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创始人逝世100周年：柴门霍夫何时为中国人所知

1980年8月2-9日，青年时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带领八人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代表中方致辞。回国不久后的8月24日，激情难抑的大文人巴金即短暂变身为理想主义者，写出了声情并茂的《世界语》一文。该文在回溯自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学习世界语的经历及自己长达六十年的世界语情结之后，巴金感慨系之：“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随想录》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可惜的是，曾经花费苦功学过世界语并翻译了不少世界语作品的巴金，居然不会讲世界语，所以在此次大会上没有用世界语致辞，但巴金现场看到别人在使用世界语进行交流，又迸发出不少思古幽情——“看到了世界语的无限光明的前途”：

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

巴金为何对世界语如此情有独钟，时过多年仍然“一往情深”地被“陶醉”？说来话长，这需要回溯到1905年的清末留日学生那里了。

世界语在1887年由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柴门霍夫（Ludwik Zamenhof；1859-1917）正式推出后，于20世纪初也被引介到中国。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语言，因其中所包含的“世界主义”的愿景与让人简单易学的想象，受到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许多知识精英都身体力行，参与了提倡与推广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行动，其中尤以无政府主义者最为积极，巴金即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

那么世界语和其发明人柴门霍夫究竟何时才为中国人所知呢？依据笔者看到的中文材料，最早介绍世界语与柴门霍夫的文字或当属留日学生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报》（或《大陆》）杂志了。该杂志1902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主要由立场激进的秦力山、戢元丞、杨丞栋等人主持。1905年9月23日，该刊第3年第15号上的“杂录”栏目刊登了一篇名为《世界语》的文章，对世界语及其发明者柴门霍夫分两部分做了比较详细准确的介绍，在第一部分《爱斯泼拉特语之发明者》中，对柴门霍夫（即文中的“斋明苍呼”）的生平及发明世界语的原因、具体时间进行了简单描写与揭示：

爱斯泼拉特语为万国语之用途，近今次第扩张。此语之发明者为斋明苍呼博士，博士于克里米亚战争后三年生于俄国里斯阿尼阿州（往时为独立之大公国）之别雷斯脱古市，今年其龄不过四十六岁。博士家颇富裕，幼时受完全之教育，卒业于中学校、大学校，然博士发明外国语何为而起也？盖其幼年在别雷斯脱古市，该市为犹太人、波兰人及德国人杂居之地，博士少时常苦于语言之不便，且依其母之宗教的感化，博士遂至怀抱四海同胞之主义，此所以着手于实际同语之发明也。初学俄语、波兰语、法语、德语，而后及学英语，深喜其文法之简单，博士有爱斯泼拉特语之发明，其尚在中学校八年级之时，乃与同窗之学生共祝贺此语之诞生，实1878年12月也。

在第二部分《爱斯泼拉特语之构造》中，又对世界语本身的特征进行了叙述，特别强调其简单易学、流行极广的面向：

爱斯泼拉特语之构造极为简单，苟稍通外国语者，凡一月即可以得学之。字母成于二十八字，而欠QXV等字，且不有无音之字及不规则之发音，实名词皆以O为语尾，A为形容词之语尾，R为副词，又动词之不定法皆以I之语尾表之，其发音法同于欧罗巴大陆之子音发音法，其音调之高低，常在于第二之熟音。目下欧美诸国到处有同语之研究会，且随处以同语通信，则何处咸有解此之人，又各国有名之书，以同语见译者甚多云。

可以说该文对世界语与柴门霍夫的介绍大体无误，但从其不雅驯的表达及所用的诸如“完全”、“发明”、“怀抱”、“同胞”、“主义”、“规则”等新名词中，我们可以推测该文或系编译而来，最大的可能是改编自日文，因为前文曾提及《大陆报》的创办者为留日学生，则此文也应出自留日学生之手。

进言之，1905年正是世界语开始在欧洲兴盛之时，该年8月7-12日，第一届世界语者大会（后改成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法国北部城市布伦召开，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688人参加了大会，世界语发明人柴门霍夫亲自莅临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演讲。最终大会修改并通过柴门霍夫草拟的宣言，即所谓《布伦宣言》，制订出若干推广世界的主张与原则，提出了“世界语主义”的重要表述——“努力在全世界推广使用中立的人类语。这种语言‘并不干涉民族内部生活，也毫无排斥现有各民族语的目的’。它将给予各国人民互相了解的可能，将在不同民族常因语言问题而引起纠纷的国家中，作为公共机关的一种缓冲语……”（柴门霍夫：《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附<宣言>）》，收入《柴门霍夫演讲集》，祝明义译，外文出版社，2010）

这次大会影响很大，其流风余韵亦扫及日本，引发了日本知识分子学习世界语的热潮。有意思的是，《布伦宣言》标榜世界语的中立性，但在日本接受者那里，热衷于学习世界语的恰恰是比较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将世界语同其政治诉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身上。凡此可见世界语本身并不那么中立，它其实具有“弱者”属性，容易获得激进人士的认同，如鲁迅后来所谓：世界语暗含某种想象，“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故此，它就很容易被作为一种语言政治同一定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诉求结合在一起。

所以，当第一届世界语者大会取得很大成功的消息反馈到日本后，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学习外语的热情。实际上，早在1880年代末期，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当时欧美存在的几种“国际共语”（包括刚诞生的世界语），只是其他“国际共语”的内在问题颇多，致使接受的人极少，但它们共同唤醒了“世人对中立的国际语的兴趣”，于是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获得了认可，此后学习者与提倡者日多，逐步兴盛起来。受此影响的日本知识分子丘浅次郎在1891年开始学习世界语，他应该是最早学习世界语的日本人。之后，其他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觉、安孙子贞次郎、浅田荣次等都对学习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长谷川二叶亭、田川大吉、堺利彦、大杉荣等对学习世界语尤其热衷。

受到第一届世界语者大会的鼓舞，1906年，日本的世界语提倡者先后在横须贺与东京成立了世界语协会。6月，该协会在东京神田青年馆召开了第一次大会，邀请多位世界语学习者发表演讲，大会还决定在日本各地设立“支部”或“分会”。8月，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世界语》杂志创办，并发行了第1卷第1号，从十月起每月发行一期，藉以宣传推广世界语。之后，大阪、横滨、京都等地也纷纷成立了世界语协会支部。村木达三、长谷川辰之助、丸山顺太郎、加藤节等人相继编写出版了一批世界语教材和介绍性书籍。在这样的集体努力下，左翼色彩甚为浓厚的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声势颇为浩大，一度影响和吸引了不少学习者，其中就包括时在日本留学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创办《大陆报》的留日学生，他们看到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如火如荼地开展，所以第一时间于《大陆报》上向中国人介绍柴门霍夫，叙述世界语的特性及其在欧洲的情况。

相比之下，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1907年夏天才开始在法国巴黎于《新世纪》杂志上提倡世界语（即万国新语），而他们之所以提倡世界语，部分也是世界语学习者向其游说的影响。身在东京的刘师培则同时受到日本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与《新世纪》杂志的影响，开始身体力行地学习与推广世界语。

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学习者是谁呢？根据笔者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应该是山西留日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1882-1961）。据景氏回忆，他大约1906年前后在日本时受到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开始相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向大杉荣学习世界语。（景梅九：《罪案》，京津书局，1924）不过景梅九学习世界语的成效大概不佳，推广热情似乎也不大，在后来中国早期的世界语运动中，他毫无建树与地位。当时最有热情的倡导者应属刘师培与吴稚晖等人，而吴稚晖仅仅是倡导，并没有身体力行去学习，真正言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是1907年底到1909年初正在迷恋世界语的刘师培，只是随着他投靠端方一事在1909年夏天的公开，进入官方体制的刘师培随即与激进的世界语运动脱离了关系，甚至不再提及世界语。

民国初年主要倡导学习世界语的知识分子有无政府主义者师复、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者钱玄同等人，还有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不过他们多是言胜于行，宣传多于实践，热情大于理性。正如文首所叙述的巴金的情况，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作为著名作家的巴金，为什么对世界语只能“一往情深”地被“陶醉”而非坐言起行。当然，这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接受世界语（或万国新语）过程中出现的吊诡，不过需要另文讨论了。

最后谨以此短文纪念柴门霍夫逝世一百周年（191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