髀设·秀｜温柔地对待每一分土地，种出光明

【编者按】

“髀设”是市政厅关注好设计和年轻人好想法的版块。髀设，即毕设（毕业设计）。学生的毕设往往是年轻人充分调研后提出的新鲜想法，是体现“初心”的作品。“毕设”虽然意味着完结，但“髀设”是连接改变的开始。

市政厅收集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各有其打动人之处。最终，我们挑选出17个涉及不同城市空间和问题的作品，包括：老龄化、幼儿园、古村落、老菜场、老城区、工人新村、办公空间、共享社区、医院等等。我们也请不同的学者、专家和市民评委对这些作品做出评价。“髀设·秀”系列不是单纯展示毕设作品，而是展现年轻人思考、探索和理解城市问题的历程，从中看出年轻人独到的价值。

我家阳台上的小农庄

我家在南方的一座小城中心，高楼环绕，而我爸妈却在阳台上搞出个私人小农庄，春日鸟语花香，秋日硕果累累。我家住在二楼，有个二三十平米的平台，密密麻麻、高低错落地种着芒果、黄皮、杨桃、木瓜、青菜、辣椒、葱、姜、臭死草、石斛等等，水果蔬菜药材一应俱全。打理这个小农庄，是我爸妈日常最重要的休闲活动。其实我爸妈打小都是非农户口，只不过以前城镇小，他们那一辈人又遇上知青下乡，所以即使是城里人，也和土地有牵扯不清的情结。

可是中国30年来轰轰烈烈的城镇化，朝乡土的反方向头也不回一路驰行，仿佛一台无情的推土机，所到之处，乡村夷为平地，新城拔地而起。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余光照耀下，无论是来自乡村的进城者，还是石屎森林中长大的孩子，乡村始终意味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正如我的父母一样。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一句话：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2013年，我开始做毕设，我跟导师们说，我家阳台的小农庄正体现了城与乡在景观上割裂，但在社会文化上延续的矛盾。中国城乡这种藕断丝连、此消彼长的状态，正是我所感兴趣的。

逐渐消失的农田

刚好荷兰国际新城研究机构（INTI）和我们学校有毕业项目合作，以深圳为研究对象，自由选择研究议题。带着城乡关系的思考，我最终把研究场地放在了深圳的光明新城。深圳光明过去最为人熟悉的是光明农场，曾经是供港农产品生产基地；今日已是规划一新的绿城，成为全国低碳生态建设的典范。这个案例对于我的研究课题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我在2013年底首次踏足光明，此时新城已经成立了7个年头，我看到的是宽阔的大马路上来来往往装满建材的货车，工地上机器轰鸣，汽车路过扬起红色的尘土，与中国其他建设中的新城没什么两样。

其实到深圳前，我是带有假设的，我假设在光明能够找到农村的蛛丝马迹，从中能够窥见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而实际情况是，城与乡的并存和转化在光明随处可见。尘土飞扬的工地旁边是残存的农田，新建的高铁站背后是新开垦的私人菜地。城市大刀阔斧地将农田磨灭，而对乡土念念不忘的人们在新城中开辟出一片片小农庄。

城镇化热火朝天的土地上，面朝黄土、低头耕作的人们，大概是与这座城市的发展愿景最格格不入的吧。和他们聊天，我听到很多故事。在建成区边缘，我路过一大片长满野草的荒凉地，唯一一位养殖户守着他的两个鱼塘为生。他告诉我，旁边曾经都是菜地和鱼塘，两年前被政府征用，说要发展现代农业，将原有的鱼塘和菜地全部填平，没有一户人得到补偿。

更多小农户也跟我讲述了相似的故事：他们来自外地，承包2-3亩菜地，养活一家2-3口人。有的种了十多年菜，有的刚刚在光明落脚。他们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不知自己的菜地什么时候会被征收。

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充满生机的农田即将被无情覆盖，我开始怀疑，规划图纸上每加一条道路，每填一个色块，也许就意味着，有人会因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令我惊喜的是，在城市被废弃的角落，随处可见一些小菜园，整齐地分割成小块，每一块都种着不一样的蔬果。它们是由住在周围的居民自发改造而成的菜园。正在菜园里耕作的一对母女告诉我，这些蔬菜可以减轻一点购买食物的负担。我知道，那点五平方米的地，不可能喂饱他们一家三口。“反正有空就过来看看喽。”或许，消遣才是更重要的动机吧。

从光明新城回旅店的公交上，我开始想，一面是快速消失的农田，一面是雨后春笋般冒起的小菜园，这种城乡之间的吞噬和反吞噬，真是耐人寻味。

农业景观是什么？

虽然从“城乡”的视角出发，但城乡是非常广泛且界限模糊的概念。为了更加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我将关注点集中在“农业景观”上面。

农业景观，简单来说，是指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形成的风景或地理特征。它可以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层层梯田，可以是机械化时代的万顷良田，可以是山头郁郁葱葱的果树林，也可以是我家的阳台农庄。它可以存在于城市，也可以存在于乡村。

某种程度上说，农业景观和城市发展是不相容的。比如，在光明新城，我将优质土壤分布和城镇建成区叠加，发现两者高度重叠。原因很简单：古代村落往往坐落于最肥沃的土壤之间；而现代城市的扩张，往往依附于以前的聚落。尤其是，像光明新城这种依赖村镇企业，在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新城。

那么，为什么农业景观对一个城市，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大都市来说是必要的呢？目前深圳保留了约3万亩的基本农田，其中光明约1.8万亩。我国现行制度来看，农业景观是必然存在的。但这不能解释农业存在的必要性，农业景观对城市有什么价值呢？

农业景观对城市的价值

经济地理学地价理论认为，当城市边缘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小于农业经济价值时，就出现农业景观。但深圳城市发展建设动力仍然非常巨大，单从经济角度看，恐怕没有空间给农业景观。

第二种提出食品安全价值的，大多来自小国家或动荡地区。在城市周边保留农业生产功能，一旦食物贸易运输体系受到影响时，还能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自给自足。但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食物供给基本不成问题。

第三种说法是农业景观的经济价值，主要针对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通过发展农业景观延伸出来的旅游业、服务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但深圳的农业大多由外地人耕作，流动性强，服务业附加值的增长空间有限；当地居民均已离开土地，更愿意通过“种房子”获取收入。甚至可以说，深圳的“当地农民”已经消失了。

第四个理由是公平正义，这种说法多见于贫困落后的第三国家。农业景观被视为提高当地居民经济收入、提升妇女地位的举措。诚然，光明农业景观的消失，会对现有外地耕作者带来影响，但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城镇化也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其他就业渠道。虽然遗憾，但不能成为保留农业的充分理由。

第五个说法是生态低碳。有人提出，城市周边的农业景观能够减少食物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碳排放。但如果计算食物生产全过程的碳排放，都市农业的碳排不一定比乡村地区农业的碳排低。况且，都市农业所能提供的食物量，对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只是杯水车薪。

最后一个理由是社会价值。城市周边农业景观可以促进人们交往，鼓励户外活动，增强社区归属感，提供舒适宜人的田园风光，提高人们环保意识，为科研提供试验场，等等。无论我家的阳台，还是光明新区随处可见的私家农地，都说明农业景观的这种社会价值——“耕种”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农业景观得以在城市周边出现的立足点。

绕了一大圈，城市周边农业的存在价值，说到底，还是来自城市人的“乡愁”。而其他诸如经济、生态、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则是在社会价值这个基本立足点上，延伸出来的附加价值。

被规划隔在外面的“农业景观”

既然城市周边农业景观的主要价值是面向社会的，和人们生活紧密相连，那它是否就应该像公园绿地一样，成为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逻辑，但在传统规划中，农业景观往往被视为城市之外的一种要素。

这在光明新城的总体规划体现出来：城市和外围绿地被道路生硬地切割，两者间有着清晰界限。农业景观的保留，仅仅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下的权宜之计。

这些保留下来的农业景观，正在丧失乡村气息。就如我在光明的观察一样，大量小农场被大规模农业产业替代。就像深圳很多举措一样，市场化和效益优先是光明农业景观的发展宗旨。这种城市与农业用地的隔离，导致农业景观无法发挥社会效益。

因此，要将农业景观融入城市规划，第一条设计原则是，将农业景观和城市建成区在空间上进行有机整合。

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光明新区的一次专家座谈会，刚好有人提到我毕设的一块具体设计地块——甲子塘。甲子塘有一片长条状的农业用地，像楔子一样切入新区当中，农田肌理与新规划的路网格格不入。专家们大谈，这片农田可以被塑造成新区的独特景观，而当地政府部门却解释道，这片农田的保留只是为满足基本农田指标的无奈之举。和国内很多新城一样，路网是优先快速建造的。一旦路网形成，之后能优化调整的空间就很有限了。甲子塘就是很好的例证。

即使是新城，也不是一张白纸，很多新城是从农业景观演化过来的。如果新城不考虑农业景观基地，则会导致建成部分与未建成的部分产生不协调。

为此，将农业景观融入城市规划的第二个设计原则是：充分考虑从农业到城市的演化，让规划方案成为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的目标，这样可以给与城市发展更多的灵活性，降低新城建设中的风险。

而对于城郊地区，农田景观往往是主要的景观要素。我的研究中，主要是指深圳生态控制线内的区域。生态控制线是深圳十多年前规划设计上的一大创新，生态控制线内是原则上不允许任何建设活动，从而限定了城市开发的范围。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加强，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因此深圳生态控制线内农业景观发的展将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议题。

在生态控制线内建设活动受到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态控制线内居民的利益，但对全体市民来说，却拥有了大片的户外休闲活动空间；而这同时为生态控制线内的空间带来另一种发展机遇。城市周边的农业景观邻近城市，因此更有机会将农业景观和城市各种需求进行整合。比如在珠海斗门区，乡村旅游正在蓬勃发展，充分挖掘农业景观的各种价值，通过农作体验、农产品开发、休闲度假、观赏游览等旅游产品开发，重新激活了乡村的价值。

又比如，近年来，深圳出现了市民承包一平方米菜地这样新颖的都市农业模式。在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光明新区，则出现种子培育等高科技农业。

因此，我的第三个设计原则是，要对城市边缘区农业景观的功能进行统筹，实现城市与其周边农业景观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将农业景观纳入城乡规划体系，核心出发点是，将农业景观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兼顾生态、经济和公平的价值。为此应该做到这三点：一是空间上，实现城乡建成区与农业景观的有机结合；二是时间上，对从乡到城的演化过程进行规划控制；三是功能上，统筹城市与近郊农业景观的发展。

问题是研究的核心

在毕设完成后这两年里，我一直在深圳工作，也与资深规划师聊过我的论文，让我对农业景观这个议题有了更深刻的见解。现在再看我的毕设，我认为，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一个漂亮的规划方案，而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城镇发展能不能给与曾经的农田多一点点尊重？源远流长的农耕体系，是否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对新城建设中的城乡互动，规划是不是应该提供更细致的引导？”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和导师讨论最多的，也恰恰是“研究问题是什么”。他一直强调，问题是研究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比答案更重要。一个好的问题就像一颗种子，可以不断生长。虽然我的答案还很粗糙，但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伴随着我，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和知识，也不断充实我的答案。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为我提供一个观察城乡关系、思考城乡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让我对区域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今日光辉城市的根基，正是五千年来祖辈们辛辛苦苦经营过的土地。希望现代城市的规划建设者们也能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温柔地对待每一分土地。

吴文媛（深圳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首席规划师）评语：

我非常喜欢作者的这个观点：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就要求对问题本身需要一个科学和理性的论证。本文作者也许是被研究中的具体所见感染，用了一个文学化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然后用了一系列非常先进的设计技术去达成目标和解决问题，所以在最后我们也看到她对现实走向的无力感，从而寄希望于规划者和决策者能“温柔地善待土地”。

理论上说，任何城市都有农业景观。如果自然演化，城市内部不可能出现重要的或是有规模的农业结构，如荷兰。如果政府过多干预，会出现日本那样的农业景观，但这牺牲了农业效率，不能将这种农业景观作为有效供养城市的产业。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城市的居住形态能不能承载“乡愁”的问题。总之，城乡形态之演化，政府会设计错误，规划师也会设计错误。温柔地对待人的亲地需求，也许才是我们展开检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