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法国公共话语如何右转；加密货币是一场骗局吗

法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变得反动的

法国一直都有右翼思想家，但他们现在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突出。长达数十年的针对左翼的反革命导致反动的挑衅者重塑了法国的知识分子生活。

法国的右倾趋势继续迅速发展。虽然人们普遍预计现任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在4月获得连任，但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获得了近30%的支持率——无论是在老牌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还是因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而屡次被定罪的电视人埃里克·泽穆尔的背后。左翼仍然软弱和分裂，民调显示其主要候选人都远未获得第二轮决选的资格。

这种沉闷的气氛是多年形成的，由劳工运动的衰落、社会主义党的失败——特别是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总统任期——以及主流媒体和知名知识分子中日益明显的右翼倾向所驱动。这一点在1月份再次得到体现，教育部长Jean-Michel Blanquer参加了在索邦大学举行的所谓“反觉醒”会议。

法国马赛，抗议者举着横幅和燃烧火炬，抗议法国极右翼媒体专家泽穆尔的访问。

为了深入研究法国公共话语的这一转变，《雅各宾》的Cole Stangler采访了Frédérique Matonti，后者是一位政治学家、巴黎一大教授、《我们是如何成为反动派的？》的作者。在2021年11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中，她旨在解释法国是如何从“一个文化霸权转移到另一个文化霸权”的。这里是对采访的翻译，有删节。

你为什么决定写这本书？

两三年前，我看了很多电视新闻。我被我看到的东西震惊了——一种特别反动的、非常简单的思想路线——这种极其激进的国家世俗主义的观点，反对面纱，反对布基尼，对学校的看法也非常卡通化。

例如，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教育水平正在不可避免地下降。还有一种对女权主义的卡通化看法：认为#MeToo女权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美国女权主义，希望在两性之间进行战争。在经济方面，伪专家和社论家称，社会服务是一个问题——它们花费了太多的钱，而且不应该自动获得，接受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换取它们。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福利国家太昂贵了，法国人的生活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有一系列的观点，现在已经强加在公共话语中。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是，我越往下写，越觉得真实。一年后，事情进一步激化。

我的研究关于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的论文关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我从事结构主义和所有这些工作。自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霸权与今天的区别。

对你来说，转折点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你关注四个关键主题：这一时期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失败；1968年5月的反弹；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之间的错误对立；最后，对面纱的迷恋。那么，1970年代末左翼是如何失去这种“霸权”的？

在1970年代末，有一个叫做新右翼（la Nouvelle Droite）的运动。他们用葛兰西的术语思考，告诉自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左翼正处于权力的大门口——正如1981年确实发生的那样——因此有必要建立反霸权（counterhegemony）。这条路线可以在不太知名的出版物中找到，但也可以在《费加罗》杂志（Le Figaro Magazine）中找到。它们帮助了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对这种反霸权的传播。

1981年，也有左翼上台。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总统，并任命了共产党部长进入内阁。我在书中没有这样说，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始时，有相当激进的措施。某些部门实行了国有化。成千上万的无证移民获得了合法身份。媒体从国家监督中解放出来，允许与信息有不同的关系，与右翼时期非常不同。还有一项由文化部长（最初是贾克·朗）领导的创新的文化政策，试图给包括爵士乐、嘻哈和街头艺术在内的文化以重要地位。在密特朗时代的初期，似乎有一个重大的开放，但这也引起了右翼的残酷的、正面的反对。

首先，在经济政策上出现了退步。需求方的政策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挣扎。法国人在消费，但不购买法国产品，因此这些政策没有提供预期的刺激。这转化为选举的失败，从1983年开始。然后，在1986年，左翼在议会选举中失利，造成了一种共处的局面，密特朗不得不与中右翼总理雅克·希拉克共同执政。

《心灵的失败》

在这里，你开始看到很多对文化问题非常批评的作家。例如，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的《心灵的失败》（The Defeat of the Mind）一书，我经常谈及。这本书对文化部长贾克·朗的政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他在支持一种不合法的文化——比如说，把时尚放在与莎士比亚相同的水平上。他还攻击了1980年代初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由所谓的“第二代”，即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的移民的子女领导。芬基尔克罗对此非常批评，特别是其选择的形式，往往是音乐会。他批评了他所谓的“青年主义”（jeunisme）。对他来说，这也是“社区主义”上升的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些文本被其他人接受并激进化。我不想说得太详细，只想提一下保罗‧约纳（Paul Yonnet，社会学家）在19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提到一个犹太人墓地被亵渎时，他说，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来自那些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人，而是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错。这是一种想法，即最终真正的种族主义者是反种族主义者——这是你今天经常发现的。

在法国有这样一种想法：“共和国看不到民族差异”。任何谈论它的尝试都被看作是一种非法国的观点，看作必须来自其他地方。但你在书中所展示的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这种话语真正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然后，更具体地说，你用了一整章来讨论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对立。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你过多地谈论差异——无论是宗教、种族还是性——就会疏远工人阶级。这是你在右翼和左翼中经常听到的东西。

这种话语是在[社会主义者]莱昂内尔·若斯潘失败后出现的，他[在担任总理后]未能进入2002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对此提出的解释之一，特别是在左翼，是由于他为少数族裔进行了改革，但没有为工人阶级进行改革。对少数族裔的改革包括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和政治平等[规定各党派在选举名单中提出同等数量的男女候选人]。1997年后，若斯潘担任总理，与[总统]希拉克共居（若斯潘率领社会党赢得国民议会选举胜利，组建左翼内阁，希拉克其后任命他为法国总理，是为第三次“左右共治”），若斯潘领导了所谓的“多元左翼”政府[得到了社会党、绿党和共产党的支持]。

确实有坚实的经济增长，而且他本可以进行更重要的经济改革。当时的部分说法——他在左翼改革方面走得不够远——无疑是真的。但问题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种反对意见的产生，好像工人阶级只是自动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很明显，它也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妇女和有移民背景的人。所以，这种反对没有意义，如果左翼想在这样想的同时重建自己，那就走错了路。它需要进行经济改革，但也需要进行打击歧视的改革。

我还试图表明，当左翼进行这些改革时——公民联盟、政治平等、同性婚姻——它是在深刻的分歧中进行的，而且不容易。例如，奥朗德在同性婚姻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辅助生殖技术或代孕方面却没有进展。

在最后一章，当你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时，你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论点是，今天在法国，成为电视上的小组辩论者（panelist）比成为大学教授更容易[因为各种改革使该系统资金不足]。你还关注了媒体格局的变化和传统政党的衰落。

是的，媒体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这些公司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且，这不仅仅是政党在衰落。对左翼来说，无论如何，他们与知识分子、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少。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在序言中，你写道，最终的目标“不只是批评[这种转变]，而是准备一个新的文化霸权”。左翼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当你今天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时，你就有点处于防守状态了。

在左翼，人们经常说“这个或那个人是法西斯”，这很好，但只说“这些想法来自极右翼”，就能打败他们吗？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泽穆尔，知识分子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要和泽穆尔辩论，因为这没有任何作用。你不会说服任何追随他、崇拜他或想为他投票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某些历史学家正在做的事情——拆解他的论点，表明它们是错误的，表明它们是来自捍卫贝当主义（Pétainisme，即1940-44年的纳粹合作主义维希政权）传统的不实之词——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帮助说服那些可能被动摇的人。

但也有希望的理由。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被环境问题和女权主义深深吸引。如果要对左翼进行重建，那将由这些年轻一代领导，他们的话语比他们的长辈要坚定得多。

同样重要的是，当你做了很好的民意研究——而不是民意调查——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法国人相信重新分配，更多的权力的水平状态（horizontality）。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正在谈论的反动言论。目前，他们在政治市场上没有找到能够代表他们愿望的人。

这就是今天法国更大的问题。有很多对政治感兴趣的聪明人，他们选择不投票或决定不注册，因为他们找不到代表他们的候选人。选举是由那些登记最多、投票最多的人推动的——也就是老年人，他们一般来说也更右翼。

需求在那里，但没有供给？

一部分需求是存在的。我借用Vincent Tiberj（法国社会学者）的话说，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部分公众舆论是非常保守和仇外的。这当然存在。但对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水平状态、更多的再分配和对福利国家的捍卫的需求也存在。问题是它还不能找到有组织的形式。

加密货币和NFT是一场骗局吗

近日，一则美国名媛Paris Hilton做客“今夜秀”与主持人Jimmy Fallon谈论两人收藏的NFT作品“无聊猿游艇俱乐部（BAYC）”的视频片段在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后者为该作品支付了21.6万美元），引发了众多对于加密货币以及名人为NFT背书的讨论和担忧。

2022年2月5日，《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加密货币反对声浪日隆（The Crypto Backlash Is Booming）”的文章，该文作者Kaitlyn Tiffany认为，我们正处在被和“豆豆公仔泡沫（Beanie Babies craze）”、“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和“郁金香狂热（tulip mania）”等类似的投机热之中。今天各大全国性报纸几乎每天都会谈论以加密货币和NFT为代表的Web3，大多数文章会附上很多人由衷相信Web3是庞氏骗局、诈骗、传销和欺诈的警告。

Web3这个概念是由以太坊联合创始人Gavin Wood于2014年提出的。Web3从根本上想象了一个从通过脸书、谷歌等中心平台接入互联网，向通过一个据说不可收买、不可编辑、防故障的系统进行交流、信息储存和支付的规范的大转型。可以想见这将使普通人对个人数据和交互结果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一场闹剧。而人们每次提到这个新词时都会爆发出尖酸刻薄，因为这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即Wood等人对于未来的愿景是无可避免的，无论谁持保留意见，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像一个骗局。如今投机的狂热遭遇了反狂热的怨恨。

Kaitlyn Tiffany指出，反对Web3的队伍正不断壮大。“Web3是庞氏骗局”被作为迷因、在广为引用的宣言以及广泛传播的博客帖子里传播。或许很快就将成为一个政治口号。那些特别反感NFT的人已经采用了“右键点击者”（right-clicker，意指右键单击就可以保存价格高昂的NFT作品——译者注）的绰号。Web3和庞氏骗局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很容易被理解，我们都知道庞氏骗局是坏的，但即便我们不懂什么叫区块链，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成为受骗者，因为有一种要么加入要么去死的压力存在。至于Web3究竟是不是骗局则取决于你谈论的是广大新技术生态系统的哪一块，骗局显然大量存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甚至于公开宣布存在大量骗局）。

文章进一步写道，那些说Web3是骗局的人对这个概念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仇恨。上个月当美联社宣布将部分照片作为NFT出售时，该决定被描述为“没骨气、不道德”，有人叫这家新闻机构“吃屎”。去年秋天，当NFL明星Aaron Rodgers说他将以比特币的形式支取部分薪酬时，他被抨击参与了相当于为“洗钱”背书的事情。当“球迷代币”平台Socios涉足英超联赛时，水晶宫队的球迷在赛场上拉横幅，上面写着“道德破产的寄生虫Socios不受欢迎”。近来反Web3群体在推特上传播19世纪报纸风格的电子海报，头条标题是以花体字书写的NFT糟透了等字眼。在区块链上投资加密货币的人被认为是憎恨地球以及支持“一切人类存在的过度金融化”。或者被说成是活该浪费几百万美元买数字猴子肖像让马克·安德里森变得更富有的贪婪蠢货，如果不是为了找个掩护讨论同意年龄相关法律的怪胎的话。但Web3是个骗局的简单指控仍然是最常见的批评。在金·卡戴珊因在她的照片墙上宣传可疑的加密货币投资机会而被起诉后，2000年代初出生的青少年肥皂剧明星Ben Mckenzie和记者Jacob Silverman一起为Slate网站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推广加密货币的名人“也可能推广发薪日贷款或是让他们的观众坐到被操纵的21点牌桌上”。

Kaitlyn Tiffany认为，对于Web3的愤怒与15年前对于次贷危机的愤怒相呼应。该事件暴露出的恶心行为以及随后的政府救助激发了早期对比特币的拥抱，比特币被言之凿凿地描述为基于“证据”的金融系统，不同于刚刚令世界陷入巨大混乱的基于“信任”的金融系统。讽刺的是，同样的历史事件如今成为了反对Web3的理由，美国财政部的银行监管人Michael Hsu去年9月在区块链协会的演讲上说：“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目睹了一场愚蠢的淘金热，而我们可能正处在另一场由加密货币（掀起的淘金热）的风口浪尖。”

文章还提到去年一群Reddit用户连续几周哄抬GameStop的股价只是为了惹恼所有人（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令人困惑地以重演占领华尔街作为回应），他们回想起了2008年的危机，人们仍然对当年的政府救助感到生气。活跃在Reddit的r/CryptoReality版和r/Buttcoin版的Web3反对者也是如此。在后一个版面中，加密货币爱好者被刻板印象化并被嘲笑为“千禧一代男性版本的传销人员在脸书上兜售节食奶昔”。但他们也被描述为可预见的崩溃的邪恶工程师，将我们所有人推向一个历史重演的未来。一名r/Buttcoin版的匿名管理员表示“加密兄弟”在Reddit上到处发链接以及说和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傻子的行为非常恼人，这个论坛是他们的掠夺行为的公开档案。在他看来，崩溃一定会发生，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假装自己是受害者，但反对者们认为不能让他们侥幸逃脱，他们不应该得到救助。

Kaitlyn Tiffany进一步指出，大流行改变了美国人对诈骗的看法。几年前，在特朗普的任期内，Theranos创始人Elizabeth Holmes正在等待审判，彼时欺诈似乎是一个建立在自立基础上的社会中的默认行为方式，《纽约客》作者Jia Tolentino在她2019年的畅销书《魔镜：对自欺的反思》（Trick Mirror：Reflections on Self Delusion）中将其描述为“决定性的千禧一代精神”。然而过去两年的无情苦难和惊人的不平等结果出人意料地带来了对这种心态的纠正。亿万富翁、与社会脱节的名人以及可疑的影响者激发了新的愤怒，他们无法在他人遭受痛苦时行为合宜，并用源源不断的金钱将自己与最严重的疫情隔离开来。人们开始呼吁打击所有从绝望中牟利的骗子、伪君子和投机分子。

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在线肯定在这一逆转中发挥了作用。在社交网站上，反诈骗运动通过点赞和分享快速升级，和诈骗运动一样快。反诈骗者的斗志被令人沮丧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对此没有发言权所激发。对于Web3也是一样，愤怒似乎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普通人可能无法幸免于一场他们既不追随也不支持的运动带来的悲剧性结果。当作者询问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Wood是否对最近针对Web3的抵制感到惊讶时，他看起来十分镇定。他说人们只是害怕改变，这没关系，Web3将和任何重大的社会转变一样一波三折，首先是建造者，然后是一群更广泛的具有影响力的人深入思考如何过自己的生活，如果第二批人接受了重大社会转变将对他们有利的论点，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将剩余的人拖入其中。但在作者看来，被拖着走是人们尤为痛恨的事情，而这种怨恨正在成为一股它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