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廷·斯金纳北大讲座：所有哲学文本都是朝向公共领域的行动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学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于近期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系列演讲（四讲），并将与部分政治思想史的青年学者展开对话。

斯金纳长期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工作，1979-1996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996-2008年曾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2008年至今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学教授。斯金纳教授作为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马基雅维里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由他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斯金纳教授曾于17年前与家人首次访问中国大陆，游历北京、苏州等地。但是对中国的知识界与学术界而言，此次北大四讲，却是大多数人首次有机会近距离聆听他的学术演讲。2017年4月4日晚，斯金纳教授以“论文本的解释”为题拉开他北大系列演讲的序幕，报告厅内人头攒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昆廷·斯金纳教授计划以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为本系列讲座的主题。但是在讨论具体的思想家以前，他认为有必要先讨论解释文学与哲学文本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在处理文本时应该持有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才能得到最多的收获？这正是本场演讲的主题。

揭示文本的意图性

他首先提到在西方传统中一种广受欢迎的文本解释路径，那就是将文学与哲学文本从本质上看作是对信念的陈述（statement of belief）。但是斯金纳认为这种方法成效不高，例如写作戏剧时，作家显然要将不同的观点戏剧化（dramatize），使它们相互对抗，而自己则退居幕后。因此对于那些伟大的戏剧作品，我们很难设想可以明确了解作者的信念。

哲学文本的情况同样如此，斯金纳以马基雅维利为例做了解释。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论》的第18章，马基雅维利告诉读者，如果君主想要保持权力，他就应当效法狮子与狐狸。根据传统的解释方法，这段话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信念，因此解释者要做的就是解释这个隐喻，即政治事业的成功依赖于暴力（狮子）与欺诈（狐狸）。但是斯金纳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充分——马基雅维利的写作是有特定的文化语境的，他的《君主论》隶属于于文艺复兴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叫君主宝鉴（book of advice to princes）的文体。而在这一领域，当时的作家广泛地受到古典作品的影响，尤其是西塞罗的《论责任》。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其实是在引用并讽刺西塞罗的观点。所以，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信念，而是同时也在引用（西塞罗）、提醒（读者）、质疑与讽刺（传统的主张）、反驳（文艺复兴的核心哲学价值），从而使读者重新理解政治virtù的概念。

斯金纳由此推断，马基雅维利是在通过这句话介入（intervention）当时的政治活动，一种讽刺的、包含敌意的、轻蔑的介入。他认为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马基雅维利陈述或肯定了什么，而是他在做什么（what he is doing）。因此他的结论是，在解释文本时，最富有成果的方法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断进行的社会辩论中。从更学术的角度来说，解释的词汇不应当只是传统的有关意义的词汇，而是至少也要以同样的程度关注语言的第二个维度（即行动）；他想做的不是解释文本的意义，而是揭示它的意图（intention）。斯金纳认为可以把这一主张应用到所有的哲学文本。不管它们有多么抽象，我们都可以问一问，这个文本是想做什么，是一种怎样的介入，它与当时的思想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斯金纳考虑到，这种路径可能引起后现代批评家的质疑。例如德里达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字学》中认为，当我们讨论意图时，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心理事件（mental event），而对这种心理事件我们根本无法获得确定性。对此斯金纳的回答是，这些意图并非是私人性的心理事件，而是公共性的。马基雅维利和西塞罗的文本处于一种公共的语境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明白这一位是在批评、讽刺另一位。后现代批评家的另一种反驳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消除歧义。不管我们说话的意图是什么，总是会出现意图以外的东西，因为语言本身总是会盖过说话者的意图。斯金纳认同这种观点对文学研究的批判意义，但如果要拿它来批评他的解释方法，则是不得要领的。他认为他讨论的意图不是与意义相关，而是与行动（action）相关，因为行动之所以为行动，正是因为有意图的存在。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所有关于歧义性的主张并不会影响他的有关“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观点。

这种解释途径在斯金纳看来有两个意义。首先，所有的哲学文本，不管它们有多么抽象，都是一种论战性的介入，都是在参与当时存在的辩论，因此在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种绝对的分别。其次，如果所有哲学文本都是一种朝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某个个别作家的文本，而是话语（discourse），要理解其中一个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

解释文本的信念

然而斯金纳并不否认解释信念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在讲座的后半部分，他分析了两种在英语国家非常流行的解释文本之信念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在识别文本的信念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确定它是真还是假。用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话来说，这是因为虚假的信念会表现出理性推理的失败。因此如果我们要试图解释一个信念，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信念会失败，于是进而去寻找，是哪些社会功能和心理压力阻碍人们了看清这些信念的虚假性。以法国历史学家拉迪里（Ladurie）对巫术的研究为例，他认为现代早期欧洲人关于巫术的无稽之谈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深度的、混乱的心理压力的结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压力。拉迪里的结论是，现代早期的宗教分裂导致了社会共识与信任的崩溃，因此当某些灾祸发生时，他们就倾向于认为是邻人在用巫术作祟。

在斯金纳看来这种方法存在着重要缺陷。因为如果以这种方式提问，那么每当遇到被我们认为是虚假的信念时，我们就会把任务默认为解释理性是如何败坏的。但是，这样做就是把持有合理、合适的信念与持有被历史学家裁断为真的信念等同起来了。这种错误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某人可以持有真的信念，却毫无任何合理的理由；其二，某人持有一个自信为真的信念，虽然被我们认为是虚假的，却有着一些非常合理的理由。因此在做历史解释时，我们需要的不是区分真与假，而是区分合理持有的信念与不合理持有的信念。拉迪里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另一种解释巫术信念的可能：这些相信巫术的人们，是否拥有其他的信念，从而为有关巫术的信念提供了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巫术可能就是合理的，而拉迪里所讨论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有可能是不相干的。例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相信基督教的《圣经》，而《圣经》反复地告诉他们巫术是存在的，它能够造成伤害。因此，相信巫术的存在完全有可能是合理的，它与其他信念共同组成了一整套融贯的信念。

至于第二种方法，斯金纳提到了英语国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与理查德·罗蒂。罗蒂与库恩都认为，我们没必要探究人们的信念是真是假，而是应当关注一个人是否能使他的某个信念与他的其他信念相融贯，从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真的。罗蒂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真理无非就在某种生活形式中可以理性地相信的东西。当代也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采用这个观念。例如，斯图亚特·克拉克（Stuart Clark）在同样研究巫术的《与魔鬼一起思考》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展示某个信念如何与一整套信念相匹配，从而证实，这些看似疯狂的信念其实是具有合理性的。

斯金纳指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第一种方法的预设是，真理是与事实相一致的；而第二种方法则认为，真理就是融贯性，所谓真的观念，就是能与其他观念相一致，从而形成一种世界观的那种观念。

但是斯金纳对于第二种方法同样不认同。在他看来，第二种方法虽然批判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对于合理性（rationality）的理解却过于宽泛了。他认为融贯性是合理性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显然，只有考虑到那些在社会中被认为能够达到、驳斥或证实信念的理性方法，即那些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方法，人们才能持有某种信念。因此，除了融贯性以外，信念还需要有证据，这些证据必须是相关的（relevant）、可试验的（testable），以及符合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标准。

对此罗蒂可能会批评道，这只是某种特定的关于合理性的观念。但是斯金纳认为，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评论某些人的信念是不合理的时候，他并不必然是在从一种文化不正当地进入另一种文化，而是试图以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思考方式为根据，判断他们的观念是否融贯，是否有证据等等。因此他讨论的不是唯一的（the）合理性标准，也不是“我”的合理性标准，而是“他们”的合理性标准，这是历史学家所应担负的任务。

因此在斯金纳看来，整个理论的关键是概念相对主义（conceptual relativism）这个命题。他承认，他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相对主义的，他将“持有真的信念”相对化了。他并不否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持有这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以避免第一种方法所造成的文化帝国主义。但是，斯金纳并不认为采取他的立场就必须采取概念相对主义的立场。与斯金纳不同，像罗蒂那样的概念相对主义者关心的是“真理”的本性。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举了伽利略与枢机主教贝拉明（Bellarmine）之间关于日心说与地心说的辩论例子。罗蒂并不认为伽利略是对的、贝拉明是错的，而是认为，贝拉明对日心说的反驳和伽利略对日心说的肯定一样客观，伽利略采用的无非是现代科学的修辞。但是斯金纳表示，他关心的不是伽利略和贝拉明的对错（虽然他认为贝拉明无疑是错的），他的问题是：即使贝拉明的看法是错误的，对“他”而言持有这种信念是否是合理的？斯金纳表明，他想讨论的不是真理，而只是某些人的信念是否合适或符合理性。它们的情况会因信念整体（totality of belief）的不同而不同，而伽利略和贝拉明就有着不同的信念整体。