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杭甬大湾区构想

最近，几则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消息，牵动了国人的神经。先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要求。稍后，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国家级新区，并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几天后，又传来一个并不在同一个层级，但同样与区域发展有关的重要信息：浙江省批复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

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在区域经济层面，通过各种与改革、开放和发展有关的战略性安排，如设立国家级新区，建立若干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新空间、寻求新动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时至今日，不难发现，国家区域经济发展重大举措的良苦用心：一方面，通过深刻调整区域格局，以体现长远发展构想的重大战略，如雄安新区；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业已积淀的各种市场资源，尤其是创业创新资源，推动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或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

近一个时期以来，笔者在参与讨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如何引领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讨论中提出，在中国东部地区至少需要三个左右新经济策源地的观点。笔者认为，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策源地，就是深圳。在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条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深圳将是中国第一个新经济策源地。所谓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以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香港的金融资本资源为主导，并整合区域其他各种优势资源，沿深圳湾形成的都市圈意义上的“大湾区”。

湾区是一个什么概念？湾区现在是全球区域创新中心的代名词，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词。它是从一个或若干个增长极开始，从“点”到“带”、到“片”而形成的。目前，被公认的这样的湾区，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的第四大湾区。也有从宜居角度提出的，全球八大湾区（如纽约长岛、香港浅水湾等）的说法。这里物业的共同点，是不仅拥有一线的海景资源，而且造就了优质的人文氛围与人居环境。

那么，为什么科技创新、新经济的集聚地都在海湾呢？科技创新、新经济以精英人才、人力资本为本，所以，它具有强烈的集聚特征。这里的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科技创新的发现、发明，最终能否产业化，靠的是什么？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科技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这些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如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非湾区莫属。这样的地方在美国尚为数不多，更何况中国。以深圳为例。它应该是一个最具潜力成为中国新经济策源地的城市，但教育、医疗和文化仍然是其短板。与美国、德国和以色列新经济的策源地相比，缺少能够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深圳最大的差距。

在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同时，应当将沪杭甬大湾区都市圈发展规划提上议事日程。与粤港澳大湾区大约包括十个左右城市一样，沪杭甬大湾区，除了上海、杭州和宁波外，苏州、舟山、无锡、嘉兴、绍兴、南通等城市，也在此范围内。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结果导向，就是上海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新经济策源地；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类似于粤港澳的香港，将是沪杭甬湾区的核心优势。杭州将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新一代智能化技术的信息产业在杭州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宁波、舟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宁波、苏州、无锡和南通等城市都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在产业转型升级完成以后，都将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地；如上所述，嘉兴已成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这一体制创新将得到复制，以经济、创新和资本资源集聚和辐射为主导的区域经济融合，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基于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沪杭甬大湾区的构想，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呼应，其要义就是使它们共同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区域科创中心和新经济的策源地、集聚地。

毋庸置疑，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与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的成功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些什么呢？深圳三十多年迅速发展的主要前提条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移民涌入深圳。移民对于创业创新的渴求、激情，是不要怀疑的。有人愿意移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能够接纳移民，就为创业创新生态圈带来了主体，硅谷、硅溪都是如此，深圳也是如此。这里面告诉我们的经济学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其中以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为首要。然而，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限制劳动和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产业的集聚、新经济的集聚，能够带来专业化、规模经济、共享基础设施和学习效应等积极影响，但关键要做到的，是人才集聚，尤其是创业创新人才集聚。这里，既有市场机制规律的诱导，也有创业创新法则即“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的作用。

所以，创业创新生态圈的关键要素，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综合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新经济的策源地，就是在一群创业创新主体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下，在营造了一个创业创新生态圈的同时，发明了新技术，产生了新想法，并将它们产业化，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湾区或新经济策源地的机制和可能的作用就是这样产生的。

反观上海，笔者的建议是，第一，进一步放宽各种人才的准入，让一大批有创业创新激情的人才集聚上海，并使他们与上海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发生良性互动。同时，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上海率先打造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一流大学，吸引全国、全球优秀的年轻人到上海接受教育，为上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业创新人才。

第二，让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由于上海科研的大院、大所，以及承担科研任务的大学比较多，所以，经常讨论产学研即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即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因为，只要搞对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和机制，这就不是问题。产业化的主体就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主要是企业家。唯有他们，才能形成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

第三，对于上海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倡导像华为、海尔这些大企业所推动的内部创业创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所说，繁文缛节、官僚程序越来越少，组织机构越来越扁平化，就越容易催生创造力。不仅是初创企业需要这样的特点，哪怕是大型国有企业，也应该尽量实现这样一种氛围。由此，上海将不仅有创业创新的新增量，还将在存量中产生创业创新的新动能，进而使上海回归创业创新的热土，成为中国新经济的重要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