背后总是有一套话语，我们如何定义疾病、看待疾病和诊疗疾病，都在一种社会所规范的框架之内。当面对自闭症、精神病等等的“疾病的面孔”时，过去理性主义者会惧怕他们，把他们隔离、排斥甚至加害，而今天的人文主义更倾向于把他们按目前社会上“典型的人”的方向去塑造，让他们在一个“功能性”的层面上与其他人相遇。在人文主义的虚假关怀之下，自闭症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产业链利用，被塑造成商业景观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我们似乎只关注如何把他们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正常人”，而忽略的是他们自身的欲望和潜能。也许，精神分析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在“自闭症”的标签之下，看到他们更丰富的独特性和发展可能性。

作为景观的人文主义关怀

在4月2号世界自闭症日，我参加了某商场举行的一个“让自闭症发声”的项目。节目编排表包括儿童歌唱、聋哑人舞蹈、高功能自闭症的钢琴表演等等。台上两个也是小朋友的主持人用官方的说辞褒奖节目的精彩，台下的观众大多是服务自闭症儿童的志愿者，似乎不多的路人愿意为此驻足。作为其中一个志愿者的我天真地以为在这个活动能够和自闭症的孩子和亲属有直接的接触和交流，但我们被阻隔在舞台的上下——他们是表演者，我们是消费者，共同组成了这个集中式的景观，为周日的商场增添了字面意义上的“人气”。我知道为了解决自闭症家属燃眉之急的经济问题，这些“秀”也是没办法的，但还是难免因没有真正地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而感到失望。

这类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应该不在少数，在那里我们看不到自闭症群体的苦难和真实的生活，看到的是他们被训练的成果，看到的是作为“励志”的典范。这很难不让人想起马戏团——一个侏儒、畸形人、精神病等边缘人群聚集的地方。在马戏团里，人与动物模糊了界线，他们无法像“人”一样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他们要生存的话需要出卖自己的症状来满足他人猎奇的心理，成为被看的客体，他们似乎算不上是“人”，而像是“人”的一种补充。

在17世纪中期，疯癫的世界是被排斥的世界，一切与理性相左的形象都要被唾弃、排斥、隔离，那里的精神病治疗所并没有治疗，人们进去是因为不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直到大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人道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到来，人们用惩罚性的系统开始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试图重新让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但与此同时，也将一种道德审判放在她们身上（《精神疾病与心理学》66-70）。到了当代，我们对包括自闭症在内的精神病患的行为训练越来越彬彬有礼，也不会明显、公开地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但是这个号称人人平等的人文主义转向又引入了新的问题，它的平等不是人的平等，而是典型的、完善的人的平等——一般是中产白人异性恋，他们在社会有支配性的地位。而那些与这些模范的人不同的人，必须加以治疗、训练，以变得适应这个由“典型的人”所支配的社会。在人文社会里最重要的关注点不是人，而是典型的人以及其价值观，在中国的语境里，可以叫作“模范公民”：克服自己的缺陷努力工作，贡献社会，传递出人人只要刻苦都能成功的寓意。投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政治光环都阻断了与他们的真正相遇。所以今天的人文主义也只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变种和延伸，两者对“非正常”的恐惧是不变的，期间的“进步”只是福柯所说的君王权力向规训权力的转变，从“让你死”变成“让你生”，从隔离到用正能量、猎奇景观去遮蔽那些“疾病的面孔”主体性的存在。

行为主义的过失

上述的意识形态直接能体现在治疗的方向和态度上，一部分自闭症治疗者关心的，只是自闭症在多大程度上能遵守社会的规则，或者说为社会创造多少景观。行为主义迎合了这个要求，所以在自闭症的领域大行其道，即使在精神分析气氛最浓厚的法国，行为主义与政府勾结试图去垄断这一领域的治疗，尤其排斥精神分析用于治疗自闭症。（见《自闭症的困局：法国ABA疗法体制化幻想的破灭及评论》一文）这不难理解，一是因为其“专业化”的治疗伴随着的巨大利益，二是行为主义训练出来的是便于人口的管理。相比之下精神分析的治疗有时间和效果上的不确定性，给那些注重效率和看重“可重复性”的科学标准的人留下诟病的余地。

行为主义的治疗聚焦于患者行为的层次，它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奖励-惩罚的条件反射系统增加被期待的行为出现的频率（如礼貌行为），减少不期待的行为出现的频率（如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或塑造一项技能（如弹琴画画）。经过一段时间的行为治疗，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彬彬有礼的自闭症小孩，但是从他们细微的表情和动作可以看到，他们正承受着巨大的焦虑和痛苦，刻板行为也是焦虑所体现的症状，只消除表面症状不顾内部的病因就等于让发高烧的人正常工作，不顾其身体内部正剧烈地消耗着。

当然也有人会说，自闭症目前是治不好的，我们能为自闭症的孩子做的就是教会他们一项谋生的技能，减少他们父母的经济负担。这个说法难以反驳，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在中国自闭症的诊断有大规模的误诊（遵循“不能确定无，就诊断为有”的原则），精神分析家吉布尔在北京星星雨机构和自闭症的孩子工作过后说，八成在中国诊断为自闭症的患者在法国根本不会被诊断为自闭症。如果那些被误诊的孩子们过早地使用行为主义的教条进行治疗，以训练代替了治疗，那么他们身上活生生的潜能和独特性可能会被遮蔽，因为投向他们的目光并不再是宽容、期盼、等待的目光，而是如同看待没有生命之物那般机械的目光。

精神分析能否提供一种重新看待“自闭症”的可能？

笔者未曾亲自和自闭症的患者工作过，但听过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比如一个精神分析家拿着一个恐龙玩偶和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说，“这是谁的孩子呢？”那个从不会说话，也不会和别人有眼神接触的孩子突然把目光放到了那恐龙身上，分析家把恐龙放到孩子的妈妈身上，孩子也跟了上去，然后他的妈妈把恐龙拿开而抱起孩子，分析家对孩子说：“原来恐龙不是妈妈的孩子，你才是妈妈的孩子。”这次治疗之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发生改变。

也许他的症状背后的原因，是母亲对他的力比多投注不足。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自闭症的小孩是没有进入“镜像阶段”（大约在孩子6-18个月时期，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镜像阶段前，孩子的身体感觉是支离破碎的，仿佛处于焦虑不堪的混沌之中。而在这个阶段里，母亲作为隐喻的“镜子”与小孩互动（在镜子里会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同样在与母亲的互动里小孩也能看到完整的自己），比如小孩拍手时，母亲会说“我们的小宝贝鼓掌啦”，孩子因为会知道刚才动的是自己的手，刚才的声音是自己发出的，同时这个或许是偶然的动作就此有了对应的意义。这会让孩子从混乱无序的世界中走出来，分辨出自我的轮廓，这也为孩子学习语言打下基础。如果母亲在这个时期里没有与孩子进行足够的互动和关注，可能会成为自闭症的原因。但必须补充的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不具有普世的意义，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其他原因甚至是相反的原因——比如母亲对孩子投注过多，双方无意识中也不愿意与彼此分离，那么孩子也就会停留在镜像阶段前那个分不清自己和他人，所以一切分离都还没发生的世界里。

但那个看恐龙的孩子也许不能被严格地诊断为自闭症，因为他能够对意义产生感知，他能够把“孩子”这个词与恐龙玩偶、自己、母亲联系起来了。由此可见他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由语言和符号所组成的网络之中，他本身也已经是符号网络的一部分。他的症状（可能是不说话、出现刻板动作）也许是一个要求的讯号，他要求母亲注意和承认他的存在，要求母亲和他互动，协助他和焦虑抗争和建立边界。如果母亲察觉到这个信号，那么或许就有改变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不是对患者的训练和教育，而是像对所有参加精神分析的人一样，去发现他欲望的所在，这个欲望是一种内在的冲动——他的目光投向恐龙孩子，是感觉它与自身有紧密的联系，于是某种冲动升起来去回应它。也是在这一刻，他与其他有自闭症症状的孩子都不同了，他展现了表面上每个患者都相似的症状背后独特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建立在他与家人的独特互动上的，而不只是一个普遍性上的。

与此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传授都是带有规训性的，是外在的。也许自闭症的儿童能像照相机那样临摹一幅画、一字不漏背下电话本里的号码，但这些令不明所以的观众惊呼神奇的技能也许与他的主体性无关，也就是说，与他的内在冲动是割裂的（所以艺术的创造性正是在于失误，因为主体内在的冲动在场，失误才可能发生），而讽刺的是这正是现在的社会所需要的。

后人类：新的共存伦理

显然，人文主义在今天遇上了新的伦理问题，我们发现了那些美好的说辞背后隐藏起来的那些被屏蔽的面孔。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依多蒂建议用“后人类”的概念来代替一个典型的人，在“普遍生命力”层面上让所有存在平等，充分肯定每一个异质性存在的潜能。后人类是对人类的超越，是随时准备与他者相遇并随之改变的生成性姿态。在与这些他者相遇时，就仿佛进行着一场探险，或许是充满无奈、沉闷、恐惧和愤懑，但我们必须足够地耐心、仔细，容忍结论的时刻来临之前的漫漫长夜，抵抗一切轻率地下判决的诱惑。成功的案例也不是没有的，一些从自闭的症状走出来的人成为了作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家等等，尽管他们还是看起来“不太一样”。

在这里，也许还需要拿出精神分析激进性的伦理：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帮助病人融入社会，不是让他们有更好的工作和人际关系，相反，要把症状作为现存社会的裂口，把被排除、被遮蔽的他者展现出其真正的面孔，这些他者的面孔是对所谓的正常人和现存社会伦理秩序的不可回避的质问，不是所谓的正常人去改造自闭症，而是两者互相刻写、互相询问彼此欲望的深渊。既然我们的社会被他者并还会不断地被新的他者所刻写，所以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抛空原有的一切去面对他们，再去重新回答“我们如何共存下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