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面向近两千名女教师的调查：整体三孩生育意愿不到4%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刊发的一篇论文指出，作者通过问卷收集了 1907名女教师在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发现女教师整体的三孩生育意愿不超过4%，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女教师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四分之一无职务女教师不想生育，三成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

研究发现，经济、教育、住房、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9 级硕士研究生贾萌萌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文章提到，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具有较高的女性比例，且伴随教师队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育龄群体比重增加。同时，教师群体的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养育素质与能力。因此有必要了解作为适龄婚育主体，中小学女教师目前的工作、婚育情况如何。

本次调查中，女教师问卷的发放地区涉及 13 个省（市 / 自治区），其中吉林、青海、贵州、四川、云南地区的样本量较多。婚姻状况上，调查的女教师中近八成已婚（78.55%），未婚为 16.99%，离异与丧偶为 4.46%。

调查发现，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上，女教师整体愿意生育一孩的比例最高，为38.96%，其次是二孩，为 38.91%，接着是不想生育的，为18.77%，三孩的比例最低，仅为3.36%。对于未婚女教师而言，这类群体平均年龄 26.58岁，呈现出更低的生育意愿。其中，想要一孩的比例仍然最高，为 36.73%，其次是不想生育，为32.41%，紧接着是 29.63%想要二孩，最后是 1.23%想要三孩。可见，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的比例远高于已婚女教师，双方都呈现出极低的三孩生育意愿。

文章指出，女教师，尤其是青年未婚女教师呈现出了较低的生育意愿。这一方面显示出一种“恐育”心理，是个体对于日益增长的生育成本的回应。对此，穆光宗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道：“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青年生育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阶段，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惧症’。”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化进程中，人们出现原子化发展趋势，逐渐脱离旧有的纽带。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与此同时，青年女性经济实力增强，独立能力提升，婚恋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调查中，没有生育意愿的女教师占比 18.77%。具体按照职务划分来看，无职务的女教师中 25.19%不想生育，超过四分之一，是不同任职情况中不想生育比例最高的一类。女校长 / 副校长中 20%不想生育，女班主任中 18.77%不想生育。对于不想生育的普通女教师来说，改变其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工作量减少和教育成本降低。

其中，工作量减少是一项值得思考的议题。答卷显示，超七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正如有研究者进行过计算，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就会造成工资下降约 7%，且下降比例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职业女性正因为母亲身份而面临着“惩罚”，生育意愿下降的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渴求。但是，沉重的育儿负担又让女教师们不得不发出减轻工作量的“呐喊”。如果政策话语不断提倡减轻工作量，那么又容易加深用人单位对女性员工的制度性歧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职业女性的生育焦虑与满足发展自身事业的追求。因此，女教师对于“减轻工作量”的呼吁更多是出于对女性沉重育儿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如何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工作环境与家庭分工，从而缓解女性的被动处境。

文章还提出，“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在市场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儿童价值至上” “以儿童为中心”的精致化教养观念成为流行。有研究者指出：“现代儿童与母亲作为‘纯洁和爱’的象征，经历着‘神圣化’的过程……渐渐导向了母职至上和完美教育理念、文凭主义，再生产了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家长深陷“亲子陪伴” “母子依恋”“安全感”等消费市场宣传的话语体系中，自愿为“儿童价值至上”与母职神圣化买单。实际上这种观念与行为加重了家长尤其是母亲养育子女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问卷结果显示，84.06%的女教师赞同“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通常会有心理问题”，43.52%的女教师赞同“在公共场合，其他成年人不应批评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家长在所谓科学育儿的话语中塑造着对自我角色的高度期待，背上了沉重的养育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