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丹谈契丹文和消亡语言研究

康丹（章静绘）

2021年4月16日，契丹文专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世。

康丹先生生于1948年1月25日，自幼家境贫寒，跟随单亲母亲生活。在墨尔本大学主修中文和俄文，并于1971年取得一等荣誉学位后，康先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5年，他完成了关于女真文的博士论文。1981年起，康先生在墨尔本大学担任中文讲师。1997年，他被麦考瑞大学聘为汉学教授，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在麦考瑞，他继续研究女真文，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译的契丹文，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契丹文专家。2016年他在耶鲁大学关于契丹文的讲座，依然是目前西方学术界的标杆。

康先生曾先后两次被派往北京，在澳大利亚驻京大使馆工作。1976年，他第一次到北京，除了每天早起阅读中文报纸，在大使晨间早报前做足准备外，他经常外出阅读大字报，跟学生们聊天。当时大家都听说，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可以现场即时翻译大字报。1995年至1997年间，他在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1980年代，康先生遇到了旅澳求学的叶晓青女士，双方互相欣赏，成为彼此一生的挚爱。叶晓青女士是上海的才女，才子佳人，两人十分登对。可惜天妒良缘，晓青女士在九十年代不幸罹患疾病，她与病魔做了二十几年的斗争，于2010年逝世。叶晓青女士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病逝前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写关于清廷和戏剧的书，直到生命最后几个月，她依然笔耕不辍。

先生生前好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博士后任璐蔓在2019年采访了他，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翻译系博士张晓璇翻译了这篇访谈。仙人已过蓬莱阁，不知如今已和晓青女士团聚了的康丹先生，在天上是否破译了契丹文？

您在墨尔本长大，是在什么机缘下对亚洲语言产生兴趣的？

康丹：我从小就对语言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大多都是二战后欧洲移民的孩子，有的来自波兰，有的来自匈牙利）：“你们是怎么从一数到十的？”小学里面还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就跟着他们学了不少意大利语。那时我也常去教堂里学些拉丁文，上高中以后，我更加系统地学习了拉丁文，还选修了法语。当时的墨尔本，文化非常多元，大多数人的母语都不是英语。

之后，由于种种个人原因，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谋到一份银行的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墨尔本大学旁边的莱贡街（Lygon Street）上，那里又被称为“小意大利”。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那时我每天都在说意大利语，偶尔还讲一些法语。在这之前，我也已经学习了不少西班牙语。当时我身边大多都是移民族群。我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甚至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有一天，我工作时很偶然地碰到一个大学里来的客户，我们开始用意大利语交流。他问我：“你为什么在银行里工作？”我说，“糊口呗。”然后他说，“怎么不去读大学呢？”我当时的认知是，以后要当医生和律师的人才会去读大学。那个人说，“有空到我办公室来吧，咱们聊聊”。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墨尔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长话短说吧，我在这位院长的鼓励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也顺利被墨尔本大学录取了。但我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规划，我能确定的是我想研究语言，越异域的，越不寻常的，越难的，越好。所以我决定学习中文和俄语，原因就是这两门语言都不简单。我念了四年的语言，也选修了其他课程，增长了很多见识。那时候人们阅读量很大，学习俄语，我们得把契诃夫的小说全部读完，还要阅读大量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文也是如此，第一年我们学的是一些基础中文，到第二年阅读的东西就很难了。但我对这些在当时看起来颇为奇怪的文字真是爱不释手，甚至有些如饥似渴。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学习中文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当时有您特别欣赏的学者或者在您学习的过程中鼓励您前进的人吗？

康丹：在墨尔本大学，我们的课程非常注重文学教育，我们学习了两千多年以来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课程第二年，我们就得阅读胡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新思潮的意义”。我们还读了巴金的《月夜》，还有鲁迅的作品，例如《故乡》。除此之外，还读了《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第三年，我们继续读《红楼梦》和唐诗。第四年，我们开始读宋词。我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阅读这类文学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学习如何说中文，因为那个时候，没人能到中国去，所以其实学中文并没有实际用途。当你去大学开放日时，一般来说，学日语的人会告诉你他们日后想经商或者去日本找份工作，但你如果问学中文的学生，他们的想法都特别不切实际。有人可能是佛教徒，有人可能对功夫感兴趣。我记得有一个退休的女士，她的志向是阅读《红楼梦》，她压根都没想学说中文。

在墨大，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学院里一个被称之为“图书馆”的地方度过的，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书，就是一个房间而已，大家有空就去那里待着。那是个十分平等的地方，因为讲师或教授会偶尔过来，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同学们也都互相帮助，比如如果你是一年级的学生，对自己读的文本不理解，你可以向一个三年级的已经上完那个文本的学生求助。所以那时人们之间关系很近，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是个令人忘记烦恼的地方。后来我读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这也有些相像，只不过澳国立那时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本科生。那里的学生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人，研究的东西也稀奇古怪。每天上下午，我们都有茶歇时间，大家就去茶水间，坐下聊上五到十分钟。

您在澳国立读博士的时候，与著名蒙古学及元史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有密切的学术交流。能跟我们讲讲你们师生的关系吗？

康丹：罗依果教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你总能从他那里听到许多学术界的趣闻。从墨尔本大学毕业时，我获得了一等荣誉学士学位。澳国立给了我读博士的机会，还有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就去了，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知道自己想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方面的东西。我对元代汉语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因为那时人们已经在唐代和唐代之前的汉语上下了很大功夫，当然还包括更早期的上古汉语。我当时的导师是柳存仁教授，但他也捉摸不透我，不知拿我如何是好。

罗依果教授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正在研究《中原音韵》，就主动与我联系，说他乐意帮忙。当时，欧洲的语言学家们刚在伊特鲁里亚语（一种已经消亡的欧洲古代语言）的破译方面取得了进展。罗依果教授对这很有了解，我也很感兴趣，大概就是那时，他跟我说，如果我对这类灭亡语言的破译感兴趣，我应该去研究契丹语。他还给我推荐了魏特夫和冯家升合写的《辽代中国社会史》。这本书很厚，里面记录了已知的关于契丹的一切，比如契丹的习俗和文化，但是里面没有提及契丹语，因为那时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

我的语言背景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因为我可以看懂用俄文或法文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那时的一些欧洲学者，比如罗依果教授，都认为契丹语是蒙古语的一种。但我不这么认为。可能当时我是世界上唯一这么想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我还没有看到支持他们想法的证据。我那时就有个理论，我觉得契丹语和女真语有关，女真语是辽代之后金朝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搞清楚契丹和女真之间的关系，就能真相大白。但结果那个时候我没能做到，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是对的。最后，我的博士论文转而研究女真语，因为首先它跟契丹有关联，再者我不能把还没能证明的东西写在博士论文里。

您博士毕业之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并在1976的时候被派去北京。“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康丹：我读完博士的时候，当时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政府已经跟中国建交，他们需要找会说中文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派去中国的新使馆。因为堪培拉很小，大家彼此都认识，我一个墨尔本的朋友向他们推荐了我。我刚到中国的那半年挺有意思的，我虽然会中文，但是我的中文与中国的政治官话相差甚远。街上的人说话我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方言。大使馆给了我六个月时间，去专门学习那些官话和方言，比如“粉碎四人帮”之类的。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一门关于中国文学的课程，全都是关于阶级斗争和农民文学的。当时“开门办学”大行其道，我还去了一家工厂上班。

我学习语言是在大学午休的间隙完成的，中国学生有午休的习惯，但是外国人没有，所以趁着午休期间人不多的时候，我就去读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通过阅读大字报，我学会读草书，也学会了方言。然后我就去大使馆工作了。我的工作头衔是“三等秘书”，据说这职位排在大使的司机后面。但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我负责的事情不多，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在北京四处游玩。我得以很好地了解北京。同时我还担任大使的翻译，所以在一些重大场合，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演讲或在总理访问的时候我都担任了翻译的角色。当时的我中文不离口，像十岁时天天说意大利语一样。我当时对中文很狂热，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就这样一共在中国待了四年。

您是契丹语方面的权威专家，能跟我们讲讲这门语言吗？您是怎么破译它的？

康丹：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朝（907-1125年），它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契丹语便是契丹人的语言。契丹语分为“大字”“小字”两种文字。我刚刚也提到了，我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契丹大字确实与女真文字相关。目前人们还是不知道契丹小字的起源。

七十年代我还在使馆工作时，有一天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民族文化宫要办一个古文字的展览。当时有一个契丹文字专家叫刘凤翥，我读过他的文章，但从来没机会见他。我就去了这个展览，在那儿遇见一个正在读硕士的女孩，我问她能不能看懂展出的文字，她说她看不懂，但是她老师能看懂。于是我就问她：“你老师是谁啊？”她说：“刘凤翥。”我说：“啊，我很想见见他，在哪儿能找到他？”她说：“他可能已经回家了，等一下。”说完她就转身不见了，五分钟以后她带着一个老先生一起回来了。我问道：“您是刘凤翥先生吗？”他吃惊地说：“天哪，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一个外国人突然走进来，然后说你是某某某吗，肯定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总之，我和刘凤翥教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给了我很多中国以外的人无法得到的东西。

中国有句谚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文革”期间，像刘凤翥这样的学者纷纷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在那儿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他们就把印有契丹文和汉字的拓片上的内容抄了下来，还绘制了表格将上面的汉字和契丹文进行对比。

他们所抄写的这块拓片堪称契丹文字的“罗塞塔石牌”（用古希腊语和古埃及语书写的双语石牌，包括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世俗体，它是破译古埃及语的关键）。它来自女皇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其实无字碑上是有字的，只是它们在石牌的顶部，很难看见。除非你爬梯子上去看，不然是看不见的。

乾陵无字碑

 无字碑上的双语拓片：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这块拓片是双语的，左边是汉字，右边是契丹文。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读懂汉字，解读应该是小菜一碟，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拓片上的头两个字写的是“大金”。人们刚发现这块拓片时，以为上面写的是女真文。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盗墓贼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发现了辽代帝王的陵墓，人们才意识到拓片上的文字是契丹文。即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也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上面的日期和数字是可以看懂的，算是开了一个头，但是你不知道读音，只知道某个字符代表某个意思。在拓片最后，有两个正式的头衔和姓名，后来人们才知道，契丹文里姓名是颠倒的，这造成了很多年的困惑。

到1987年的时候，中国学者根据官员的姓名已经推断出了很多字的读音。他们的推测大概有七成是对的。但是在拓片的中间位置，有大约四分之三的文字，没人知道写了什么，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你刚刚问我是怎么破译契丹文的，我其实没有真正破译它。我能做的是把中国学者写的东西用欧洲学者可以看懂的语言写出来，也可以把外国人写的东西用中文写出来，让中国学者能看懂。欧洲学者的问题是，他们过去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现在他们在这方面开始慢慢追赶，而研究契丹文的中国学者都是一些对语言了解甚少的历史学家。所以，他们不得不要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位同行总结得很好，他说：“康丹的书是契丹研究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很无知，但是女真语和后来清代使用的满语之间有什么区别？

康丹：明朝末年，从北方入侵中原的关外人没有自称为满洲族，他们是女真人。但问题是，到那时，女真（Jušen/Jurchen）这个词已经有了“奴隶”的意味，所以第二任皇帝皇太极（1592-1643）建立清朝之后，将族名改为满洲，他也没有做过多解释。针对这个有一些不同的理论，但简单来说，没有人真正知道原因。清代的官方语言非常接近创立清朝的爱新觉罗氏族所说的建州女真方言。

满语曾长期处于濒危状态，但目前在学术界和流行文化中得以慢慢复苏，这要归功于以清朝为背景的很火的一些中国电视剧。您对这一最新进展有什么看法？

康丹：我曾经关于这个写过一篇文章。满语的复兴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虽然现在都很多人在学习满语，但他们可能在前十或二十个单词之后就止步不前了。我在中国遇见过会说真正的满语的人，中国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复兴满语，他们大致可以用满语进行书写，但总是反复写相同的东西。

您是不止一个已经灭亡或濒危语言的专家，今天研究这些语言的重要性在哪儿？

康丹：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很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一些文化对时间有不同的认知，有一些对颜色有不同的理解。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习惯把自己的文化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我自己的观点是，研究这些语言本身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算是对古物的一种热爱吧。我年轻那会儿，就已经对灭亡语言感兴趣了。我从没真正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大概天生如此。有一次我在北大，遇见一个美国的地质学女教授，大概五十岁左右。我问她，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候，班上有多少女同学，因为那时候女地质学家很少见。她说，一个都没有。所以我就问：“你为什么会对地质学感兴趣？”她回答道：“不知道。我小时候，其他小朋友会捡起一块石头然后扔掉，我会捡起一块石头，然后说‘天啊，这块石头真有意思’。”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当一门语言灭亡或即将灭亡的时候，它会经历简化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满语等语言中看到。就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满语里光是“杯子”这个词就可能有十几种表达方式，像盅、盏之类的。但是，到了清朝末期，人们就只记得“杯子”这一种表达了，其余的全忘记了。我在现在社会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至少在我孩子身上。他们只会说“杯子”（cup），没有人真得会说“圣餐杯”（chalice）或“高脚杯”（goblet）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会说：“你不懂我们说话的方式。” 但是十年之后，我们脑子里的这些词就会不复存在。

您在澳大利亚从事亚洲以及中国研究以来的这几十年，学术界有什么变化吗？

康丹：对我来说，现在根本没有学术界可言，它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还是有几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但是很少很少，剩下的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中国，但这些所谓的“中国专家”几乎没人会说中文，更别说对当今的中国有任何了解。在学术界，你应该是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与对文化、哲学、历史和艺术感兴趣的人一起思考问题，一起想出答案，不管他们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教授。以前的学术界，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理想村里似的，特别奇妙。但后来就分崩离析了。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或者如您所说的，不存在的学术环境中，您觉得年轻学者还能像您当年那样去研究灭亡或者濒危语言吗？

康丹：简短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有两点。首先，在2012年我退休时，政治正确已经占领了大学这片高地。如果我留在了麦考瑞或其他地方，我肯定是会被这些人攻击的。我离开的时机正合适，因为在我临退休之前，我工作所在的大学——麦考瑞的校长离开了，由一个美国人取而代之。新校长特别关注大学排名和出版产出之类的。从那以后，作为学术界的一员，你的价值就取决于你发表的文章数量了，最低要求是每年四篇。文章可不是说写就写的，更别提写书或者译作了。

《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不清楚霍克思和闵福德花了多久才把它译成英文，但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之前曾读过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译本，但是当我读霍克思翻译的《石头记》第一章时，每一个句子，我都拍案叫绝。真是登峰造极的境界，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句子的背后都是无尽的思考和付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一样，这是在今天的环境中是无法取得的成就。

您对今天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康丹：就像他们说的，你得“耕耘自己的园地”（此语出自伏尔泰的《老实人》，意思为创造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你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这类人。有时候我会遇见让我刮目相看的青年学者，尽管在现在这样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下，他们仍然可以如此出众，如此博学。几年前我去罗马的时候，去了济慈墓，遇见一些美国学生。有一个美国女孩，她在济慈的墓前放声大哭，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就对济慈有如此深刻的欣赏与理解。

康丹先生与叶晓青女士

康丹教授著作目录 （由生前好友及学生整理）

1971: ‘Lo Chang-pei.’ Unpublished honours thesis,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5: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PhD thesi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later revised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title, see item below).

1983: Translation of Sha Yexin, ‘The Impostor (If I Were Real).’ Renditions 19–20: 333–69.

1989: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53.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3: ‘Irrational Belief among the Chinese Elite.’ In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edited by Mabel Lee and A. D. Syrokomla-Stefanowska. Sydney: Wild Peony Press.

1997: ‘Language Death and Language Revivalism: The Case of Manch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1(2): 231–49.

2000: Translation of Kang Youwei, ‘Selections from Notes on Travels around Europe.’ Renditions 53–54: 189–98.

2000: ‘The Qieyun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Spirit of the Metropolis.’ Papers from the 13th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Conference.

2004: ‘A Note on *Cisdeben (Khit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8(2): 223–25.

2006: ‘Khitan and Jurchen.’ In Tumen jafun jechen aku: Manchu Studies in Honour of Giovanni Stary, Tungusco Sibirica 20, edited by Alessandra Pozzi, Juha Antero Janhunen, and Michael Weiers, 121–3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 History and Current Usage. 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

2008: Introduction to and updated translation of Wu Cheng’en, retold by Timothy Richard,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Monkey King’s Amazing Adventures. 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

2009: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Handbook of Uralic Studies, Vol. 19. Leiden: Brill.

2009: With Louis Kervyn, ‘Joseph Mullie and the Beginnings of Khitan Studies.’ In The Early Mongols: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edited by Volker Rybatzki, Alessandra Pozzi, Peter W. Geier, and John R. Krueger, 79–90.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73.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2013: ‘Introduction, Part 2: An Update on Deciphering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Script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11–25.

2013: ‘The Great Central Liao Khitan Stat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27–50.

2016: ‘Ten Lectures on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Khitan Studies.’ Unpublished lectures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11 to 19 May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