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手机”大战“血汗工厂”：科技如何为社会公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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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智能手机成为了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寡头垄断的电子市场中，血汗工厂是每一个手机品牌的公开的秘密。从电池、主板、液晶屏到装配线，奴工、童工、工伤比比皆是。选择苹果还是三星的背后，可能只是助长了3个跳楼还是5个断手的区别。公平手机的横空出世让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血汗手机，看到了一种摆脱资本控制，重构全球生产的可能。公平手机是如何改造血债累累的手机的生产过程？那些生产公平手机的工人们境况又如何呢？公平手机的口号是“购买一部手机、开展一场运动（buy a phone, start a movement）”。在公平手机的官网（fairphone.com）上，可以下载非常详尽的调研报告，比如如何与非洲的民间组织合作以获得相对洁净的稀有金属原料、中国组装线上的劳工状况、以及新一代产品的成本和定价。

整天用手机的你，是否想过：在大公司寡头垄断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里，除了苹果、三星、小米、华为这些传统品牌，还存在更另类的选择吗？如果不想买血汗工厂代工的产品，是不是只能用老旧笨拙的诺基亚？

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手机制造业迅猛崛起，但其发展套路基本上是跟着美国的硅谷模式亦步亦趋：利润至上、股东至上、老板至上，就算讲点企业社会责任，也常常只是在劳工、环境等方面做点门面功夫。到底能否在智能手机的生产过程中打破资本逻辑，进行更根本的创新，让科技为公平社会服务？也许这只是一场美梦？

2014年我买了部非同寻常的“公平手机（Fairphone）”。它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家同名社会企业的产品。

2015年4月，公平手机被“下一代网络（The Next Web）”大会评为本年度“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创业公司（Europe’s fastest growing startup of 2015）”。入围此项评选决赛阶段的有六家IT企业，来自六个欧洲国家，业务范围涉足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打车软件、大数据等。结果公平手机获胜。

评选指标不看公司的社会定位，也不靠点赞、粉丝数、网上网下拉关系那些虚的玩意儿，而是看经过严格审计的硬指标：营业额增长幅度。从2013到2014年，公平手机总营业额增长79倍，位居第二的德国打车软件公司增长44倍，所以公平手机夺冠实至名归。

这是IT行业的社会企业在类似评选中首次赢得殊荣。此事有划时代意义，因它发出两个明确信号：一、社会责任不是拖累，也不是花瓶，而可成为科技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二、IT革命不再局限于科技领域，而已开始涉足更本质的社会创新，包括摆脱资本控制、重构全球生产体系。

公平手机是个怎样的公司

我用的是第一代公平手机，2013年生产，只有3G。最近公平手机推出第二代产品，取名Fairphone 2。它经重新设计，4G上网、屏幕更大，已于2015年11月量产。到底它与第一代产品有何区别？“公平手机”究竟是家怎样的企业？恰好有机会路经阿姆斯特丹，我于是前去探个究竟。

荷兰经济发达，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是中国的3.5倍，基尼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25.8，中国是55.0）。说明该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均富。难怪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里，荷兰高居世界第四，中国仅排名91，差距相当大。

荷兰社会发展水平如此高，在我去公平手机办公楼的路上，见到最多的却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这里人喜欢骑车，因为不但健康而且环保，同时在城市规划层面，市政府优先考虑骑车族，专用自行车道建得又多又好。公平手机总部的四周，自行车随处可见。在阿姆斯特丹这很平常，背后则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态度、一个社会的发展理念。

今天约好见公平手机的传播总监（Chief Communications Officer）泰莎－温妮可（Tessa Wernink）和项目官员萨斯齐娅－威登霍恩（Saskia Widenhorn）。泰莎生于香港，在赤柱长大，直到9岁随家人离开，自己后来又在上海生活过两年。我2014年曾对她进行过电话访谈，知道她是公平手机的第一批全职员工。萨斯齐娅来自德国，加入公平手机之前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瑞士日内瓦总部的工作人员，目前具体负责手机制造过程中的劳工项目评估。

约好见泰莎和萨斯齐娅，不料一进门却碰到公司“一把手”巴斯－凡－阿贝尔（Bas van Abel）。他是公平手机的创始人兼CEO。以前我们通过电邮。他也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所以面孔非常熟悉。这次本来没想惊动他，不料一进门却撞个正着。“迎接客人是我的工作，”他半开玩笑地说，“让我帮你把泰莎叫过来。”

和许多IT企业一样，这个办公空间采用开放设计。它原是阿姆斯特丹港的仓库。公平手机搬进来以前，是荷兰绿色和平组织的办公室。虽然公司是做智能手机的科技企业，但在这工作的39名员工，真正负责硬件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却不超过一半。另一半有负责财务、营销、供应链、法律的，还有负责环保、劳工、售后服务、公众教育的。创始人巴斯既是IT人又是艺术设计师，他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巴斯、泰莎、萨斯齐娅和我围桌坐下。一番寒暄之后，巴斯首先发问：“中国的劳工状况最近究竟怎样？政府对改善工人待遇究竟态度如何？”他十分关心中国工人，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公平手机也是在中国组装的。

轮到我发问，首先当然是了解该企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公平手机发轫于2010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当时主要针对刚果的奴工问题。原来智能手机里必不可少的金属成分，比如钶钽铁矿、钴，往往产于刚果。当地战乱频繁，军阀用暴力强迫包括未成年人挖掘“血矿”，其工作条件及劳动报酬与奴隶无异。

2010年欧洲各国开展反对血矿的社会倡导，巴斯作为荷兰民间基金会Waag Society的成员参与其中。他和身边的参与者逐渐认识到，光做倡导，只能隔靴搔痒。要推动真正的改变，就需要彻底改造智能手机全球生产链，让手机生产过程变得更洁净：采矿不要用奴工、组装线上的工人不要连环跳、污染环境的电子垃圾尽量减少。

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平手机在2013年1月成为独立注册的社会企业，当时只有5名员工。同年5月他们成功运用网上众筹，获得生产第一代公平手机的启动基金。那时产品还没出来，一切只是概念。公司预计能有5千人认购手机就不错了，不料公众反应极为热烈，一下子认购了2万6千部。

公平手机于是顺利投产。它采用相对洁净的原材料和公司自行改良设计的安卓操作系统。第一代公平手机由重庆国宏机电有限公司组装，售价325欧元，约合2250人民币，迄今已卖出6万多部。新产品“公平手机2”由苏州赫比电子组装，售价525欧，约3630人民币。

公平手机的成功很快吸引各国传媒关注。《纽约时报》在2014年6月2日报道中写道：“公平手机的目标是只用非冲突方式生产的（conflict-free）原材料来制造智能手机；在装配过程中提供公正的工作条件；设计出性能卓越、可长期使用、且方便修理的手机；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回收再生系统；并令生产运营全过程透明化，包括生产成本和手机定价。”

这都是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它们涉及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方方面面：和平反战、劳工权益、科技设计、环保、企业透明度。公平手机的口号是“购买一部手机、开展一场运动（buy a phone, start a movement）”。但到底它是什么运动？它在哪方面最成功？

听了我的问题，泰莎想了想，答道：“透明化。我们在这方面比其他所有的手机公司都做得更好。”的确如此，在公平手机的官网（fairphone.com）上，可以下载非常详尽的调研报告，比如如何与非洲的民间组织合作以获得相对洁净的稀有金属原料、中国组装线上的劳工状况、以及新一代产品的成本和定价。

科技如何为公平社会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给装配工人发放“生活工资（living wages）”，公平手机还特别设计了“工人福利基金（Worker Welfare Fund）”。比如售价325欧的第一代产品，除了劳动者个人所得的工资外，还有1.93欧被返还给工人福利基金委员会。同时，代工企业重庆国宏也向该基金提供同样金额的注资，使每部公平手机最终售价的1.19%成为工人集体的财富。这笔财富如何使用则由工人投票，通过内部民主机制决定。

1.19%也许听起来不起眼。但要知道，每部iPhone售价只有1.8%是组装者的劳动力成本，真正发放给工人的很可能不到1%。而公平手机的1.19%却还不包括工资。如果“公平手机2”的装配商苏州赫比也能像从前的重庆国宏一样注资支持，则苏州的工友们将可得到每部手机售价的2.74%。即比苹果给富士康之流的总体物质回报还要多出52%。

而“工人福利基金”除物质回报之外，还有集体形成和促进民主治厂的作用，其社会价值无法用钱衡量。

给劳动者的物质回报只是公平手机重新设计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萨斯齐亚告诉我，他们严格采用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考察生产链的每个环节。

另一重要变化是采用模块（modular）设计：整部手机可以很方便地打开，然后用最普通的螺丝刀（修眼镜的那种螺丝刀）就可把手机的主要零部件“大卸八块”。这样的设计实现在智能手机上，是空前的。它不但方便产品维修（包括让用户自己修手机）从而延长使用寿命，而且稳定生产流程，减少工人劳动压力，不用像生产苹果手机那样面临装配流程不断调整带来的困扰。

输出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更根本的一项创新是公平手机的营销模式。它不靠广告宣传、明星代言，更不搞什么“饥饿营销”，而主要靠网络社区共同体口碑相传。有人下了订单，积累到一定的订单数量，才会进行批量生产。因此生产的每部手机都是已有买家事先认购了的，不会出现一边工人加班加到死，一边手机却卖不出去的情况。

除了网上个人订购，荷兰和德国的移动运营商也开始向用户提供公平手机。不过，目前产品只在欧洲进行售卖。我也要请欧洲朋友帮忙“收货”，才能买到公平手机。公司近期不会扩大直接销售规模到亚洲，因为他们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想上市，更不要风险投资。对这家社会企业而言，有机成长才最重要。他们不依赖任何捐款，纯粹依靠销售有竞争力的产品收入，维持公司运转，并且达致欧洲第一的增长率。

最重要的是，公平手机传递出反对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的手机应该可由我们自己来修理。手机不是越新越时髦。我骄傲，因为我的手机用得比你的更久。打开“公平手机2”的初始界面，首先看到的就是你拥有这部手机的时间。使用公平手机时间最久的用户将得到大家的特别敬重。如此设计，与强调快速消费的主流智能手机设计观念大相径庭，难怪它可以迅速崛起，在销售业绩上超过打车软件和大数据公司，背后原因是它代表的社会进步理念 —— 透明、环保、公正、民主 —— 这些已被多数智能手机公司所遗忘、所背叛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人会用公平手机？根据公司调查，他们的用户多数是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且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科技达人。他们平均年龄37岁，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就是工程师或在科技企业任职。其中很多人是电脑程序员，他们的工作正是设计和改良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和其他活跃用户一样，他们通过参与公平手机的网络论坛讨论，直接参加到软硬件产品开发过程中。这也是公平手机成功的关键之一。

不知不觉已是午饭时间。泰莎邀请我一同共进午餐，地点是他们的自助餐厨房。这里有两个大冰箱，里面是制作西餐（主要是三文治）的各种原材料。所有员工，包括管理者，人人平等，全部在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说：“这里像是社会主义公社的食堂！”大家看着我，露出自豪的微笑。

告别前，巴斯、泰莎和我拍了这张合影。我问他们未来有什么打算？会做“公平笔记本（Fairlaptop）电脑”吗？他们谦虚地说，还没想那么远。

消灭不公 任重而道远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

回国后，我和资深IT男“熊节哥哥”聊天，无意聊到公平手机。他很感兴趣，于是把相关资料分享给他所在公司的同事。不料，其中一位非洲同事看过后认为这个项目十分有问题，他批评公平手机对自己在非洲的成绩夸大其词，其理念仍然相当的西方中心，没有足够聆听当地人意见，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令刚果等地矿工境遇更加悲惨。

我将这些尖锐的负面意见一字不漏转发到公平手机的网上论坛里，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三周时间里收到几十条回应和2300多点击。公平手机负责非洲项目的同事进行了详尽回答，但更多是普通用户的发言讨论。

很明显，公平手机在避免使用“血矿”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达成目标。解决中国血汗工厂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在生产流程设计上尽量照顾劳动者，但成都国宏的员工仍然觉得工资低，“工人福利基金”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决策，最后也只是成了个人均分的奖金，而没有为工人集体发挥更大作用。

难怪泰莎认为他们现阶段做得最成功的是企业透明度，言下之意是在非洲和中国、在环保及劳工等多方面，他们都还在持续努力中。这恐怕也是公平手机作为社会运动，而不只是普通社企，其精神所在。

科技为公平社会服务，这原来不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场美梦。它的实践已经开始。它的世界体系已露端倪。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首发于土逗公社（tootopia.me），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