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调音师幺传锡：不要赞美怜悯，“和你们一样”靠本事吃饭

3月20日，他的导盲犬奥斯卡跑丢了，在离他不到30米处。他报警，通知家人，在狗友群里求助附近的居民帮忙寻找。做完这些，他就只能干等着。光天化日之下，独处于黑暗的幺传锡意识到，奥斯卡不见了，身为主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在焦急和自责中等了四个小时，他等来了好消息。一位狗友在一间旧民房处找到了奥斯卡，跑出范围仅500米。

“毛主席曾经说过，‘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幺传锡不知道这句话的具体涵义，但他确确实实体会到了作为盲人而不自由的痛苦。

即使是他——一个被认为幸运的盲人。

宿命与改变

3月18日上午，微雨，住在深圳南山的幺传锡撑着伞，背着工具箱，去给附近一家住户调琴。

进了屋，幺传锡随女主人来到钢琴边，这双摸过几千台钢琴的手，只摸了一下，就叫出了这台钢琴的牌子和型号。他摸索着把琴盖掀开、放好，拿出工具，开始工作。

作为一名从业8年的高级调音师，一台钢琴88个琴键，200多根琴弦，8000多个零部件，它们每一个的位置、形状，早已刻在了幺传锡的脑子里。也有客人质疑“你这样能调吗？”他总是不卑不亢地解释，用手艺打消他们的疑虑。

他一手在琴键上敲音，一手用工具调弦，嘴唇紧闭，侧耳凝神，弹个十几下，一根弦就调好了。约摸一个半小时后，他调完了所有的琴弦。女主人试着弹了一首久石让的曲子，明快的旋律在屋里流转，幺传锡一直严肃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了笑容。

一台年久音散的钢琴，经他手一调，发出了标准、紧凑、和谐的声音，弹出的旋律悠扬动听，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

很多人说幺传锡是一个幸运的人。因在他31岁的人生中，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获得了“有眼睛”的主流社会的关注。

22岁时，他顶着所有反对的声音，放弃推拿，改行学钢琴调律，成为了一名稀缺的盲人调音师。

30岁时，历经四年等待，他迎来了家庭新成员“奥斯卡”——这是深圳第一只、广东第二只、全国第106只导盲犬。

1986年，幺传锡在山东聊城出生。四个哥哥姐姐都健康，唯独他生下来看不见。

他从小听人家叨唠自己的眼睛，不明白什么意思，只记得跟着小伙伴跑，总是磕磕碰碰。直到小伙伴都去上学了，他也吵着要上学，父母说，你眼睛看不见，怎么看课本？怎么写作业？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他不服气，让姐姐带他去学校。一开始藏在姐姐桌子底下听课，时间长了，就“明目张胆”地坐在旁边听，有时也回答问题，别人答不上来的，他能答对。教语文的男老师挺喜欢他，评价说：这孩子心灵。

要是没有这位语文老师，幺传锡也许会像很多盲人一样，无法接受教育。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95年的夏天，他正在吃早饭，语文老师兴冲冲地踩着单车上家里来了，宣布聊城有了第一所招收盲人的特殊教育学校。

第二天，父母便带着幺传锡去报名，可惜来晚一步，学校已没有名额。他急了，在地上打着滚哭，有人建议父母去给校长送礼。校长说今年实在负担不了，全校教盲人的老师只有两个。

等到第二年，10岁的幺传锡终于有学可上了。他学得很认真，数学能考99.4分。他把寒假作业带回家，逢人便说：“我也有作业了，我也能写作业。”他觉得，自己也跟大家“一样了”。

在潍坊初中毕业后，他又去了济南读中专，跟大部分特教学校一样，针对盲人只有“中医推拿”一个专业。

推拿、算命、乞讨是中国盲人的三大传统职业。老师常跟他们说：“你们踏踏实实学按摩，将来能找碗饭吃，除了这个，你们还能干什么？”

但他打心底里不喜欢按摩。中专毕业后，他辗转多地，按摩店换了一家又一家，总是静不下心来，归根结底是对这份工作不热爱。

2005年，幺传锡从广播里听到中国第一位女盲人调音师陈燕的故事，才知道原来除了按摩，盲人还可以有别的选择——钢琴调律。

幺传锡从小喜欢音乐，一直是班里的文艺骨干，会吹葫芦丝、萨克斯。他18岁第一次接触钢琴时，就喜欢上了这种乐器。他用手细细摸，轻轻弹了两下，哦，原来这种像桌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钢琴，原来钢琴的手感是这样的，原来钢琴不用插电，原来钢琴没有电也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声音。他觉得太神奇了。

按摩常常一天上十几二十个钟头，按到手脚酸痛，工资只有一两千。他在气味浑浊的按摩店里想，难道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2006年，幺传锡第一次打电话给北京市盲人学校，这所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盲人钢琴调律专业的学校，当时只针对市内招生。他没有死心，一直与北京盲校的老师保持联系。2007年夏天，终于等来北京盲校将面向全国招生的消息。

2008年初，他被告知一年学费8000元。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自从他透露了转行的想法，所有人都觉得很不现实。有个老师甚至在背后说他是个失败者，按摩不学好，搞些不切实际的。家人也不支持，他去找已成家的大哥借钱，没借到。他妈劝他，不想做推拿就去算命。

幺传锡不服气。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踏出这一步，如果因为钱的问题就放弃，他会遗憾一辈子。

他整天为学费发愁，“太入迷了，太想要得到（这个机会），什么方法都想去尝试”。听的电台节目里来了个银行行长，他就莽莽撞撞打给电台，请求在银行办理助学贷款。银行拒绝了贷款请求，却给他捐助了6000元，幺传锡总算把学费凑够了。

很多人说他幸运，他不否认，但他觉得自己至少敢于尝试。身边很多盲人其实都不喜欢按摩，都想转行，但只有他实施了。

对他而言，放弃按摩，意味着只能走钢琴调律这条路，万一失败了，“就只能在农村里苟延残喘地过下半生了”，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抱着这样的决心，幺传锡于2008年9月奔赴北京盲校，与其他13名学员进行了一年的训练。

盲人家庭

在那里，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阿英。

阿英在班里爱打扮，经常被老师说“臭美”，他就跑到人家座位边，想摸摸她的样子。盲人主要靠“听”和“摸”认知事物，在他们之间，“摸”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幺传锡不知何为美。相识9年，妻子谈起记忆中自己的模样，转头对丈夫喊了一句：“幺传锡，美女哦！”他听了就笑：“有多美？”他不止一次听人赞叹妻子年轻时的美丽，但还是无从想象。

当年班里14个学员，有四对情侣，他们是最不被看好的一对，因为两人都是全盲。但最后另外三对都分了，只有他俩结婚了。

盲人结婚是一大难题，单身者居多。很多盲人希望至少能找低视力者，而低视力者则会希望找健全人。但由于交际圈封闭，盲人的朋友大多是盲人，对象也大多只能在圈里找。幺传锡说，残健结合在外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中国，盲人找盲人更现实，“一个健全人找盲人可能会顶着巨大的思想压力。”

阿英是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纪失去光明的。那年她26岁，长得漂亮，在银行工作，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与家境不错的丈夫，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1998年冬天，阿英站在银行的玻璃门前，望着外面，突然看到眼睛中间“啪”一下，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血点。去医院检查，说是眼底病，要住院。

接下来两年，病情反反复复，眼底出血时，看不见，血化开了，又能看见。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一边治疗，一边恶化。直到2000年，她彻底看不见了。她形容那两年就像打仗一样，打到最后不行了，“就认输了”。

比失明更让她心冷的是前夫的背弃。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的那天，阿英刻意穿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签字时，她签不了，前夫就“迫不及待”地捏着她的手，赶紧去摁那个手印。她觉得真可笑。

离婚后，前夫把儿子带走了。2008年，阿英由妈妈带着去学校看儿子，儿子躲着不见，跑了。自此她再没见过儿子。

多年后接触到盲人圈子，她发现每个后天失明的人背后都有一段伤心往事，不乏像她这样被伴侣抛弃的例子。她认识四对夫妻，都是其中一个后天失明，结果有三对都离了婚。

26年的光彩生活戛然而止，阿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她在家待了六年，“门都不敢出”。即使在家这样熟悉的环境，也如同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她迷茫，恐惧，无力，拼命想睁眼看看，就是睁不开，就是看不见，就是走不出这黑暗。

直到2005年，阿英遇到了一个大着肚子的盲人，深受触动，她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盲人怎么怀孕？怎么照顾孩子？她第一次有了走进盲人圈的想法，别人可以好好过日子，她为什么不可以？

她开始参加残联的活动，学会了定向行走，也慢慢学会了以盲人的身份重新走入社会。遇到幺传锡后，她甚至重新对生活有所期待。

但对于生孩子，阿英依然顾虑，父母也反对，怕遗传，也怕不好照顾。幺传锡坚持要生。如果有遗传病史的话，能不生就不生，生了也是给国家添麻烦，但两夫妻都没有这个情况，幺传锡觉得可以生，“毕竟有了孩子家庭才完整”，将来老了也有个寄托。

2011年，“小甜甜”出生了。阿英第一时间问医生，听说孩子眼睛正常，她才放下心来。当时还在琴行上班的幺传锡听到消息后，激动得连招呼也没跟老板打，就让同事领到医院去了。他摸着女儿的小手，听着她哇哇地哭，无比欣喜，无比感恩。

幺传锡曾幻想，女儿慢慢长大，她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陪着爸妈在林荫道上散步。

但很多时候，他们对女儿的成长、教育无能为力。

孩子生病发烧，他们急得团团转，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送医院。上幼儿园，老师说孩子学了大人的习惯，什么都要摸一下，要纠正她，可是他们看不见，要怎么纠正？女儿成绩不好，总是不好好写作业，他们无法辅导，也无从监督。

最怕是女儿像奥斯卡一样走丢。有一天傍晚回家路上，“小甜甜”突然闹别扭，一生气甩手跑了。他和妻子追不上，怎么喊都没用，两人“吓坏了”，生怕她被车撞被人拐。他们摸着黑走回来，心急火燎地一路问人。岳母赶过来，一下就把人找到了，原来女儿就在楼下的摇摇椅上坐着，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除此之外，这个家庭与其他家庭并无两样。夫妻一外一内，一搭一唱，偶尔拌拌嘴。孩子淘气，又懂事孝顺，会念着给爸妈买东西。爸爸管教孩子，妈妈出面维护，爸爸就怪妈妈，“一管你就护，真是拿你没有一点脾气”。一家三口去公园散步，不让孩子走远，每隔两分钟就要确认孩子的方位。父母宠孩子，要什么就尽量给她买什么。孩子不经意间会向外人炫耀爸妈的好：“我妈妈可会做饭了！她从不切到手。”

像所有父母一样，幺传锡夫妇对女儿的将来，也有未雨绸缪的期待和担忧。

阿英对女儿说，长大以后，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要独立。幺传锡则为女儿的学习发愁，他不要求最好，但也不要最差，“你爸爸我都没有倒数第一过”。他打算攒钱给女儿买台钢琴，培养兴趣，开发智力，也给女儿请个家教，好好把成绩抓一抓，起码别人都会的东西，自己也得会。

“你只有随大流，才能不被这个社会淘汰。”幺传锡认真地说。

出行困扰

过去二十多年，幺传锡一直在努力融入主流社会。

他争取到了教育机会，从事喜欢的工作，结婚生子买房。他玩微信，发朋友圈，关注时事，打滴滴，出门不带现金，都用线上支付。人们常常看他耳朵贴着手机，听着读屏软件2倍速的语音提示熟练操作，在10秒内打开了支付宝扫码收付款页面，觉得惊奇不已。他最近还在学音频制作，准备搞个自媒体电台。

这些别人都在做的事，他也能做到，唯独出行问题始终不如意。

幺传锡在深圳三家琴行工作过，老板都不肯让他上门调音，收入因此少了大半。他一直渴望拥有一只导盲犬，然后辞职自己单干。

2012年初，幺传锡听说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可免费申请导盲犬，立即致电办理。导盲犬的培训成本非常高，一只要花费12-15万，淘汰率高达80%，该基地自2006年成立至今只培训出118只。而我国有超过1700万的视力障碍残疾人，其中500多万盲人。

足足等了四年，幺传锡才排上了号。当时深圳还有另外两位申请者，大连基地派了两名工作人员来考察，申请者是否具备使用导盲犬的条件，最终只有幺传锡率先通过了考核。

这大概跟他的独立出行能力有关。幺传锡刚来深圳时，不忍心老麻烦岳父母，就让他们带着自己认路，把周边路况都走熟了，包括公交、地铁路线。

全盲者大多不能单独出行，像大部分盲人一样，幺传锡的妻子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每次出门都要“发好大的愁”。

当年北京盲校14个学员，最后从事钢琴调律的人只有两三个，“主要还是因为出行问题。”

根据幺传锡的自身体验，很多城市的盲道修得并不规则，有时候在地铁站沿着盲道走，根本到不了站台。“其实脚踩在盲道上，我感到很踏实”，但他也不敢走太快，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着走着就撞上了。他每天经过的派出所门前那条盲道，就老停着好多车。

在深圳，盲人等公交也很尴尬，每次不知道哪路车进站，问人也并不总是管用。有一次他听见有车进站了，便跑上去问司机，发现不是自己要坐的车，正赶紧下来，那一刹那，突然开过来另一辆车，把他夹在两车之间，几乎动弹不得。

《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公共汽车应逐步设置供候车的视力残疾人识别车辆线路的提醒装置，但实际上大部分公交车都没有安装。“我们家聊城小城市都有，为啥深圳还没有？”

深圳的红绿灯大多没有过街音响提示，因此大部分时候，幺传锡只能凭靠感觉来过马路。人多时，跟着人流走。人少时，根据有无车辆通行的声音来判断。有时走到一半，信号灯会突然变红，他曾几次差点被车撞上，盲杖被轧弯了好几根。

“盲人为什么不愿意出行？因为盲人出行一次，就是冒一次的生命危险。”他说着突然有点激动。

有了奥斯卡之后，出行情况有所好转，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依然让他苦恼。奥斯卡是深圳第一只、也是目前唯一一只导盲犬，这座以“开放前沿”著称的城市，尚不能完全接受导盲犬。

去年9月，幺传锡带奥斯卡在深圳第一次搭公交车就被拒载，他告诉司机，这是导盲犬，法律有规定，导盲犬可以坐车。“谁规定也不行！我们公司规定不让狗上车。”司机撂下这句话，把门一关，油门一踩，走了。

幺传锡向深圳市交委投诉，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交委随后向深圳多家公交公司下发了“放行”通知。目前他坐地铁已不成问题，周围常坐的公交车基本也不阻拦了。但其他公交路线，他没有把握。

3月21日，幺传锡带着奥斯卡从外面调琴回来坐公交，被司机和乘务员出言阻拦，问他们是否有受到上级通知，对方声称从未收到过通知，幺传锡自顾自往里走，靠窗坐下，奥斯卡随即趴在地上闭目休息。

在记者跟着他出行的几天里，这种“拒绝”不时发生。常去的中山公园一开始也不让进，他投诉过后，大部分保安都不拦了，唯独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保安，每次都要说几句。他尝试带奥斯卡去超市，又被保安拦下，他解释了几句还是说不通，扭头便走，不愿纠缠。被拒绝太多次了，他每次都要解释、争辩、抗议，感到心累。

幺传锡带着奥斯卡行走在外，经常招来路人的注视，被偷偷拍照、合影而不自知。所幸，这些各种各样的目光，他都看不见。他感觉到奥斯卡分心了，就扯了扯链子，“你管别人干嘛，好孩子，咱们走咱们的。”

只求平等

采访期间，记者与幺传锡并肩而行，时不时会提醒他身边的障碍物，他总是低声应着：“知道，我知道。”似乎急于摆脱被照顾的角色。

即使是他这样自尊自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盲人在这个社会是弱势群体。

幺传锡说，他十几岁时曾拿了张崭新的100元去买东西，老板说这钱是假的，过了一会儿把钱递回给他，他一摸就知道钱已经掉包了，换了一张半新的假币，但没有证据，他也不敢质问。

阿英失明后请过钟点工，家里的东西，钟点工想拿就拿，经常当着她的面，把冰箱里的水果切一大块，直接拎走了。

2009年，幺传锡带着妻子去济南看眼睛，在酒店投宿，前台登记开了房间后，酒店老板突然跑过来，把他们轰了出来，说什么也不让盲人住。

幺传锡为什么更喜欢用网约车，就是因为搭出租车经常被狠宰，“人家一看是你是盲人就漫天要价，你看不了表，司机说多少就多少。”

他常常感到愤怒，为什么会这样遭人欺负？

他也抗议过。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去踏青、旅游，独不让盲人同学去，他站出来抗议，第二年的校外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了。

街道残联专职委员在群里发通知，有时不考虑盲人的情况，直接发一张读屏读不出来的图片，把这个问题一反映，倒被嫌弃“事儿多”。

他妈也觉得他爱争理。比起外人的歧视和坑骗，家人有意无意的言行更让他难过。

小时候，幺传锡父母经常吵架。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父母吵完之后，他在屋外玩耍，父亲在屋里睡觉，母亲收拾行李，带着四个哥哥姐姐去姥姥家了。他当时年幼不懂事，没想太多，只是很疑惑：“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后来长大了，想明白了，在那个父母吵到分居的时刻，母亲只带着哥哥姐姐离开意味着什么。

14年前，亲大姐结婚，谁都可以去，就他不能去，一家人为此吵架，大姐最后让他别去了。

阿英也是因为跟父母有隔阂，才分开住的。失明后，父母为了照顾她，费尽心力。但具体到生活，父母作为健全人，终究不能理解盲人。尤其生了女儿之后，她关心则切，凡事都要过问，母亲有时便不耐烦，认为不被信任。其实她只是因为看不见，太想知道女儿的情况罢了。

阿英觉得父母还是在拿正常人的思维去想象盲人，他们会经常责怪，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呢？“你们在说我之前，把眼睛蒙上，自己也做一遍，你做得比我好，再来教训我。”

上个月，有家电视台来拍他和奥斯卡，对方提出让奥斯卡帮他拿报纸的拍摄要求，幺传锡觉得很无语，“我根本看不了报纸啊！”

女儿一岁半就很会走了，他们出门就把围巾的一端栓在她腰上，一端手里握着，“像遛小狗一样”。

路人甲看到说：“这么小就要领着爸妈走路，好可怜。”

路人乙看到说：“这么小就能领着爸妈走路，好厉害。”

这样的话幺传锡听过太多了，有人说他看不见，多可怜，有人说他看不见，还能工作，多厉害。

他讨厌被人同情，自己活得好好的，有什么好可怜的？

他也讨厌被作为励志的榜样。他曾参加电台的主持人比赛，评委说他能来参加比赛，“好勇敢好坚强好了不起”，然后给了他一个特别奖。

“坚强”“勇敢”“自食其力”“自强不息”，健全人总是把这些词加冠在他头上，在他看来，这种夸赞反而是一种歧视。他只希望凭实力获得认可。

2010年，他刚来深圳，去琴行应聘调律，老板却让他站柜台，吸引人的眼球，一个月800元。五年后，他无意中发现，琴行用他的照片在网上做宣传，标题为“爱心企业给了他一片蓝天”，意思是琴行录用他是在献爱心。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对老板说：“我能来这里，是靠本事吃饭的。”

“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有缺点，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他不要谁的赞美，也不要谁的怜悯，他只希望被平等相待。

阿英从看见到看不见，两种生活都体验过，以前是“看”着做事情，现在是“摸”着做事情，“只是方式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

光明与自由

幺传锡一直具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他10岁离家寄宿学校，一直由家人接送，19岁中专毕业后，去济南找工作，坚决不再让家人陪同，父母不答应，他反问：“你们能陪我一辈子吗？”

对盲人而言，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第一次单独出门远行。他在济南下了车，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四周全都是人，“好多人在讲话”，但都与他无关。

他背着行李，立在人流中央，彷徨，无助，焦虑，胆怯，迷茫，如同辽阔的黑洞，没有尽头。

他有点后悔不让父母跟着了，又强迫自己必须克服。只有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真正独立。

如今，幺传锡出行有奥斯卡相伴，但导盲犬的帮助毕竟有限，他不能太依赖导盲犬。人的眼睛比导盲犬更能带给他安全感，他也不能依赖人。

在生活中，他很少找人帮忙，几乎从不申请义工服务，也不止一次地劝诫妻子，不要凡事都依赖爸妈，“爸妈能陪你一辈子？”孩子也不可能一直守在身边，早晚得自己独立生活。

小时候，他羡慕小伙伴骑自行车，自己也想骑，胆子又大，就偷偷学会了，在村子里骑，“我骑车技术可高了！可以单手扶把，也可以载人。”今年春节回家，他还用电动车载着妻女在村里骑了几百米。

幺传锡天生活泼好动，他喜欢赛车，喜欢冲浪，喜欢一切有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却偏偏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更因为世俗对盲人的偏见，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是他感到最不自由的时候。

他无数次做过同一个梦。梦见自己一人在骑自行车，从家里出发，骑到很远的地方，骑得又平又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种感觉特别舒服，以至于梦醒后依然回味无穷。

他还梦见过自己在一辆无人驾驶车上，车里有一个触摸屏，用手一摸还有语音提示，他输入自己要去的地方，按下出发键，车子便缓缓地启动了，行驶在宽敞的马路上，风在耳旁呼啸而过，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充盈胸间。他心想，这下可好了，终于不用麻烦别人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自由真好。

自从做了这个梦，幺传锡一直很关心无人驾驶技术。他希望能发明一种传感器安装到自行车的手把上，哪一边有障碍，哪一边的手把电流就强一点，让盲人也可以在城市里骑自行车。他相信不出20年，科技的发展必定可以让盲人像健全人一样行动自如。

幺传锡向往科技，妻子则更多地寄希望于医疗的进步。当年医生说她患眼疾，跟免疫力低下、不注意饮食作息有关，所以她现在吃一种营养餐，想把身体调养好，期盼以后有机会把眼睛治好。其实她的眼球已萎缩，几无可能复原，但她始终没有死心，复明的想法一直潜在心里，时不时就要冒出来一下。“我每天都在想，一定要好起来，一定要看见。”

阿英还希望通过吃营养餐来减肥，恢复到以前的身材。失明前不久，她买了一件浅绿色的毛呢大衣，失明之后因为吃药变胖，就再也没穿过，一直在衣柜里珍藏着。她最近拿出来穿，扣上了纽扣还是有点紧，她扯了一下衣角，念叨着肚子上的赘肉。

阿英体验过能看见的好，便总也忘不了。幺传锡从未体验过，却也时常神往。

每当别人向他描述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的时候，他就想亲眼看看，也为此纠结过好长一段时间。

他曾与朋友泛舟湖上，朋友说这里风景如画，湖面波光粼粼，湖水清澈见底。他想知道，什么是风景如画？什么是波光粼粼？什么是清澈见底？但不管朋友如何细致地描述，他都想象不出来。这种时候，他真的很想知道，视觉带给人的体验究竟是怎样的？

小时候有人曾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黑，他说不知道。那人说：“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这就是黑”。他还是不知道。他能感知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却想象不出来它们各自的样子。

3月18日11点，他调完琴出来，雨停了。

“出太阳了吗？”他问记者。

“没有，现在还是阴天。”

走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这儿有阳光了？”

“没有，太阳没有出来。”

走了一会儿，他又嘀咕起来，“好像是出太阳的感觉。”

“没有出太阳。”

“那哪里来的热度？”

记者向他解释，有一种天气介于阴晴之间，太阳被云挡住了，但整个天地还是非常明亮。

“如果太阳真的出来了，我们是有倒影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没有倒影。”

话一出口，两人都沉默了。回家后，他跑到阳台上唱起了歌：“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只会这两句，对着无垠黑夜，反复唱了好几遍。

记者问他假如有了光明，最想做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最想看看女儿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