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③｜上海科创的优势与差距

近年来，各方面的数据显示，上海科创在全球的地位日益提升。但上海距离“全球科创策源地”究竟有多远？本文通过对科创策源地概念的辨析，将其分为科研策源力、创新策源力和策源潜力三个方面，并选择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药两大前沿科技和产业领域，利用科学家、研发企业和创业独角兽三方面的数据对全球大城市进行了评估，考察不同城市在科创策源方面的表现。结果表明，除了个别指标，相比于世界上顶尖的科创城市，上海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以下专门针对上海建设“全球科创策源地”的问题，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上海离全球科创策源地有多远？二是上海应如何提升自身的科创策源力？

上海离全球科创策源地有多远？

为了具体展示上海与世界顶尖科创策源城市的差距，本文尝试基于前述数据进行综合评分。通过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以排名第一的城市得分为100分，测算出上海在科研策源力、创新策源力和策源潜力三项指标得分分别是：84.5、53.4、81.3。按40：40：20的权重加权平均可得71.4分。这就是当前上海到“全球科创策源地”的大致差距。

由此，我们还可以对上海的科创策源现状作一个简单的归纳：科研策源力表现不俗，创新策源力有待提升，策源潜力前景可期。

“科研策源表现不俗”。主要指的是上海在生物医药方面的科学家水平排名前五，已经是全球主要策源地之一。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排名处于第11-20名之间，算是良好水平，但距离最先进城市仍有一定差距。

“创新策源有待提升”。在城市创新策源力方面，上海的IT研发企业数量和研发投入远远不足，缺乏IT头部企业。在生物医药方面，企业数量不算少，但是研发投入相比于先进城市，差了几个数量级。综合而言，上海的创新策源力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亟须补足。

“策源潜力前景可期”。在城市科创策源潜力方面，无论是独角兽企业数量还是估值，上海都处于第一阵营，拥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跻身于全球主要的科创策源地之列。

从单项指标看，上海在生物医药科研、独角兽企业估值上距离先进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在企业研发投入和数量方面与顶尖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很明显，上海的短板在计算机和生物医药两大领域的龙头企业发展方面。而两大科技领域之中，上海在生物医药方面更具比较优势。从策源潜力看，上海近年来涌现了许多新兴的科技创业企业。只要持续努力，假以时日，应该有望弥补这一短板。

上海如何提升科创策源力？

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有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演变过程。新科创中心的崛起，取决于多重因素。为了理解这一变迁，本文拟简要回顾历史上最近两次科创中心的转移历程：第一次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上世纪中叶以来创新中心从美国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1.  二十世纪初科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

根据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的分析，美国是在1920年左右代替欧洲成为新科学中心的。国内学者孙玉涛和国容毓利用1901到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数据，发现在1919到1945年期间，美国实现对英、德的超越，以29.63%的比例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此后成为唯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比例超过25%的国家，持续独占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地位。孙玉涛一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获奖者从出生到取得学士学位、博士学位、获奖前后的移民履历，发现美国在吸引世界科学家移民方面持续领先，这是其能够保持80年科学中心的地位而不衰落的重要原因。

美国何以能大量吸引欧洲以及全球科学家前往，并成功留住他们？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政局的稳定。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本土从未发生过战争。这与欧、亚、非大陆的动荡形成鲜明的对比，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科研环境。

二是美国科学界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就二十世纪上半叶而言，对犹太人等受排挤民族，以及受侵略国家的难民张开怀抱，可能是美国最正确的国策之一。电影《美丽心灵》所讲述的天才数学家纳什的故事，充分体现美国的大学对科学家的包容性。

三是最大程度弱化科学家的行政工作，确保其可以安心从事研究。1933年，爱因斯坦受邀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普林斯顿要接受他的助手；二是年薪只要3000美元。爱因斯坦还说：“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3000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但是普林斯顿校方经过考虑，最终给他的待遇是年薪16000美元，并同意接受其助手，让他可以专注于做研究，而不被行政工作所干扰。

2.  二十世纪中叶创新中心从美国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上世纪中叶发生的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美国科创中心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即硅谷的崛起。

有关硅谷崛起秘密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1994）可算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该书对硅谷如何取代波士顿成为美国全球科创中心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发现硅谷与128号公路两地在1970年代以前都是以电子产业为主，均非常倚重于研究型大学和国防采购，创新创业氛围很浓厚，且后者实力超过前者。但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硅谷逐步追赶并最终实现超越。到1990年，无论是从高科技企业数、就业人数、销售额和出口方面，硅谷均数倍于后者，成为美国新的科创中心。

萨克森宁对此的解释是：硅谷建立了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更加灵活，其技术创新活力更强。而128号公路继承了工业时代的特点，企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适应性较差。作者同时提出，在培育高科技产业方面，区域层次的政策优于国家层次，区域政策制订者应致力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协作和信任，为各类中介服务提供便利。

硅谷的成功经验当然不限于此。其他常常被提及的因素还有：激动人心的创业成长故事、重视应用的研究型大学、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服务、自由包容的制度和文化等，这些都为后来遍布世界各地的“谷”有意模仿。

美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但值得借鉴。对于上海而言，要弥合与顶级科创城市之间的鸿沟，需要从产业创新、创业氛围、科学研究和长三角一体化四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首先，产业创新方面是上海当前最大的短板。这方面首先需要激励有实力的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各个领域的渗透，上海应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和淘汰机制，转换体制机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打造全新的商业生态，实现全面转型。对于民营科技企业应当更加爱护，坚定其发展信心，为其吸收全球科研人才提供便利，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其次，在创业和高增长企业培育方面，上海应当进一步发挥对于本地居民创新接纳度高，消费潜力强劲的优势，尽量消除创新所面临的各类过多不合理的监管。例如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在坚守伦理底线、鼓励资本有序扩张的基础上，在机器人、无人驾驶、医疗服务等方面进行更加大胆的尝试。

第三，在科研方面，上海需要进一步发挥现有科研平台的优势，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更加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以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海外学者来沪定居。同时鼓励中青年学者立志投身科研，提升其待遇，解决后顾之忧，培育科研后备力量。上海在生物医药的科研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政府应给予研究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营造更加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实现在策源力方面的突破。

最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工作的推进，上海应更多关注与其他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协同，共同建设“全球科创策源地”这一宏伟目标。随着知识边界的日益模糊及创新内在的动力，跨越疆界的共同发表、共同申请专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项综合性的科技（如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由多个单项技术共同组成，同时与多个科研机构和人物有关。而当关键组织、科学家和发明家等跨区域流动时，会带来不同地区科技实力的消长，不同地区都可能作为特定技术的源头。对于科学家或专利拥有人个人而言，其构想和专利最终在哪儿实现，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上海定位为国际重要科创网络节点，必须是思想和创意的风向标和源头，而创意的落地并不必然要留在上海。

全球特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其影响力都会不同程度地超越国界和行政管辖区划。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的影响，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城市虽然从行政区划上属于一个省份或国家，但它与另一个省份或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典型例子有：苏州与上海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亲近度明显强于省会南京。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城，距离纽约只有一桥之隔。由于纽约地价较高，很多企业选址在纽瓦克，实际上与纽约的企业、高校或金融机构交流更加密切。另外，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大都市圈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东京大都会圈、长三角、珠三角等，已经形成同城化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科技在地理上的跨界构成上海建设“科创策源地”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上海作为科创策源地的功能最主要体现在学术成就和技术研发方面，重在优质科创资源在长三角的集聚，与长三角城市携手共进，让这一区域成为科创繁荣的热土。

（作者赵付春系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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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长三角议事厅”专栏2022年春节策划“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