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考古专家田亚岐：血池祭祀遗址填补了秦雍城布局的空白

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中，祭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自东汉至清末，国家最高祭祀要在首都南郊举行，即南郊郊祀，由皇帝亲自祭天地、敬百神。而这一祭祀传统早在西汉平帝五年就由王莽提出，而在此之前，国家祭祀制度并非如此。

我国古代的 “国家祭祀”礼仪，是指受朝廷祠官直接管理的神祠祭祀。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诸国祭祀来源各异，秦始皇称帝，完成帝国统一的同时也确立了帝国的神祠祭祀。从先秦至近世，中国传统祭祀制度的发展演变中，秦汉无疑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而在秦汉国家祭祀中，雍畤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雍城曾为秦国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人在雍城设立了四个重要祭祀场所，即雍四畤。秦始皇于咸阳称帝后，雍四畤仍旧是秦帝国国家祭祀场所，而且始终是级别最高的祭祀场所。而后，秦亡汉兴。在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刘邦并未将国家祭祀体系迁到都城长安附近，而是沿用了秦的祭祀设施和祭祀制度，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汉帝一直是在雍举行国家祭祀活动，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一个体现。秦有四畤，汉有五畤（汉高祖刘邦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了北畤）。换句话说，作为国家祭祀场所，雍畤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然而，如此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往学者主要以据文献的记述研究当时的历史问题，所涉及到的考古材料比较少。直至2016年12月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才对外发布，凤翔雍山血池发现秦汉的一批遗迹包括夯土台、环沟、踩踏面、祭祀坑、建筑和道路，尤其出土的一批祭祀文物等，可能是当时祭天地和五帝的地方。

据报道，该遗址是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近日，这项考古发现入围了“2016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终评项目”，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该项目的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岐研究员，就血池遗址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田亚岐1985年毕业后即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当时他就跟着前任参加了秦雍城的各项考古工作，寻找“雍畤”自然是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为此几代考古人都做出了不懈努力。时隔若干年后，作为现阶段雍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田亚岐说，像血池遗址这样令人瞩目的考古成果，其中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同时这一发现也填补了80多年来对秦雍城遗址完整功能区考古发现的最后一片空白。

澎湃新闻：作为秦国的长久都城，秦皇汉武时期的“圣都”，雍畤是举行国家最高祭祀活动的场所。这处遗址是如何发现的？

田亚岐：血池遗址虽然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算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发现，但事实上，血池只是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其实整个秦雍城考古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各项重要发现。追根溯源，从1934年秦雍城考古算起，到现在已进行了八十多年，经历了几代考古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一步步把这个大都城完整结构布局揭示出来，这在东周列国的都城考古史是一个重要发现。到上世纪末，那一辈的考古人已经基本找出了雍城的宫城、陵园、国人墓葬等，城市的格局基本都已经出来了，但当时也产生了一些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文献记载的郊外祭天遗址为什么没有发现？多年以前，我们基本确定了雍城的总体格局，但唯独缺少祭祀遗址。所以，从那时候起，考古工作者对于雍城考古的关注目标就倾注在寻找郊外的祭祀遗址这个中心主题上。

澎湃新闻：具体地说，是怎么确认这处遗址的？

田亚岐：多年前，我们先是根据文献记载线索找，这个线索就是“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这类文献中的描述。按照这个线索，对雍城周围的山都作了考察，这就发现了新的问题：有好多点与文献描述的情况类似，血池当然是其中的一个符合地貌特征的点。接下来，就是要逐一排除。

祭祀遗址只是满足地貌描述这个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祭祀场所，它应当有相关的配套设施，比如夯土台、祭祀坑、车马坑等，这些都是祭祀遗址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数量应该很多。另外，还应该有建筑。因为皇帝要亲临参与国家祭祀典礼，还要静思沐浴，那么，行宫总得有。其次，国家管理祭祀的官员在此办公、起居的场所总该要有的。再者，祭祀所需的祭器、车马、三牲献食等物资得有库房存放，祭祀场面宏大，广场也是一定有的。这些建筑都是祭祀遗址中一定有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考古勘探，最终发现了夯土台、祭祀坑，还有大中小型的建筑，将这一系列考古发掘拼合起来，就得到了现在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考古工作的进程是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在考古工作指导的背景下，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综合各个方面，拼合出了这个祭祀遗址，并得到了专家的认同。

澎湃新闻：在项目介绍中有这么一句话：“除2016年对血池遗址进行了2000平方米发掘外，同时也经历数年来对这处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大型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所以，血池遗址究竟有多大面积？是寻找了十多年了，直到2016年才开始进行的发掘？

田亚岐：情况是这样的。血池的发现凝聚了很多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大家先后从不同角度获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你在某段时间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个骨头坑，他在另一次工作中发现了建筑陶片等等，但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的发现都不足够证明这是祭祀遗址。只有在祭祀遗址相关联的各个方面的东西都逐步发现之后，我们经过综合研判，才能最终确认，其实这是多年工作拼合的结果。

至于面积的问题是这样的。血池遗址是470万平方米，我们在初步确认之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其属性、年代，选择了一个小区域进行局部发掘，这就是2016年发掘的2000平方米。接下来，我们会对其他区域继续进行发掘、研究。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祭天遗址既包括地下的祭祀坑，又包括地表建筑等元素，那么经历了如此长时段的环境的变迁，这个遗址的保存状况如何？

田亚岐：这个遗址目前来说保存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好。虽然山坡上的建筑物受到山洪冲刷等各种原因的损毁，但其地下的祭祀坑保存状况非常好。血池遗址在山梁上，缺水，没有经历城市建设，所以，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保存的还是非常完好。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一处重要遗址之前一直未发现呢？

田亚岐：这还是我们过去在工作方法和认识上有局限。以前，我们按照史书中的记载，在文献的引导下去希望找到遗迹的本体，其实对它的结构、概念缺乏深层次的了解。以前，有学者认为，“畤”的标识性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发现一个建筑，上面定会刻着“畤”，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以往，我们受地面的误导，以为找到夯土台，就找到了祭祀广场，但古代关中的夯土台太多了，有军事功能的烽火台，还有高处建筑等，都是高台性质的。所以，后来这些发现又被逐一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真难找。而借助这次血池遗址的发现，我们也得出了一个经验，就是要综合研判，要看到地面上的夯土台，更要注意夯土台周边地下的东西，要有关联性的思考。

澎湃新闻：在这项考古发现的介绍中，提及了“首次发现”，如何理解其意义？

田亚岐：准确的表述是，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首先，祭天在古代国家礼仪制度中特别重要，体现的是那个时候的核心价值观，祭祀遗址在文献上讲得很多，但是就是没有考古发现，只见书上有，不见地上有，这么重要的文化遗存找不到，始终是个遗憾。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最终发现了血池遗址，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应该说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这是我们首次以考古遗存的面貌找到了文献上说的历史场景。

其次，秦汉时期的祭祀遗址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国家祭祀场所，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秦汉在中国古代整个祭祀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这方面历史的深入研究，血池遗址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生动的实物例证。比如，借助这个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或能恢复当时的祭祀场景。古代祭祀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有文献记载，一方面我们再根据历史场景，是不是就能看出，皇帝祭祀首先到哪里，然后再去哪里干什么，我们可以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的具体面貌来探讨当时礼仪的程序。再者，古代人在祭祀中的风水讲究、哲学思想，或都可透过实物进行探讨。

更重要的是，秦有四畤，汉有五畤，我们现在只是找到了其中一个，通过这个发现，我们积累了经验，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加强之后的考古工作。最后嘛，发现历史遗存也为之后文化遗存的教育、展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