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过剩闹恐慌”：日本社会的“高等游民”

国产版《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虽然延续了日本富士电视台月九剧原版的剧情、造型和台词，但身为“高等游民”的男主人公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国产电视剧中的“高等游民”欧阳宇飞的油腻、臃肿和猥琐充分暴露出“高等游民”这一身份在神州大地上的水土不服。

国产网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中郭晓冬饰演男主角欧阳宇飞

中方导演、编剧、演员无法准确理解并诠释“高等游民”这一“进口”形象，根源在于“高等游民”并不是一个橘生淮南还是橘生淮北的问题，而是一个“这个可以有但这个真没有”的问题。“高等游民”是日本特产，曾作为社会问题被日本教育界、政界反复讨论。而中国是只出产一般的无业游民，不曾有过中高低的等级划分。

日剧版中长谷川博己饰演的“高等游民”谷口巧

高等游民究竟是什么？

对高等游民生活描述最为细致的大概要数名作家夏目漱石。《我是猫》中的迷亭、《虞美人草》中的甲野钦吾、《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彼岸过后》中的松本和须永、《心》中的老师……这些人物身上都沾染着浓厚的“高等游民”色彩。在他笔下的诸多“高等游民”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从此以后》的男主人公长井代助。

《从此以后》第八十回，刊登于7月24日《朝日新闻》

长井代助毕业之后赋闲在家，依靠父亲和哥哥提供的经济支持度日。在争执中，代助曾被父亲称为“难民”（“高等游民”一词并未明确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小说中），朋友之妻三千代的哥哥用更加高级“趣味审判者”一词称呼代助（原文为拉丁语arbiter elegantiarum）。在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抗辩时，长井代助如是说：

“那种有关面包的体验也许是很现实的东西，但毕竟是等而下之的呀。不能够体验一下那种不必为面包、水而操心的美好生活，做人就没有什么意义啦！你大概还把我看作幼稚的少爷吧？但我自信：在我接触到的那个繁华世界里，我远比你老成呢。”（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版）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夏目漱石让“高等游民”变得真正的高等起来。此前，高等游民不过是对人形垃圾的雅称。明治二十年起，读过书但又未就业的“毕业即失业”人员逐渐增多。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九月二十五号，《读卖新闻》刊登讨论关于官吏学校设立的文章中称，设立此类学校只会生产两类寄生虫，进入官吏学校者将寄生于国家官僚体制平白食利，落榜者寄生于家庭，成为“社会中何等无用之’高等游民’”。

夏目漱石以后，高等游民得以凌驾于普通游民之上，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确不需要为了生存挣扎，更在于他们有着精神层面的追求。而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又导致这一群体对实践活动的进一步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以雅典城邦生活为例，论证“个人和社会的思辨力度与实践活动成反比”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领域里，当实践领域中的活动低于正常水平的时候，处于某种原因，理智将会在各个方面得到发展，并流入为它们敞开的空间”。在雅典城邦时期，面向理智敞开的空间是开放的“广场”。今天，这一空间通常呈现出一种闭锁的形态，人们通常称之为“御宅”。

游民易做，高等难求

《从此以后》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六月底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上同时连载，十月中旬连载结束，次年集结出版。在此之前，日本官方报纸关于“高等游民”问题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

官方语境中，“高等游民”问题的成因在于流传于年轻人中的、不切实际的“学历信仰”：只要拿到一纸文凭，就会有人三顾茅庐；曾经视之如高岭之花的千金名媛，也会为毕业证书上满载的才气所倾倒。入世之学子或受命成为全权大使，在国际上纵横捭阖、为国争光；或进入实业，仅靠小试牛刀即可震惊业界大佬。（参见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学生的前途》一书，作者佐藤尚友）

报纸上，批评学生不切实际的声音多如牛毛。于个案而言，批评声并非毫无道理，但泛泛地将学生毕业就失业归咎于主观能动性的批评，忽视了如此之多高等游民产生的基本社会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全日本有普通中学87所（官立71所、私立16所）、高等女子学校15所（官立9所、私立6所）。到了明治三十八年，全日本中学数量增至257所（公立216所、私立41所），高等女子学校数量多达99所。十年间，入学人数增长了四倍，毕业生人数从明治二十八年的1971人（其中普通中学1595人，高等女子学校376人）增加到明治三十八年的22240人（其中普通中学14406人，高等女子学校7834人）。与中学大量增设、扩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到财政开支的限制，明治三十年代，国家并未增设高等教育机构，既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并未扩招。

增加中等教育机构建设，扩大招生数量，从长远来看显著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然而就当时而言，却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

接受中等教育后的日本青年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求学欲，在高校数量少、录取率有限的条件下，升学压力很大。不能继续深造的年轻人，多数都与长井代助有着相似的想法，他们往往不愿意退而求其次进入实业学校（主要提供农业相关教育）和其他专科学校。

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四十二年（1901年-1909年）公立中学毕业生出路一览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经济进入滞涨期，实业发展速度大幅放缓甚至趋于停滞，日本社会短时期内呈现出明显向下流动的趋势：由于实业发展放缓，工厂大批裁汰冗员，企业高层任人唯亲，外部人员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大财阀生活奢靡的新闻屡见报端……社会提供给年轻读书人的工作机会不多，同时这些清高的读书人也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宁愿失业赋闲、抱残守缺。

“高等游民”的选择是有违时代精神的。《从此之后》开始连载的前一年，明治天皇颁布《戊申诏书》，称“日俄战争结束后时日方浅，政治整体尚须整顿。惟上下一心，忠实己业，勤俭为尚，信义与人情并重，不饰华美，提倡质实，互诫生活之荒废与懒惰，不懈努力”。这些在外人看来“荒废与懒惰”的高等游民或许并未察觉到，《戊申诏书》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标志着“不需要为面包和水操心”的好日子走到头了。

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各主要国家都经历着大致相同的情况。封建贵族仍然享有无上的特权和荣耀，新兴资产阶级经过一轮轮扩张拥有了大量财富，无产阶级文化逐渐趋于成熟，三股力量不是平行发展的，这意味着在某个节点上，三种力量终将汇聚，要么全体粉碎，要么掀起巨大的变革。

对于日本的高等游民而言，时代变革的开端是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幸德秋水大逆事件”。

幸德秋水本人并非高等游民，他是一位活跃的社会运动家、记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明治四十三年，日本政府以社会主义者意欲谋杀天皇为借口逮捕幸德秋水等十二名社会主义者，翌年以“大逆”为名被判处死刑。

日俄战争前，为宣传反战思想，幸德秋水发起设立新闻机构“平民社”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号《早稻田文学》刊登的文章将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根本原因归结于“高等游民”。 事件其实与高等游民群体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读过书的社会闲散人员的确令转型中的日本政府心有余悸。连面包和水都不关心的高等游民看似纯良无害，但却掌握着名为“智识”的可怕武器。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中谈及“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时，写道：“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戊申诏书》颁布之后，“皇室乃是国民核心”（津田左右吉语）的“皇国史观”开始重塑日本社会对天皇制度的认识，军国主义思想蠢蠢欲动。无论是以天皇为核心的皇国史观，还是主张积极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对于不在乎面包与水的高等游民都毫无说服力。不仅如此，“心软又心活”的高等游民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征服的绊脚石。

由于高等游民没有受到劳资关系束缚，仅活跃于私的领域，公权力很难介入并加以管控。他们没有工作，生活依赖于家庭的经济供给，随时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大量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的高等游民转型成为无产者，对于当时的明治政府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自此，高等游民开始被视为影响社会长治久安的因素。日本政府对高等游民问题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除了继续在舆论上对高等游民进行批评教育外，开始着手改革教育政策。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七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调整中学学科结构，增设实业补习科，压缩致力于培养学生形成审美趣味的科目，力求通过教授实用技能提高学生就业率。奈何事与愿违，改革实施三年后，相关行政令便被废止。

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事发突然，大量中学无法马上匹配足够的师资，加之学生学习兴趣低迷，多数实业科目教学并不成功。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学实业科目成为必修，反而打消了部分学生升学进入专科学校或实业学校的动力。然而中学实业科目实用性不强，在中学阶段学习实业科目后，毕业生仍然无法顺利就业。

大正三年（1914年）实业补习科废止后，“高等游民”成为日本社会永久性问题，并和社会思潮的“异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政府开始尝试依靠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解决本土智识过剩问题。日本军事活动和在华开办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高等游民”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除了不愁就业的理工科，明治年间就业困难的法学、经济学、商学等学科的就业率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幅提升，只有文学等滋养灵魂但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学科就业率和原来一样，只有三分之一的高校文学毕业生能够找到工作，等待剩余三分之二的仍然是“高等游民”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瑟夫·熊彼得的经济思想开始受到日本的重视，与熊彼得经济思想一同进入日本的还有他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一书中谈及知识过剩问题时称，如果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终究会引发社会动荡。这种观点让当局者回想起“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噩梦。

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的经济爆炸式增长后，日本经济吹出的大泡泡开始在七十年代纷纷破灭。与夏目漱石所处的明治大正时期相似，七十年代的日本入学率高而就业率低，“高等游民”的不安阴影再次袭来。

1972年，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连合赤军”事件爆发，事件中的核心成员多数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由于就业机会有限，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全部被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被国家列为一期的名校学生掠去。那些当年在入学考试中一期高校落榜调剂到二期学校的学生，一方面心有不甘，另一方面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威胁，不甘与恐惧被认为是“连合赤军”的主要成因。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日本于1978年废止高校一二期划分。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游民”问题。随着八十年代日本大力推广宽松教育，国民已经不再像明治大正昭和时代那样热衷于表达审美和诉求了。“面包和水”极大的富足了，对生活意义的严肃思考却日渐消弭。在探索精神世界方面成熟老道的“高等游民”无声无息地走向灭绝，甚至只有在反映极端恋爱观的都市喜剧中才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